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十年动乱期间是主要人物之一。

1977年，十年动乱刚结束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点起了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

【胡耀邦和王富长的“第一把火”】

1977年初，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中央党校打算恢复。

中央也批准了这件事，还决定让华国锋当校长。

华国锋得考虑让谁来当这个副校长呢，毕竟党校的工作得由副校长来主持。

想来想去，华国锋想到了一个人。

胡耀邦当时在家呢，啥事儿都没干。

华国锋想请胡耀邦当副校长，就亲自上门去，把他请了出来。

一开始胡耀邦是有顾虑的，没答应华国锋。可华国锋来了两回，接着劝他，胡耀邦就答应了。

当年3月，中央正式决定恢复中央党校，由胡耀邦担任常务副校长。

胡耀邦一得到任职，就风风火火地准备开展工作了。

当时他就带了一个秘书跟着自己，啥人都没通知，悄没声儿地就住进党校宿舍开始工作了。

胡耀邦刚当上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时候，中央党校各种秩序都还没恢复呢，全校的运转也没步入正轨，乱得很。

十年动乱的时候，全国的党校都不再招收学员了，整个党校系统都遭到了破坏，中央党校也没能幸免。

后来全国到处都大办五七干校，时间一长，党校和五七干校就变得混乱起来了。

不只是学员，就连领导班子都有交叉存在的状况。

胡耀邦刚到中央党校的时候，中央党校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胡耀邦接手的，可以说是个烂摊子。

胡耀邦刚到中央党校的时候，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的时候，得从党校里挑一个品质不错、文字能力也好的干部到自己身边工作。结果呢，胡耀邦连着提了好几个人，都让党校里站在“反”这边的旧领导班子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否了。

连秘书都解决不了，能想象到胡耀邦那时在党校工作面临的阻力得有多大。

但面对这些情况，胡耀邦一点都没退缩，他用了很巧妙的办法，给自己弄来一个秘书。

那就是让老干部也加入到讨论当中，这样一来，他们就得少数服从多数，没法再阻拦胡耀邦了。

但胡耀邦也通过这件事发现，要是对部队党校的现状加以改革，那后面的工作肯定就没法开展下去了。

党校在体制、教员、学员和教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迫切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为此，胡耀邦还明确指出，不管是中央党校以前的领导，还是现在的领导。

不管是在台上的，还是在台下的，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只要对他们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评判评判。

就这样，揭批运动不断深入，1975年就已经去世的极左派康生被揭露出来了。

1977年9月3日，中央党校举行了“整风会议”。

在会议当中，老干部王富长起身发言了。

王富长讲话时揭露了康生和曹轶欧存在的问题。

王富长揭发康生，胡耀邦特别重视。在当时，王富长的发言如同石破天惊一般，就像往本就不平静的水面又投下一枚重磅炸弹。

不过胡耀邦这人挺慎重的。他特别鼓励同志们站出来指出问题，可他也说了，得遵守几条原则。

首先肯定得实事求是。不能颠倒黑白，不能说假话，更不能污蔑别人，要有事实依据，得讲道理。

其次呢，只能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这是党员的权力，不容侵犯、不容剥夺。

第三呢，提了意见之后该咋落实，得向副主席反映，让华主席和党中央去决定。

到了12月的时候，中央党校16楼的走廊那儿就有了两份关于康生的小字报。打这以后，揭发康生问题的就越来越多了。

在党校的会议里，王富长勇敢地发言，这就像是点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

于是，胡耀邦就把所有材料整理好，上报给了中央。

另外，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搞了一种理论座谈活动，就是鼓动大家去研究理论方面的问题，定期开理论座谈会，有准备地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座谈讨论。

7月12日，中央党校召开了首次理论座谈会，主题是怎样做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辅导工作，由胡耀邦来主持。

《理论动态》发表了不少文章，目的是打破禁锢，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还有一些文章比较早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像第13期的《群众路线也是我党理论工作的根本路线》、第26期的《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第31期的《文风与认识路线》这些文章都是。

第60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更是吹响了全国性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进军号。

《理论动态》越来越被人们看重了，影响力也在不断变大。

他讲：“《理论动态》得接着往前走，可不能往后退，得提高不能降低呀。大伙都要当思想战线的前卫战士，每天拿这个要求来给自己打气。”

他还严肃地跟大家讲：“我要换个地方闹革命了，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很多人老是想依附别人，比如依附自己的领导、熟人、老朋友、首长、老同事。我可不这样。别轻易就去依附谁，也别轻易就跟谁绑在一起。毛主席有句话说得特深刻：跟着正确的走，跟着科学走。依附人民，说到底还是人民的事儿，还是人心的事儿。”

他让大家多多留意实际情况，思想动态。

他还嘱咐大家，写文章的时候得注意反对假、大、空、长这种文风。

写文章最基本的方法，得从个别发展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实际出发再到理论升华，而不该从抽象走向抽象、从概念跳到概念、在理论里打转转。

胡耀邦不论到哪儿，都是踏踏实实地为国家、为百姓着想。

【为国为民的胡耀邦】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胡耀邦积极开拓进取，不畏艰难险阻，实事求是地推动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打响了揭露康生问题的“第一枪”。

他做的那些事儿，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都有着浓重的一笔，值得现在的党员领导干部好好去学习、深刻去领会并且切实去践行。

胡耀邦于1915年11月20日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出生。

1929年12月，受亲人革命行动的影响，胡耀邦投身革命斗争，成了浏阳第八区四十三乡（现在的中和镇）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总团长。

从这以后，胡耀邦就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因为胡耀邦年纪虽小但志向远大，性格开朗又活泼，充满朝气，还能吃苦耐劳。

那时候，胡耀邦靠着实干的态度，在党的革命事业里播下火种，汇聚力量，这让中央领导对他赞赏有加。

后来啊，胡耀邦不管是在主政川北、陕西的时候，还是在中科院、中央党校就职的时候，甚至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段时期，他都能深入到实际工作里去，迎着困难上，很快就把工作局面打开了。

在革命时期展现出的智慧与勇气，使得胡耀邦迅速步入执政一线。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胡耀邦就开始负责地方上的工作了，他一直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这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1962年年初开完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就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5月的时候，中央书记处打算从中央机关选一批领导干部带职位下放到地方去。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积极主动要求到地方工作，为的是研究基层的实际状况。

中央批准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处的书记，同时担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

同一年的11月，胡耀邦到了湘潭。

那时候，湘潭地区有10个县，北面是临湘、湘阴、岳阳、平江、湘潭这几个县，南面有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酃县。

胡耀邦在湘潭地委第二书记华国锋等人陪着的时候，下到田间地头，走进群众家里，关心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也关心人民的生活水平。

胡耀邦在地委和其他同志一起，先充分做了调查研究，然后制定了好多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他们积极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发展多种经营（主要是粮食生产），还把自留地政策给落实了。

特别是“把粮食征购任务固定下来，而且三年不变”这一政策措施，很好地消除了农民担心多产就多征购的顾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63年2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个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城市里的“五反”运动以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个问题。

按照会议的意思，胡耀邦想到，既然是叫教育，那就应该着眼于帮助教育。

于是呢，他就跟地委的其他同志商量了一下，打算先在浏阳县搞个试点，弄个“四查四帮”，等试点完事儿了，再往各个所属的县去推广。

湘潭地区社教运动的重点在“四查四帮”里的“帮”字上，所以这个运动就像和风细雨一样开展得挺顺利的。它既化解了当时农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胡耀邦是浏阳的，14岁开始参加革命，之后就一直没机会回老家。

一直到1963年春节那会儿，他去浏阳县文家市镇考察，才顺便回了一次老家。

那时候，他哥哥胡耀福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胡耀邦就给了哥嫂十块钱，还说道：“我如今是地委书记呢，得管着十多个县好几百万人的事儿。家里要是有难处，就得自己想法子解决。真要是特别困难，可以去找当地政府，可别老给政府添太多麻烦。”

能看出来，胡耀邦对亲戚朋友要求很严，分得清公和私。

1964年11月的时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张德生病情严重，都快不行了。中央就决定让胡耀邦去接替张德生的工作，让胡耀邦当西北局的第三书记，还有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没过多久，胡耀邦就转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了。

胡耀邦到了陕西之后，最先着重研究陕西农业为啥发展不起来的问题。

他讲：“农业不稳，那可不行，老百姓都指着粮食过日子呢，陕西要太平，粮食就得先搞好。”经过调查研究，他知道陕西的征购粮任务特别重，不管是跟南方各省比，还是跟自己的库存量比，这任务量都不轻。

同年12月下旬，去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胡耀邦跟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说了陕西的难处，请求中央降低陕西的粮食征购量，还希望能拨钱在陕西建几座化肥厂。

后来呢，胡耀邦写了个报告，周恩来在这报告上批了话，让陕西征购粮的指标减少三亿斤，还多给拨了三万吨化肥，并且拨钱去修化肥厂，这对陕西农业以后长远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胡耀邦做的各种事，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很认可、支持。可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有些领导却狠狠批评他，他只能一次次写检讨。

3月18日的时候，胡耀邦因为压力太大，想的事情太多，突然就得了脑蛛网膜炎。他在医院治了两个月，病情刚有点好转，那些人就又开始批判他了。

6月20日，叶剑英到陕西检查军事工作。在他的帮助下，胡耀邦以回北京治病作借口，向西北局请假，离开陕西回北京了。

胡耀邦1964年11月底到了陕西，在陕西主政一共200天。这200天里，大概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处于被批斗的艰难境地。

那时候，极“左”路线的错误以及农村极度的贫困状况，都让他有了深刻的感受。

胡耀邦在十年动乱结束后，率先扛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旗，这和他在陕西的经历有着深刻的关联。

可以讲，不管胡耀邦去到何处，他坚持真理和忠诚于党的态度从未改变。就因为有这样的原则，1977年的时候他才会重视王富长的发言，从而妥善地解决了康生的问题。

《谁打响针对康生的第一“枪”》

《康生的问题是怎么被揭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