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在中国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值此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众多地方军阀放下个人恩怨，摒弃前嫌，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为保卫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与日军展开了顽强斗争。

四川的刘湘，长期掌控四川大后方。当全面抗战的号角吹响，他率先表明支持抗战的态度，并且为前线提供大量资金和兵源，为其他军阀树立了榜样。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此前与蒋介石存在政治分歧。但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听从蒋介石的军事指挥，积极投身抗战，为抗战大业出力。

云南的龙云，不仅派出滇军出滇作战，还组织民众抢修滇缅公路，保证了国际援助物资顺利抵达前线，对抗战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山西的阎锡山，领导晋绥军抗战，有效抗击日军，一定程度上延缓日军南下。

湘军唐生智，指挥了南京保卫战。不过在南京保卫战过程中，唐生智指挥存在失误，导致后来战局不利。

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被收编后，积极投入抗战。西北军中涌现出张自忠、佟麟阁等抗日英雄，他们为抗战事业不惜牺牲生命，为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些军阀展现出了深明大义的一面，他们不仅积极出兵，还慷慨解囊，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最终赢得胜利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选择了这条保家卫国的道路。西康的刘文辉，人称“西康王”，在抗战时，他更多地是在权衡个人的得失，未能将兵力投入到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抗争中。同样，新疆的盛世才，号称“新疆王”，同样为了一己私利，没有向抗战前线输送兵力。而且资料显示，在战乱期间，盛世才为巩固自身地位，曾有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这种行径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这些军阀在民族大义面前的不同选择，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人们看到在那个动荡年代，人性与利益抉择的复杂。

盛世才：在抗战中走向历史反面的 “新疆王”

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实际由盛世才控制，他被称为 “新疆王”。盛世才家境并不富裕，但他凭借着智慧和胆识，在外部势力的协助以及一系列行动后，一步步登上了新疆军政大权的宝座。

在其统治新疆期间，得益于苏联的援助，开展了一系列社会革新，并建设了一些基础设施，对新疆的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位手握大权的军阀却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全国人民齐心抗日，可盛世才以新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为由，拒绝向中央政府提供兵力和物资。后来日军占领华北，对西北地区构成威胁，盛世才依旧以新疆防御力量薄弱作借口，拒不出兵，对中央政府的援助请求不闻不问。

事实上，盛世才麾下掌握着一支超过二十万人的精良部队，其兵力在地方军阀中位居前列，完全有能力为内地抗战提供有力的支援。然而，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面前，盛世才因担心失去对新疆的控制权，不愿将部队交给他人指挥。所以，他拒绝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号召，选择保持中立。在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下，盛世才遭到公众谴责，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刘文辉：抗战表现不佳的 “西康王”

民国时期，西康是一个地理位置独特且重要的省份，它连接着四川与西藏，其疆域大致涵盖了现今青海与四川西部的部分地区。刘文辉是掌控这一地区的大军阀。早年，他和侄子刘湘争夺 “四川王” 之位，结果落败，只好退到相对贫瘠的西康地区。

1939年，西康省正式宣告成立，刘文辉被推举为省主席。西康地处偏远山区，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为了维持手下12个团的补给以及地方行政的开支，刘文辉不得不采取自给自足的策略，努力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寻求生存之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作为四川军阀，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川军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国共两党之外重要的抗日力量，在各个抗日战场上都有他们作战的身影。

而与侄子刘湘相比，被称为“西康王”的刘文辉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表现却显得逊色不少。抗战时，他为了保存自身实力，没有出兵抗战，而是把精力都放在巩固西康地区的统治上，甚至有重新争夺 “四川王” 地位的明显意图。后来在舆论压力下，他捐出了50万大洋以支持抗日事业。这一举动虽然表明了他对抗战的某种态度，但与他未能出兵抗战的事实相比，显然显得微不足道。

尽管刘文辉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地方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他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却成为了他一生当中难以回避的负面印记。

盛世才与刘文辉的故事，是抗战时期人性与利益抉择的缩影，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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