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视剧到现实，韩国的霸凌事件多到世界闻名。

不同地域、年龄与场景，无论是在校园的操场、职场的办公室，还是军队的训练营地，都可能留下其肆虐的痕迹。

霸凌行为猖獗的根源在哪？我们应如何应对霸凌？

霸凌绝非某一特定场景的专属现象。

在韩国军队，严苛的等级制度与高强度的训练环境，为霸凌滋生提供了土壤。

影视作品《DP：逃兵追缉令》里，许多士兵因不堪忍受上级的辱骂、体罚与精神折磨，无奈选择逃离军队。这种逃离并非追求自由，而是对霸凌恐惧的无奈逃避。

因为一旦被抓，逃兵不仅会面临牢狱之灾，未来的职业生涯也会蒙上阴影。

与此同时，韩国校园霸凌问题同样严重，众多青少年因霸凌行为，身心遭受巨大创伤，部分受害者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人痛心不已。

韩国校园霸凌现象长期以来屡禁不止，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022年，韩国一名40多岁的父亲，因认定B某（15岁）和C某（14岁）是儿子校园暴力的加害者，在深夜将二人叫到首尔一公寓内殴打，分别打了100多个耳光，多次击打他们的小腿和腹部。

尽管这位父亲的出发点是保护儿子，但他的极端行为也触犯了法律，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2年执行。这一事件只是韩国校园霸凌现状的冰山一角。

据韩国教育部曾在2023年12月发布的调查结果，当年4月10日至5月10日针对全国317万名中小学生展开的线上调查显示，1.9%的受访者是校园霸凌受害者，这一数据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

其中，小学生遭受霸凌的比例尤为突出，有3.9%的小学生声称遭受过校园霸凌，初中生和高中生这一比例分别为1.3%和0.4%。从霸凌类型来看，近37%的校园霸凌受害者曾遭受语言暴力，近17%的受害者曾遭受肢体暴力。

同校同学尤其是同班同学间的霸凌现象严重，48.3%的霸凌者与受害者来自同一个班级，同校同学占比近80%。而实施校园霸凌最常见的原因竟是“恶作剧或无特殊原因”，占比达34.8%。

这些霸凌行为给受害者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部分受害者长期处于恐惧、焦虑之中，学习成绩大幅下滑，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和自杀倾向。

随着线下授课的恢复，肢体暴力受害者同比增加，而网络霸凌受害者有所减少。民众对校园霸凌问题敏感度的提高，使得过往一些不被重视的霸凌行为逐渐被关注，报案率也随之增加。

韩国体育界的霸凌问题同样令人痛心，众多运动员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遭受着来自队内的霸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身心健康。

巴黎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金牌得主安洗莹，就曾长期遭受队内霸凌。

2017年，年仅15岁的安洗莹入选韩国国家队，自此便陷入了霸凌的泥沼。

在队中，她作为年龄最小的队员，不仅要承担为教练、前辈和资历久的队友干杂活的任务，如帮前辈选手修理断掉的羽毛球拍线、打扫房间，甚至还要给一些年长的男选手洗内裤。

安洗莹

同时，她还遭受着语言和肢体暴力。

安洗莹曾透露，从2022年以来，她一直被韩国羽协逼着带伤参加巡回赛和队内选拔赛。

长期的霸凌和不合理安排，让她身心俱疲，在巴黎奥运会夺冠后，安洗莹萌生了退队的想法，并以膝盖和脚踝有伤为由，宣布退出多项国际赛事。

不仅仅是安洗莹，韩国体育界霸凌现象普遍存在。

短道速滑名将安贤洙，曾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为韩国队夺得三块金牌，但却因伤病和韩国队内的派系斗争，受到排挤，一度成为国家队的边缘人。

安贤洙

他的父亲安基元透露，在世锦赛上曾出现队内选手干扰安贤洙的情况，由于“派系”问题，安贤洙受了很多委屈。无奈之下，安贤洙选择远走俄罗斯，代表俄罗斯队参赛，并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夺得3枚金牌和1枚铜牌。

2020年，韩国铁人三项运动员崔淑贤因不堪教练、队内前辈的长期施暴，在釜山宿舍内自杀身亡。这些事件揭示了韩国体育界霸凌问题的严重性，霸凌风气如同顽疾，长期侵蚀着韩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崔淑贤事件

在韩国，教师群体也未能幸免地遭受着霸凌，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和教师的职业幸福感。2023年7月，首尔瑞草区瑞二小学一名23岁的女教师，因一名学生被另一学生用铅笔刮伤，遭到受伤学生家长的投诉、骚扰。

家长不仅多次指责她“没有做教师的资格”，还打了几十通电话辱骂她，责备她“不会管理班级”“根本就没有注意好小孩在校行为”。不堪重负的女教师最终在教室自缢身亡。

2023年韩国教师事件民众抗议

此后，韩国又有多名教师因类似原因自杀。据统计，近6年间，韩国自杀教师多达百人，大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教师被举报“虐童”案件也不断增加，近5年来，此类案件多达1252件。

一些家长过度维权，对教师正常的教育管理行为进行恶意投诉，律师李娜妍表示，教师管教学生时经常被家长举报虐童，教师调解学生摩擦时的呵斥行为，也会被以“语言暴力”的名义举报。

并且根据韩国现行法律，即便教师最终被判无罪，也不能起诉家长诬告，这使得恶意投诉频频上演。韩国多领域频发的霸凌事件，深刻反映出其社会在教育、管理、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解决霸凌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教育引导，营造尊重、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让霸凌现象不再成为韩国社会难以治愈的伤痛。

霸凌事件中，主要涉及霸凌者、受害者、旁观者和保护者四种角色。这一过程中，有三个关键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为什么霸凌者偏偏选中受害者？

“为什么这么多同学就挑你欺负？”当这句质问从教师或家长口中说出时，无疑在受害者受伤的心灵上又狠狠刺了一刀。事实上，霸凌行为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在校园霸凌事件中，有的受害者仅仅因为穿着与众不同，或者成绩优异，便成为霸凌者嫉妒与攻击的对象。霸凌者将自身对现实的不满、对自身脆弱的逃避，通过霸凌行为宣泄到受害者身上。

那些性格怯懦、不善反抗的人，更容易成为霸凌者眼中的“软柿子”，成为长期霸凌的目标。

霸凌者与受害者最终命运如何？

在许多案例中，霸凌者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全是成绩差、品行恶劣的学生。

部分霸凌者甚至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由于霸凌行为多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且多数未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霸凌者往往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毕业后，他们若无其事地开启新的生活，仿佛霸凌事件从未发生。相反，受害者则要承受巨大的痛苦。长期的霸凌可能导致受害者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甚至出现自杀倾向。

以韩国校园霸凌为例，一些受害者因不堪忍受霸凌的折磨，选择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当遭遇霸凌时，该如何应对？霸凌行为通常会随着受害者的沉默而变本加厉。

如果选择忍耐，很可能陷入长期被霸凌的困境；若决定反击，就必须在首次遭受霸凌时，以坚定的态度和行动，让霸凌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不可容忍。

在一些校园霸凌案例中，部分受害者通过勇敢反抗，成功制止了霸凌行为的继续发生。保持攻击性气场，不仅能有效减少麻烦，更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策略。

在人际交往中，无论是亲子、恋人还是同事关系，底线往往是在试探中形成的。因此，及时、坚决地拒绝霸凌行为，是防止霸凌升级的关键。

人天生具有攻击性，而这种攻击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深刻影响。

部分家长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教育理念，教导孩子在面对冲突时选择忍让。

这种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反抗能力，使他们在面对霸凌时，往往选择沉默与逃避。

此外，霸凌事件中旁观者和保护者的不作为，也在无形中助长了霸凌行为的蔓延。在许多霸凌现场，旁观者因害怕受到牵连或出于从众心理，选择视而不见。

而本应承担保护责任的教师或家长，有时也因疏忽或缺乏应对经验，未能及时制止霸凌行为。这种不作为，实际上是对霸凌行为的默许，进一步加剧了受害者的痛苦。

霸凌问题的解决，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家庭层面，家长应给予孩子充分的关爱与支持，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勇气。当孩子遭遇霸凌时，家长要及时给予安慰和指导，鼓励他们勇敢面对。

学校应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对霸凌行为的认识，建立健全霸凌预防和处理机制。同时，教师要密切关注学生的行为和心理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霸凌事件。

社会层面，应通过宣传和教育，营造反对霸凌的良好氛围。

媒体应发挥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曝光霸凌事件，引起社会关注，推动问题解决。政府则需加强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霸凌行为的惩处力度，为受害者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霸凌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多个层面采取有效措施，才能消除霸凌现象，为每个人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成长环境。

我们应时刻铭记，每一个生命都应被尊重，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反对霸凌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本来源：林林Eil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