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安排陈伯达随行。有一次，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时，毛泽东提到蒋介石，斯大林突然目光转向陈伯达，对他说：“噢，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显然，这是斯大林送给陈伯达的一个点赞。

陈伯达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懂俄语，一听到斯大林说的话，不等翻译翻译，马上就笑了。

斯大林接着说：“你的书里讲的宋美龄和小罗斯福的故事，非常有趣。”

斯大林立即开始讲这段有趣的故事。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小罗斯福曾奉命参加老罗斯福接待宋美龄的宴会，其间宋美龄看到小罗斯福一个人呆着，就走过去，把他带到两张并排的椅子上坐下，并和他交谈了半小时之久。据小罗在回忆文章中描述，此时的宋美龄生动地、风趣地、热切地讲着话，把身体靠向小罗，眼睛凝视着小罗，表示同意小罗的每一句话，还把手轻轻放在了小罗的膝盖上。小罗据此认为宋美龄“始终以一种征服男人的魅惑力以及假装出对对方谈话感兴趣的样子来对付人们，尤其是男人。”

斯大林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段故事，显然是把毛泽东晾在了一边。斯大林甚至拿起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呢，他举起酒杯，回应了斯大林的话：“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那天晚上，得到了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表扬的陈伯达，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深夜，他接到了毛泽东的通知：

“下一次会谈，你不要参加了。”

这件事情虽然不是大事，但也称得上是一个“事故”，值得外交工作者认真检讨总结。

说实在的，斯大林感兴趣的是宋美龄在社交场合的暧昧表现，显得颇有些低级趣味。宾主双方不应当把领导人的这种低级趣味引发出来，但他自己硬要讲也没办法。

而陈伯达受宠若惊、忘乎所以，完全不顾及毛泽东的存在，既失态，又失礼，毫无政治家、外交家应有的姿态和反应，被毛主席赶出会谈完全是罪有应得。

如果陈伯达有一点智慧，他应该有别的表现。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讲，他的正确选择是：

第一，在斯大林说了第一句话“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这句话后，应当回答：“哦，那是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写出来的，也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之后发表的。”这本来也是客观事实。

第二，如果斯大林还要讲宋美龄的故事，那么可以跟斯大林幽默一下：“斯大林同志讲得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宋美龄的手好像放在您的膝盖上了！”这样开个玩笑也不至于惹他不高兴，而一定会引发哄堂大笑的。

第三，如果斯大林还要来敬酒，在他讲了“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之后，陈伯达应该回应：“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是毛泽东同志，我是他的学生。”

这样的话，或许他晚上还保持兴奋状态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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