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是我党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位文人，他身上最大的争议点就是他的脾性，从儿时起，他就是一个令周围人不敢招惹的刺头，做事随心所欲，不受任何人的拘束。
后来，甚至就连他日后最为敬佩的毛主席，在初次见面前，他都对毛主席发出的邀请回应道：“不见，我挺忙的，主席也挺忙，我们互不打扰！”
世人常说，文人都是有个性的，但萧军这个性在文人里都是极为少见的了，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呢？毛主席又是怎样让这火爆性格的萧军折服的呢？
一、脾气暴躁的文人萧军
萧军出生于1907年的辽宁，在他才7个月大时，母亲就因为不堪父亲的家暴而吞服鸦片自杀，这使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并时刻面对着一个强硬蛮横的父亲。
这种家庭环境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逐渐养成了他暴躁易怒的性格，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
在那个中国人民饱受欺凌的年代里，萧军立志要当一个锄强扶弱、杀富济贫的侠客，发誓要把当时欺辱中国人的外国殖民者全部赶走。
18岁成年时他彻底与父亲决裂，孤身一人离家出走，闷着头就到了吉林的巴尔虎兵营，当起了一位大头兵，打算有朝一日在战场上亲自对抗侵略者。
然而，那时的兵营氛围黑暗，长官和士兵基本都是满身恶习，毫无军事素养，还动不动就殴打萧军这样的“硬骨头”，说要磨一磨他的锐气，萧军因此对军营生活感到厌恶，在这期间，他便开始寄情于诗歌创作，把自己对世间的不满通过诗歌表达出来。
1928年时，他选择离开军营，用几年攒的军饷又报考了东北讲武堂，进入了炮兵科学习，萧军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在战场上是杀敌的好手，但在军事学院里这个性格却让他惹了大祸。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萧军队伍这边的一位成员因对方队员犯了错误，便去和对方理论了几句，两边谁也不服谁，最终吵了起来，这时负责维持军演纪律的中校队长怒气冲冲的过来，不分对错，直接给闹事的人一人一个大嘴巴。
萧军虽然没挨打，但看不惯队长这么不讲理的做法，加上挨打的队员还是他平日里最好的兄弟，于是他一气之下高抬工兵铲，就从背后朝着队长头上砸过去，还好另一位身边的同学知道萧军的脾气，预感到他要闯祸，连忙从萧军身后抱住了他，铲子这才只是擦着队长披着的斗篷落下，力气大到把队长身后的泥土地都砸出了一个大坑。
队长转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刚才离死亡就差了一步，吓得当场失了魂，接着向讲武堂的校长严厉控诉了这件事，校长听完后也是勃然大怒，以“武力胁迫罪”开除了萧军的学籍。
离开讲武堂后，萧军身无分文，在全国各地四处流浪，期间就搞搞文学创作赚路费，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心系家乡的他回到东北，开始正式进行批判日寇的文学创作工作。
这时的他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伺机刺杀当时日本关东军的司令员，为此，他每日研读《史记》的“刺客列传”，打算效仿古代刺客们的行径。
后来，他发现日本人防守严密，当刺客终究是不切实际的，倒不如自己拉一支队伍，组成一股抗日义勇军，但由于其组织能力不足，基本没人响应他，军队最终也没有组建起来。
眼看这些办法都不行，萧军便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笔杆子上，开始把文字作为弹药，射向了日本侵略者的软肋，在1934年写成了《八月的乡村》这一部著作，书里面感人地描写了东北人民为应对日本侵略者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这本书就连大文学家鲁迅看完后也是赞不绝口，公开发表了对萧军的赞赏，鲁迅一直就是萧军的偶像，他的赞赏让萧军自信心爆满，从此之后性格更加放荡不羁，甚至说有些狂妄了，1938年在面对毛主席的邀请时，他的这一性格便表现了出来。
二、毛主席亲自接见萧军
1938年时，萧军流亡到了山西五台山，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他又一次打算弃文从武，到五台山想拉起一支山地游击队，这一次他清楚了自己的本事，在东北就拉不起人马，在山西估计也难办。
因此，他又到了延安，希望八路军能给他支援一支队伍打鬼子，但同时他身上也有一种文人的傲骨，不想主动去见延安的高官，而是盼着有人能主动来拜访他，就这样在延安的招待所一连住了好几天。
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很缺人才，毛主席听说大文人萧军来了延安自然很是高兴，便派秘书去邀请他见面，萧军发现原来毛主席都听说过自己的名字，心中为此更加十分自豪了，他高兴地问秘书毛主席想让他做什么工作。
秘书答：“像您这种大文人，主席自然是安排文艺工作了。”
萧军一听倔脾气上来了，“我不想搞文艺，我想去五台山打游击，你去告诉毛主席，我最近挺忙的，我知道主席公务肯定也不少，我们就不互相见面打扰了，你走吧。”
秘书第一次见到萧军脾气这么怪的人，顿时瞠目结舌，回去后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毛主席听完后，呵呵一笑道：“这萧军原来是这么个性子哦，不打紧，我有办法招揽他。”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亲自登门拜访，并让招待所做了一桌好菜宴请萧军，萧军虽然狂妄，但毛主席的亲自登门还是让他感到了受宠若惊，想到自己昨天说的糊涂话，一时之间竟不知道怎么和主席先开口。
“萧军同志啊，听说你当过兵？你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主席先打破沉默，和蔼的话语让萧军松了一口气，缓解了他紧张的情绪，他将自己先从军后从文的经历说了毛主席听。
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想不到你我之间的成长经历还挺相似的哩。”
“主席，您也当过兵？”萧军不解地询问道，“哈哈，我年轻时候也当过半年的大头兵，后来念师范学校，也就由武从了文。”
相同的经历一下子拉近了二人的距离，毛主席与萧军开始聊起了旧社会军队的腐朽，接着延伸到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聊着聊着，毛主席感叹道：“在万恶的旧社会，能做什么职业实在不是个人能决定的，我念的是师范学校，本想做个普通的教员平凡一生，但先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后又来了日本人欺负中国人，他们都逼得我不得不上“梁山”啊。”
对这一番话，萧军很是感动，直观地感受到了毛主席的伟大，他也是聪明人，知道毛主席是在用自身的例子来劝他去做文艺工作。
是啊，在现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刻，自己怎么能只由着性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连毛主席都舍弃了自己爱干的职业投身于革命事业，自己怎么就不能去干文艺工作呢？
想通了的萧军终于答应了毛主席，去往延安从事了文艺工作，后来他回忆与毛主席的第一次相见时，曾说：“那时我无礼，毛主席却礼贤下士，平易可亲，和毛主席的胸怀相比，我的傲气就显得太渺小了。”
三、萧军帮毛主席整顿延安文风
在加入延安文人的队伍后，萧军起初很享受西北“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环境，他认为这里的环境与自己豪迈的性格很配，他把自己比喻为一匹“野马”，不受任何拘束，每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自在。
他自诩为文学天才，经常对延安其他文人的文章评头论足，还说要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足以影响世界的文章，当时的延安文人队伍人数少，但是质量高，有丁玲、艾青、萧红等一众文笔功力深厚的大文学家，这些人都不比萧军差到哪去，萧军自傲的性格因此便不被一些文人喜爱。
感受到自己受排挤后，萧军很不高兴，收拾包袱就要走人，毛主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一次找到他，说：“你如果心里面对延安有什么意见，那就讲出来，讲出来不就好了吗？”
萧军心里面藏不住话，直言不讳地说了一些他认为延安文学存在的问题，这是他与延安其他文人发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主席，我这人从小没上过几天学，文笔是没有一些同志华丽，但是我不会写风花雪月这样没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文学创造首先重要的是要找对方向，我们的文学应该为革命服务。”
毛主席点了点头，“我听明白了，你感觉现在延安的文学创作方向不明确，很多文人言之无物，是不是？”
“是啊！主席，你别拦我了，我还是想去前线直接杀小鬼子，我用笔墨骂了这么多年鬼子了，还是感觉不如直接上阵杀敌更痛快。”
毛主席十分了解萧军的脾气，眼看他又要吵着嚷着要上前线，知道他是又在气头上了，主席继续耐心劝阻萧军，开导他，并对他这几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听完毛主席的话后，萧军顿时感觉心情舒坦多了。
冷静下来的萧军问毛主席：“主席，咱们党到底有没有文艺政策啊？”
毛主席有些无奈地回答：“哪有什么文艺政策呢？现在就是忙着打仗，种小米，哪还顾得上文艺政策呐！”
“我还是认为，党应该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各个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才会加强文学意义上的团结，革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
毛主席思考了一阵，采纳了萧军的建议，在不久召开了一场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议上，萧军等一众作家都到场发表了意见，毛主席时不时地发表诙谐幽默的话语，这使得萧军与延安文人间原先剑拔弩张的气氛也因此慢慢欢快了起来。
会议最后，毛主席作出总结，认为延安文艺工作者最需要重视的地方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场的萧军被毛主席高度的理性思考能力所折服，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意气用事是不对的，只有像毛主席一样乐观且理性地分析问题，才能最终解决难题。
结语
萧军的性格确实比较特殊，与我党大部分同志的心性不同，但他对文学的热爱还有想上战场杀敌的爱国情怀确实是真的。
在后来，毛主席还打算安排萧军当官，萧军却回答：“主席，我这个人就是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束缚，我连自己都管不了，又怎么当官管别人？”
萧军也确实如这句话所说，一辈子都没当过什么大官，只搞文学创作，甚至在1988年病逝前还在坚持创作，由此可以说，他确实是一个性格有些问题的文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位纯粹的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