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徐海东领导的红15军团会师。

此时的中央红军长途跋涉，损耗严重，而红15军团的日子过得也不好。

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当时毛主席派后勤部部长杨至成上将去找徐海东借2500块大洋，解决中央红军的吃饭过冬问题，徐海东从自己的家底7000块大洋中拿出5000送给中央，毛主席盛赞“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很多人对这个故事都耳熟能详，但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央红军刚经历了长征，穷是可以理解的，但红15军团已经在陕北经营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也这么穷？只有7000大洋的家底？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陕北太贫瘠了。这里地理条件不好，人口有限，物产不丰，养活百姓都成问题，再想养活军队更成问题。

1936年8月25日，毛主席在给王明的电报中说：

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坐困愁城只有死路一条，必须向外发展才能生存下去，问题在于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北边和西边最先被否定，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地带，形势比陕北还差。

林彪曾主张向南，瓦窑堡会议前他就向中央提出，希望能由他带着一支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中央没有同意。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林彪再次致信中央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南下的方案为什么不被认可？

第一，眼下红军的力量本来就弱，再分兵去陕南并不明智。第二，陕南是更富裕，但它靠近西安，更利于蒋介石部队的围剿。

用聂荣臻的话说就是：不要看不起眼前这几个破窑洞，去了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

南西北三个方向都不通，剩下的就只有东边。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多年，富得流油，找他要钱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从全局来看，进入山西再向东就是河北平津，那里的百姓学生抗日爱国情绪高涨，有革命的基础。

1936年2月，东征战役正式打响，中央有意在山西和华北建立若干根据地，当时的阎军不过8万人，且力量分散，单独对付他肯定没问题。但精打细算的阎锡山很快就选择求助于中央军，不久后汤恩伯带着10个师进入山西。

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领15个师向红军的后方陕北推进，由于主力东征，此时陕北只有4个团以上的力量，为了防止后路被切断，红军于5月初全部撤回防守。

东征战役虽然收获颇丰，但从全局来看，红军还停留在贫瘠的陕北，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而随着其余两大主力红军的到来，这一情况还将更加严重。

东征战役结束4个月后，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完成了北上，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但胜利会师有喜也有忧。

忧的是贫瘠的陕北养活中央红军已经很费力了，现在又来了两支大军。更严峻的是，二、四方面军一路北上，屁股后面就是尾随而来的国民党追兵，根据地不断被压缩，生存条件日益恶化。

从前红军未能集中时，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但眼下三大主力聚集在一起，反而给了蒋介石一网打尽的最佳时机。

喜的是红军三大主力终于攥成了一个拳头，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雄峙西北的态势。加上此时红军已经与张学良、杨虎城、高桂滋等建立了沟通渠道，只要掌握更大的主动，组建西北联合政府完全可能实现。

有人会问：此时红军总数加起来也就8万左右，仅凭这些就能雄踞西北吗？只靠眼前这8万红军当然不行，但有了苏联的支援就不一样了。

早在20年代初，孙中山就向苏俄提出了通过乌鲁木齐或乌兰巴托获得苏俄军事援助的计划。

1925年，为了对付仇视苏俄的张作霖，苏俄曾大量支援冯玉祥及其西北军。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宁汉分裂，苏联顾问鲍罗廷曾明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一路往北打，争取占领张家口等地，取得苏联援助后，再回头对付蒋介石。

由此看来，只要能获得苏联的援助，雄踞西北完全不成问题。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西南地区时，得知苏联已经通过援助盛世才，在新疆建立了影响力。所以在中央红军与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前，中央就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这一设想的背后，包含着打通苏联的战略意图。

两河口会议正式确立了北上的方针，但张国焘百般拖延，一来担心在北上途中遇到中央军，二来则怀疑这一计划有没有得到苏联的同意。

不久后张闻天在沙窝会议上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重申北上的必要性，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重要意义。

主席也在发言中表示：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的意义……

张国焘等人则“倔强地”认为，不管苏联援助不援助我们，我们都应该把责任放到自己身上。张国焘认为：

“若从外蒙取得与苏联联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诚为罪恶行为”。

不久后，他公然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公然制造分裂。

中央不得已密令中央红军主力连夜北上。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讨论未来的行军方向。由于张国焘执意南下，原定的在川甘陕三省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无法达成。主席建议一路向北，用游击战的形式打到苏蒙边境去。

主席再次强调了“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指导和帮助”的重要性，并指出

“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我们是可以求人的……”

此时的红军已经非常困顿，全部兵力不过4000多人，要完成北上苏蒙边境的任务，必定会面临种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和危险。

就在此时，一张《大公报》让中央了解到在陕北还有一块苏区可以落脚，打到苏蒙的计划很快被放弃，中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杀到陕北，和徐海东的部队会合。

如果说从前仅靠红一方面军还无法实现打通苏联的目的的话，眼下三大主力会师，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有把握了。

中央随即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打算全军渡过黄河，打通苏联并联络地方实力派，形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

但就在宁夏战役计划出炉后不久，另外一场巨大的危机又降临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参加完共产国际七大的林育英长途跋涉从苏联回国，他带回了斯大林的建议：红军可以经宁夏靠近外蒙，获得苏联援助。

当初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北上计划，声称中央北上取得苏联援助的计划行不通，还将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制造借口。

但林育英带回来的消息打了他的脸，加上四方面军此时在西南损兵折将，朱徳刘伯承等同志积极抗争，张国焘最后同意率部北上。

三大主力会合后，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作战计划：即以一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边区，两个方面军趁着黄河水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随后打通苏联。

但张国焘拖延犹豫，还不小心遗失了通庄静会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迅速调集兵力堵截围歼，红军不得已提前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渡河的先头部队为四方面军30军、9军，他们较为顺利地抵达河西，但由于胡宗南在河东步步紧逼，前锋很快抵近至拉打池，负责看守渡船的红五军只能被迫西渡。这三个渡过黄河的军就是著名的“西路军”。

而由于渡口失守，渡河任务被迫中止，此时的红军被黄河一分为二，不仅宁夏战役的计划无法完成，还都面临着被国民党部队围歼的生死考验。

再加上冬天即将到来，刚刚北上的二四方面军的吃饭过冬问题都无从解决，张闻天为此致电共产国际紧急寄钱支援：

“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从这个措辞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红军身处怎样的困难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很快制定了“第二次长征”的计划，大致方案为：

首先突破国民党的包围圈，再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用一年的时间在外线绕一个大圈子，具体路线要具体判断，但最后还是要重返西北，背靠苏联。

11月15日，中央正式决定红军准备南下，开展一次新的长征。这个消息通报给张学良后，张学良极力劝说红军留下，以一种许诺的口气说：再熬一两个月，西北局势定有变化。

中央因此推迟了新长征计划的执行，命令李富春和李维汉等人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等待张学良所说的局势变化。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二次合作，让红军在西北站稳了脚跟，南下或东出进行外线作战的计划自然取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次长征并不意味着红军必然遭遇灭顶之灾，但无疑会遭遇一系列的损失和难以想象的意外，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避免了这些损失和意外，还推动了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让红军不战而获得了最好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张学良是民族功臣毫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