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执意要卖掉老宅时，我正在县城医院值夜班。电话是舅妈打来的，说舅舅跪在院子里一整夜了，膝盖都跪出血了。

我赶到老宅时，天还蒙蒙亮。巷子口晾着的咸鱼在风里摇晃，一股腥咸的味道飘过来。老宅的大门开着，门框上的红漆斑驳剥落，露出发黄的木头。院子里，舅舅跪在那棵老桂树下，身边散落着几个空啤酒瓶。

“起来吧，都这把年纪了。”外婆坐在藤椅上，手里攥着一张卖房合同。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是机械地摇着蒲扇，仿佛跪在地上的不是自己的儿子。

舅妈端着一碗醒酒汤，碗边还贴着去年过年时的福字。“你大哥都来劝过了，你就别跪了。”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蹲在舅舅身边，地上的露水浸湿了我的裤脚。舅舅的眼睛红肿，嘴里喃喃着：“这是祖宅啊，怎么能卖呢…”

老宅确实年代久远，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砖缝里长出了青苔。走廊上挂着一个生锈的鸟笼，里面的麻雀早就不知去向。厨房的灶台上还放着半袋发潮的大米，老鼠在里面打了个洞。

外婆突然咳嗽起来，我赶紧递上水杯。那是她用了二十多年的搪瓷杯，杯沿已经磕出了好几个豁口。喝完水，她说：“你们都不知道，这房子留着有什么用？”

正说着，隔壁王婶探头过来。她手里拿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西红柿。“老李家的闺女回来了，听说是查什么拆迁档案。”

这句话像一记惊雷。舅舅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光闪过。

那天下午，我陪舅舅去了拆迁办。档案室里堆满了发黄的文件，空气中弥漫着霉味。一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翻出了一份1985年的文件。

“这片是要建商业广场，”他推了推眼镜，“老宅那块地在核心区域。”

舅舅的手微微发抖。他接过文件，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泛黄的纸上。我凑过去看，那是一份补偿协议，金额后面的零让我倒吸一口冷气。

回去的路上，我才明白外婆为什么执意要卖。巷子口新开的麻将馆传来搓牌的声音，一只花猫从墙头跳下来，踩翻了路边的垃圾桶。舅舅突然说：“你外婆早就知道了吧。”

我点点头。其实半个月前，我就在医院的走廊里遇见过外婆。她穿着那件褪色的碎花棉袄，手里拿着一叠化验单。见到我，她赶紧把化验单藏进袖子里，只说来找老姐妹下棋。

但我知道，那是肝癌晚期的化验单。

老宅前的榕树上，一只布谷鸟叫了起来。舅舅停下脚步，望着那棵树发呆。树下的石桌上放着一盘下到一半的象棋，棋子上落满了灰。那是他小时候和外公下的最后一盘棋，至今没人动过。

“你外婆这些年，把能卖的都卖了。”舅舅摸着石桌说，“就剩这个老宅了。”

我想起厨房里那些空着的药瓶，想起外婆藏在米缸后面的医药费收据。原来她一直在偷偷变卖首饰和古董，为的就是不让子女们知道自己生病的事。

第二天，外婆签了卖房合同。她坐在老位置上，用颤抖的手在合同上按了手印。舅舅站在一旁，眼泪无声地流。

收拾东西时，我在外婆床底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一沓拆迁公告，最早的一张已经泛黄发脆。原来从十年前开始，外婆就在默默收集这些资料。

“这房子，压根就不是卖给那个开发商的。”外婆靠在门框上，望着院子里的桂树，“是卖给你舅舅的。”

我这才注意到，合同上买家的名字是舅舅的。原来外婆早就想好了，要把拆迁款给舅舅。这些年，她一个人承受病痛，就是不想让子女们为她操心。

搬走那天，外婆特意在老宅门口照了张相。照片里，她笑得很温暖。舅舅搀着她，两人的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一个月后，外婆走了。她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舅舅守在病床前，握着她的手，轻声说：“妈，房子我会看好的。”

如今老宅已经拆了，原地要建一座商场。舅舅在那块地方开了家小超市，挂着”富贵超市”的招牌。招牌下面，放着外婆生前最喜欢的那盆兰花。

有时我路过那里，还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桂花香。那是老宅院子里的桂树留下的味道，怎么也散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