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卿曻

编辑|江卿昇

前言

1963年出生的褚健，从天赋异禀的“别人家孩子”到科技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凭借自主研发的工业自动化技术为国家节省了400亿元进口设备费用。

然而2013年，他却因一封匿名举报信被指控贪污科研经费，陷入舆论风暴与法律纠纷，这是一次政策疏漏的牺牲，还是个人失误的代价？

出狱后，他是如何重新掌控中控集团并带领企业实现华丽逆袭的？

从“别人家的孩子”到改革先锋

褚健出生在浙江淳安千岛湖地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出众，被人们称为“别人家的孩子”。

1978年，年仅15岁的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攻读工业自动化专业，在那个年代，15岁的大学生极为罕见，他迅速成为同学们眼中的“天才”。

褚健的求学路没有止步于本科，凭借着对学术的执着，他一路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以优异的表现获得日本公费留学资格，成为中日联合培养的自动化及仪表专业第一人。

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对褚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发现日本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差距。

他暗下决心，要将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带回祖国，回国后，褚健在浙江大学任教，并于1993年创办了浙江大学自动化公司，这是一个挂靠在浙大名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褚健将这个企业命名为“supcon”，意在成为一流的控制技术企业，褚健的研究团队攻坚克难，研发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控制系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这一成就不仅让中控集团声名鹊起，也为国家节省了400亿元设备进口费用，褚健因此获得多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并被誉为“自动化领域的领军人物”。

1997年，浙江大学自动化公司更名为“浙大中控自动化公司”，公司业务持续扩展，成为国内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龙头企业。

事业的成功也让褚健走上了更高的学术与行政舞台，30岁时，他成为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后来升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在2005年成为副校长后，褚健提出了对浙大人事制度的改革，他主张优化教职人员结构，引入年轻人才，希望为学校注入更多活力。

然而他忽视了改革可能引发的争议，因为改革计划可能导致约30%的教职人员被分流，这在校内外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尽管褚健初心是为浙大发展谋求更好未来，但其改革措施的激进和强势让部分人感到不满，矛盾逐渐激化。

2012年，校方陆续收到匿名举报信，指控褚健涉及暗箱操作和经济问题，举报信引起了中央巡视组和教育部监察局的关注，调查组进驻浙江大学展开调查。

调查结果并未发现褚健有违法行为，但他已经成为舆论风暴的焦点，随后的2013年，浙江大学校长职位空缺时，褚健一度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舆论却爆发质疑，认为他“暗箱操作”试图争夺校长职位，最终褚健选择退出候选名单。

在这一年，褚健的另一个荣誉之路也被中断，他已经进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第二轮答辩，这本该是对他学术成就的最高肯定。

就在答辩前11天，命运向他重重挥了一拳，2013年10月19日，正在准备答辩材料的褚健，突然被浙江省检察院的人带走。

他被指控贪污科研经费1.3亿元，这一指控不仅让他永远失去了成为院士的机会，也让他的事业和声誉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褚健的陨落让人惋惜，但这只是他的故事的开始，他是改革的先锋，却也因改革招致非议；他是技术的领跑者，却因信任危机遭遇重创，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信任危机的漩涡

褚健被拘捕的消息，迅速在校内外引发了轩然大波，2013年10月19日，浙江省检察院指控褚健涉嫌贪污科研经费1.3亿元，他被当场带走。

从那一刻起，这位曾被奉为“技术英雄”的科学家陷入了信任危机的漩涡，褚健被扣上的罪名源于中控集团的改制与国有资产评估问题，而这一问题要追溯到十多年前。

上世纪90年代，褚健带领团队在中控自动化的研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让公司逐渐发展为国内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校企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1999年，中控集团与其他浙大校办企业联合成立了“浙大海纳”，计划通过上市解决资金瓶颈。

人才的大量流失和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让产学研模式逐渐走入低谷，为了应对这一困局，2003年，浙大中控脱离浙大海纳，通过股权转让成为一家独立的民营企业。

褚健当时在中控改制中的角色，是引入风投并完成企业脱钩，使中控科技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根据1991年施行的《国有资产评估办法》，超过100万元的国有资产转让必须经过资产评估程序，而中控科技的改制并未完成这一环节。

尽管改制经过了中控集团董事会决议，也有浙大国有资产办公室的书面同意，但这并未满足法律的全部要求。

检方随后以转让价格低于实际价值为依据，认定褚健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法律的复杂性和现实的操作性之间的差距，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检方根据现值推算，认为中控科技在转让时的股权价值远高于当时的交易金额，指出褚健通过改制让国家资产流失。

而褚健的律师团队则强调，这一指控忽略了改制当时的市场背景和政策环境，他们指出，在当时，许多高校企业都未进行资产评估，国家政策本身存在一定模糊性。

此外褚健作为受让方，并非资产的实际管理人，不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褚健本人并不接受这一指控，他坚称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推进实业报国，将校企模式转型为更具竞争力的市场化企业。

法律程序的苛责是否过于忽略了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这一观点成为学术界、法学界和产业界的争论焦点。

舆论和法律却并未因此而向褚健倾斜，检方在案件中采用了“大数据”分析方式，推算出国有资产流失的金额，同时指出褚健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上存在违规操作。

褚健的家人和支持者，包括浙大师生和中控集团员工，纷纷站出来为他发声，在一次公开签名活动中，有800多人在担保书上签名，表示愿意为褚健取保候审。

这一举动在法律面前并无实质性作用，案件在数次延期庭审后，褚健最终选择妥协认罪，以求早日脱身。

与此同时，案件对中控集团的影响逐渐显现，在褚健被拘押期间，公司内部一度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股权频繁变动，两家最有价值的子公司被低价出售，核心技术骨干和管理层大量流失，员工离职率高达20%。

十余年的技术积累几乎毁于一旦，而褚健得知这一切时，深感痛心，有人将这一切归咎于举报信背后的“阴谋”，也有人认为，这是中控自身缺乏完善管理的必然结果。

在家人的劝说和复杂的法律局势下，褚健最终决定认罪，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3个月，涉案金额从最初的1.3亿元调整为238万元。

在法律面前，他选择了承认错误，但内心的遗憾难以抹去，出狱时，他只剩下一身才华与破败的公司。

他是否还有机会重建信任？曾经的技术先锋是否还能回归巅峰？这一切都将是未来的未知数。

涅槃重生

2017年1月，褚健结束了漫长的刑期，从监狱大门走出的那一刻，他的身影显得格外落寞，这位曾经的天才科学家和企业家，经历了三年多的羁押，事业和声誉几乎被摧毁。

留给他的，是一个失去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中控集团，然而，褚健没有沉沦，他选择迎难而上，用行动证明自己和中控的价值。

出狱后，褚健迅速启动了重掌中控集团的计划，他通过法律途径，成功恢复了自己的股东地位，并通过一系列谈判重新获得集团的控制权。

中控的员工队伍在经历动荡后依然存在部分忠诚者，他们选择继续追随这位技术领军人物，褚健深知，要让中控重现辉煌，关键在于恢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信任。

2018年，褚健提出了“工业控制系统安全保护技术应用示范”项目，聚焦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信息安全问题。

这一领域在国内尚属空白，而国外技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褚健的项目立足于自主研发，结合团队多年积累的技术基础，提出了一整套高效的解决方案。

项目提交后，获得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认可，并得到了2758万元的资金支持，这个资助不仅是对技术的肯定，也是对褚健重新投身科研的信任。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褚健全面调整了中控的研发策略，他注重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同时引入更透明的资金管理制度，确保每一笔研发经费都用在实处。

除了企业的经营，褚健个人的声誉也在逐渐恢复，随着技术突破和企业成功上市，他再次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

2020年，中控集团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成功上市，这标志着企业从曾经的低谷重新迈向了巅峰。

上市当天，褚健站在舞台上，目光坚毅，他并没有谈及过往的坎坷，而是用演讲阐述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他提到，中控不仅要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更要承担起推动国内工业技术发展的责任，他强调，科技企业不仅是经济体的一部分，更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

尽管中控的业绩令人瞩目，但围绕褚健的争议并未完全平息，曾经的举报信、庭审过程和中控改制的问题，依然是外界讨论的话题。

对于这些，褚健选择避而不谈，他的精力更多放在企业的未来规划上，致力于技术研发和团队建设，他坚信，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让中控站稳脚跟，也才能让社会重新给予信任。

结语

褚健从技术革新先锋到陷入信任危机，再到涅槃重生，他以自己的经历诠释了技术创新与责任担当的复杂关系。

技术赋予我们向未来迈进的力量，而信任则是维系技术与社会之间纽带的基石。

参考文章

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5月18日《浙大原副校长褚健3年牢狱后再创业 获2758万经费(2)》的报道

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5月7日《30岁成浙大教授:50岁被捕出狱后获2758万中央经费》的报道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文章，不妨点个“关注”吧！小生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