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3日,北京第六医院传来了一则沉痛的消息:原北京市美术公司画师王国栋病逝,享年88岁。
说到王国栋,可能人们对这个名字感到很陌生,但他的代表作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第八版毛主席像便是出自王国栋之手。
王国栋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先河,在他之前的几版毛主席像都是由画家带着助手共同完成,从他开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便全程由一人完成。
国学漫画大师蔡志忠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事,把他做到极致,就是人生中最大的成功。”
《尚书》中也有“惟精惟一”的说法,王国栋就是这样的人,晚年时他经常对别人说:“我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王国栋的人生,你会发现他的伟大绝不仅仅是完成了一幅旷世神作。
毛主席最满意的一版画像如果你去北京旅游,首要打卡地点一定是天安门,位于天安门中央的毛主席像在红色墙壁的衬托下显得无比庄严,其实这是第八版毛主席画像,并且沿用至今。
人们或许都以为开国大典时使用的毛主席像是第一版,其实并非如此。毛主席像第一次挂上天安门城楼是2月12日,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这一天又恰好是农历正月十五,北平20多万百姓手持红旗,欢迎解放军入城。
为了彰显毛主席对革命的贡献,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他的巨幅画像,只不过当时一同悬挂上天安门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画像。
第一版毛主席画像出于著名画家董希文之手,其实毛主席原本并不打算悬挂自己的画像,毕竟这与他淡泊名利的性格特征不符。
但是,周恩来等人苦口婆心的进行劝说:“悬挂您的画像不仅是对您贡献的肯定,这幅画像也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这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毛主席勉强同意,但却坚持要用抓拍的照片,还说:“为人民服务嘛,就是应该自然一点,太严肃了不接地气,也不贴近人民,我不喜欢。”
最终董希文选择了延安时期毛主席与东北民主联军炮纵司令朱瑞的一张合照,照片上的毛主席面带微笑,显得既和蔼又亲切。
毛主席的第二版画像同样出自董希文之手,当时北平正在举行抗日战争12周年纪念活动,总体来说与第一版没有太大区别。
第三版其实才是开国大典上使用的画像,这一版是由周令钊主笔。这版画像最初下面还有“人民的胜利”五个字,但毛主席觉得有些画蛇添足,于是周令钊连夜进行了修改。
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各大报纸刊登出了毛主席与斯大林的画像,由于之前毛主席的画像头戴八角帽,与斯大林的形象显得不相称,于是中宣部部长胡乔木提出为毛主席更换画像。
第四版画像的主笔是延安著名艺术家辛莽,由于这一版画像是一幅侧脸像,毛主席认为画像中的自己没有正脸看群众,有所不妥,所以该版画像的“生命”只有一天。不过很快辛莽就完成了第五版,也就是国庆一周年庆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版。
1951年,《毛主席选集》准备出版,中央决定重新绘制一版毛主席正面画像,用于封面。于是这个任务落到了张振仕的肩上,第六版画像应运而生。
毛主席的第六版画像一直沿用到了六十年代初。1959年,张振仕本想为毛主席绘制第七版画像,但由于当时张振仕已经年过半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再加上他在美院的教学任务比较繁重。
所以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王国栋、陈永贵、金石三人,其中王国栋负责的工作最多。
虽说三人都是当时的知名画家,但这项工作非比寻常,既要表现毛主席目光的坚毅,又要表现出他对人民的和善,如果不去认真钻研毛主席的性格,绘画技术再好的大师也难以入神。
由于王国栋是半路接手的这一任务,所有工作几乎是从零做起,这也导致第七版画像的创作时间最长,直到1963年国庆节前夕,这版画像才正式竣工。
由于为毛主席绘制画像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王国栋承接了第八版毛主席画像的绘制任务。
其实王国栋在绘制第七版毛主席画像的过程中,细节处理出现了一些瑕疵,比如毛主席只露出了一个耳朵,左眼偏高。
绘制第八版时,有些群众反映第七版的这些瑕疵是对毛主席的不敬,所以王国栋在绘制第八版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1967年,第八版毛主席像问世,这是最令毛主席满意的画像,他亲自圈定,以后在出版、集会等活动中,凡是需要用到自己画像的地方,均采用第八版,所以这版画像被沿用至今。
“一生只做一件事”王国栋晚年经常自我调侃:“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其实要想把一件事做精,并非是件容易的事,由于在绘制第七版毛主席画像时,王国栋便展示出了出色的绘画才能,所以1964年决定更新毛主席画像时,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指定让王国栋来完成这一任务。
考虑到第七版画像存在一些缺陷,王国栋特意委托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郑景康前往中南海,为毛主席拍摄了一张正面双耳的照片,经过陈石林的修整后成为了王国栋的摹本。
毛主席画像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所以王国栋对这件事极其用心。考虑到画像要有一定的庄严性,所以要兼具平、光、亮三个特点,王国栋在绘制的过程中借用了一种叫擦碳法的绘画方式,这种画法在19世纪时刚刚传入中国。
绘制的过程中要十分谨慎,尽量避免画笔或画刷大力度的与画布接触,因为如果力度不均,会导致画布上出现纹路,不仅影响美观,还容易积留雨水,导致画像的腐蚀速度加快。
所以,这幅高6.4米、宽5米的画像更像是一个巨型雕刻品,王国栋手中的画笔就是刻刀,一丝一毫都要精雕细琢。
由于泪囊、面部肌肉、眼睛等部位会影响到毛主席的神态,所以王国栋在绘画这些部位时注意力高度集中。每画十几分钟,他都会跑到对面的广场上去审视,然后再进行修改。天安门金水门到广场的距离有数百米远,王国栋一天要跑无数个来回。
由于前七版毛主席像都是由多个人共同完成的,但这项工作不是工厂里的流水线,人多未必会提高完成速度,反而还会因为对细节方面的不同理解,造成鼠头蛇尾的效果。
所以王国栋在绘制第八版毛主席像之前就已经下定决心,绘画工作全程一个人完成,至于助手,只需要负责一些琐碎的工作。
除了在绘画技术上经济求精,王国栋在“硬件”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由于当时中国已经与苏联关系恶化,西方也一直对中国进行贸易封锁,市场上很难买到性能可靠的颜料。
无奈之下,王国栋只能自己调试颜料,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他终于调制出了能够扛住风吹雨打,依然能够保持原来色泽的颜料。
由于画像的面积过大,没有相应尺寸的画布,只能用几块画布进行拼接。为了不让拼接处影响整体美观,王国栋的足迹踏遍了全国各大纺织厂,最终在哈尔滨亚麻厂找到了合适的画布。
正是因为王国栋精益求精的态度,第八版毛主席画像才能沿用至今。其实王国栋不止为毛主席画过像,还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刘少奇、周恩来等革命导师绘制过画像,只不过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作品掩盖了其他作品的光芒。
不爱经商的富二代一个人只有对一件事无比热爱时,才会全身心的投入其中。纵观古今中外的知名艺术家,只有淡泊名利、远离世俗的人才能拥有异于常人的专注度,才能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
王国栋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931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虽说出生于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但王家可是名副其实的大户人家。
北京的老字号——砂锅居饭庄,就是由王国栋的前辈创建,该饭庄早在乾隆六年就已经初具规模,因独特的口味,广受好评。
与其他纨绔子弟不同,王国栋自幼生活节俭,并且十分有自己的想法。他原本可以子承父业,成为砂锅居饭庄的少掌柜,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王国栋从小就对绘画感兴趣,他的人生目标也很明确,长大后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王国栋的父亲十分开明,无条件的支持儿子的理想,不惜花费重金为其聘请德高望重的老师。
大学毕业之后,王国栋顺利进入了北京美术公司工作,因才能出众,成为了公司的一名骨干。然而,1955年王国栋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当时国家号召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王国栋积极响应,将自己名下的17套房产全部上缴给了国家,甚至都没有为自己留一处房产。
随后,王国栋在北京东城区柏林胡同租了一套十几平米的小屋,屋里冬冷夏热,一家六口人蜗居于此,甚至吃饭都要去院子里。国家也没有亏待王国栋,原本他可以分配到一个三室一厅的四合院,但却被他拒绝。
1978年,王国栋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参加政协会时,他穿着已经掉色的军绿色衬衫,骑着已经生锈的自行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刚刚下班的工人。警卫员一把将其拦下,王国栋急忙掏出了自己的委员证,警卫员这才相信他是政协委员。
为毛主席绘制完第八版画像之后,王国栋的名气日益提升,许多青年才俊登门拜师。王国栋对自己的徒弟非常严格,这不仅体现在绘画上,跟多的是体现在做人上。
国家鼓励知青上山下乡时,王国栋经常带着徒弟们去乡下劳动,让他们体会农民的艰辛。
徒弟在绘画时,王国栋还会教育他们把空白的画布剪下来,用于练习。王国栋的勤俭作风早已让人们忘记,其实他当年也是个富二代。
石京生是王国栋的徒弟之一,他回忆:“去乡下劳动时,我们经常睡大通铺,师傅就睡在我的右边。如今回乡起来,师傅对我们的关爱如在眼前。”
王国栋经常教育徒弟:“一个好的画师并不仅靠手中的照片作画,每一幅画都是一次创作,要用心去创作。”
除了画画之外,王国栋的爱好非常广泛,拉二胡、爬山、踢足球、骑行样样精通。他的心态也非常乐观,经常与徒弟们谈笑风生,王国栋没有中国传统师傅的那总威严,但徒弟们无一不尊敬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国栋已经接近退休,得知徒弟们在密云水库附近绘制广告,他骑行了一百多公里前去与徒弟们见面。
然而,王国栋因为一次意外摔伤了筋骨,因为年事已高,抵抗力有所下降,这次意外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2019年8月23日,王国栋结束了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结语作为一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王国栋把自己的毕生所有都奉献给了国家。曾经他为了毛主席的画像废寝忘食,这也体现了他对国家的忠诚。虽说王国栋已经去世,但他所留下的第八版毛主席画像将会一直沿用下去。
那一代的老艺术家大多如此,对艺术无比热爱,对国家无比忠诚,他们早已把自己的荣誉与国家的荣誉绑定在了一起,这一点值得如今艺术界的后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