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全国启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次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跟进，着手进行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
登记首日人数超1500。至第五日，登记人数增至4200余，当中不乏原西北行辕少将参谋长及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等要员。
然而，在众人之中，也有少数人心存顾虑，选择观望态度，鲍君甫便是这少数人之一。
1951年，南京政府获知举报，称某地一卖茶老者实为前国民党大特务，曾实施多起伤害共产党人的行为。
这位负责摆放茶水的老者，正是鲍君甫。
公安部门查明鲍君甫曾任“反省”院及国民党政府“感化”院院长职务后，依法将其逮捕，并迅速将其移送至法院处理。
法院领导审批后，决定对鲍君甫施以重刑。宣判前夕，鲍君甫高呼冤枉，声称自己非国民党特务，曾为党立功，并指出陈赓能为其作证。
法官闻鲍君甫言其识陈赓，为谨慎计，即书函求陈赓核实。1951年7月，市法院两次致函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陈赓，欲确认鲍君甫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
陈赓当时身在朝鲜战场，信件三个月后才得到回复。1951年11月24日，他给鞠华院长亲笔回信，信中内容具体为：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在您的领导下，法院工作有序开展。我们致力于维护法律尊严，确保司法公正，保障人民权益，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
鲍君甫的供词真实性方面，据我了解，他自1927年起与我党有联系，1931年前曾与我合作，对党贡献显著。我被捕时，他同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
鲍君甫有哪些不凡的经历，以及他与陈赓之间有何独特交往？
【鲍君甫和周恩来密谈，改变人生轨迹】
鲍君甫，本名杨登瀛，又名刘君珊。1893年，他生于广东中山县。自幼赴日留学，中学就读于东京，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他擅长日语，社交广泛，拥有众多日本友人，与日本商人也有联系，曾在日本洋行任职，与几家日本通讯社关系密切，是个地道的“日本通”。
鲍君甫在日本留学时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归国。在“五卅运动”期间，他频繁访问上海总工会，结识了共产党员，并参与了国民党左派的相关活动。
在此期间，鲍君甫于上海总工会邂逅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为广东籍，两人迅速熟络，建立了十分紧密的关系。
随后，杨剑虹返回上海，常去鲍君甫家拜访。经杨剑虹介绍，鲍君甫得以认识国民党高层如张道藩、陈立夫等人。
每当张道藩、陈立夫等人抵沪，无论公私，鲍君甫皆热情款待，关怀备至。因此，他在黑白两道及繁华的上海滩都颇受欢迎，人脉甚广。
1926年，鲍君甫与国民党前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局长陈养山相识。陈常访鲍家学日文，并赠其《向导》《语丝》《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不久，陈将鲍引荐给中共上海某区支部书记敖景象。
鲍君甫参会数次，结识了陈望道、李季、赵子昂、沈雁冰等党员。1951年，他在法院申辩时坚称自己是党员，并称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入党。
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由蒋介石发动，鲍君甫对此深感不满并遭逮捕。数月后，经国民党高层蔡元培协助，他获释并在上海隐居。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因党内纷争离职。1928年10月，他重返政坛，出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随后又成为了国民政府主席。
为强化独裁，蒋介石指令亲信陈立夫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该机构即为“中统”的前身。
陈立夫履职后，即委任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彼时，国民党中央特务工作经验匮乏，择人负责颇为棘手。杨剑虹频向鲍君甫求助，二人关系密切，交流甚密。
不久，鲍君甫向陈养山透露了杨剑虹两次邀请他参与反共及反蒋活动的详情。鉴于鲍君甫的真诚与正义感，陈养山向陈赓汇报了此情报，并提出与杨剑虹建立秘密特情联系的建议。
陈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他细致调查了鲍君甫的背景并向周恩来汇报。彼时，鲍君甫已位居国民党特工高层，被视为难得的人才。
周恩来因特科难以渗透国民党而忧虑，随即决定安排陈赓与鲍君甫建立直接联系，并对鲍君甫实施控制。
1928年5月，陈赓以王庸之名，在霞飞路咖啡馆秘密会见鲍君甫。鲍君甫透露了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解释了自己身为国民党特务的无奈缘由。
陈赓真挚地说，他深知对方的品性与环境，支持其加入杨剑虹的调查科，并盼其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党部建立联系，最好能友好合作于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最终，陈赓询问鲍君甫有何需求。鲍君甫表示，与国民党特务周旋需花费，且担忧被索要共产党情报。陈赓一一回应，大体上满足了他的各项要求。
半个月后，陈赓再次与鲍君甫会面，商讨工作部署，并决定调陈养山至中央特科情报科，同时指派连德生负责与鲍君甫进行联系。
【鲍君甫成为双面间谍】
鲍君甫开始由陈赓直接指挥，成为我党首个打入敌侦探机关的反间谍人员。表面上，他是国民党特派员，实际上，他秘密扮演着红色特工的角色。
于是，敌人在上海的专业反共侦探机构，自成立之初便受陈赓掌控。鲍君甫遵循党的指示，并迎合国民党意愿，拟定了一项“反共”方案。
中央特科指导鲍君甫深入敌探机关，他成功获取了敌人信任。然而，杨剑虹对他仍有疑虑，多次试探以验证其忠诚度。
当然，要应对国民党特务机关，仅凭建立私人感情远远不够，还需时常创造一些显著成绩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在陈赓的领导下，中共特工帮助鲍君甫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设了杨登瀛办事处。该处明为调查科上海办，实为中共联络点，鲍的秘书是中共特工张式沅，化名安娥。
由于调查科的反共职责及搜集中共情报的任务，为了巩固鲍在国民党特工中的地位，采取了相应策略。
经周恩来同意，鲍的中共特工保镖会定期向他传递中共的宣言、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出版物，以及包含真假信息的各类情报。
每当国民党上海市公安、警备司令部或外国租界获知共产党的活动信息，中共特工即迅速反馈更详尽情报给鲍，由其即刻上报至调查科总部。
因此，当上海国民党公安局、警备司令部还在整理共产党秘密活动报告时，鲍君甫已将相关情况汇报送至南京调查科总部及蒋介石案头。
有时，中共特工会在租界故意设置虚假机构，放置几份文件，留下过时情报和接头暗语，让鲍等人去破获，以便他们炫耀和上报功绩。
中共特科人员紧密协作下，鲍君甫迅速成为上海调查科的关键人物，以高效高能成为国民党特工中的佼佼者，赢得了国民党高层的完全信赖。
随后，杨剑虹因贪污曝光及青帮内部争斗选择自杀。尽管鲍君甫由杨举荐，杨的离世并未影响国民党对鲍的信任与重用。
后来，调查科主任依次由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接任。尽管人员多次变动，他们均对鲍君甫刮目相看。1929年12月，徐恩曾成为主任，同样视鲍为支柱，特许其自由支取经费。
鲍君甫凭借“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积极运用现有关系网，广泛渗透进上海军政各界。他与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建立了密切联系。
另外，上海市党部、市政府及宪兵系统中均有其友人或亲信，使他成为消息灵通的关键人物，极大便利了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其“杨登瀛办事处”更成为中共特工的情报枢纽。
蒋介石与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共党组织面临严峻白色恐怖，不得不将活动地点从武汉转移到相对安全的上海租界内，以确保继续开展工作。
部分反蒋团体，例如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设在租界中。后来，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也入驻上海租界，将其视为开展活动的主要场所。
故而，全面掌握租界内政治、军事等动态，并迅速获取情报者，将在斗争中占据主动。陈赓会见鲍君甫时，提议利用其身份，尽快渗透进租界情报机构。
【鲍君甫协助特科工作】
鲍君甫接到任务后，立即行动起来。他多方探听消息，得知谭绍良是公共租界警务处帮办兼探长，且为同乡，便开始在不同场合以多种方式自然地接近谭绍良。
时机降临，谭的两名手下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捕获，谭向鲍君甫求助。鲍君甫瞅准机会，决定借此拉近与谭的关系，便爽快答应了。
当日下午，鲍致电警备司令钱大钧，请求释放被捕人员。次日，谭与鲍会面时得知，那两名肇事者已被送回了巡捕房。
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深表谢意，欲赠谭200大洋予鲍。鲍淡然一笑，道：“兰普逊兄言重了，我等三人情同手足，此等小事不足挂心。”
兰普逊、谭绍良听后对鲍君甫更添敬意，深信不疑。此后，三人关系迅速升温。为深化鲍与租界巡捕房的联系，陈赓让鲍赠予兰普逊多物，鲍因此备受兰普逊青睐，常受邀做客。
鲍因长期在日本生活和学习，被誉为“日本通”，此名声早已传入兰普逊耳中。在兰普逊看来，鲍不仅是权势显赫的国民党高官和消息灵通的特工，更是精通日本的专家。
鲍君甫能自由进出兰普逊家，还推荐他做法租界巡捕房顾问。接着，鲍君甫凭关系助中共特工渗入国民党机关及外国租界巡捕房，构建了全面的特工网络。
1929年8月24日，彭湃与刑士贞等五人在上海西区新闸路家中开军委会议时，遭中央军委秘书白鑫背叛，被捕入狱于上海公安局小北门水县庙拘留所，历经酷刑折磨。
周恩来获悉情况后，当晚立即召集会议，安排营救彭湃行动。陈赓作为情报负责人，接受了任务，并决定启用在国民党驻沪办事处工作的鲍君甫。
鲍君甫与陈赓指出彭湃身份特殊，建议途中营救。周恩来获悉敌人8月28日早将彭湃押往龙华司令部，立刻命令队伍在囚车路上设伏，准备随时抢车救人。
8月28日早，鲍君甫与我党派同志抵达伪公安局，发现彭湃等人已被敌军带走，营救未果。8月30日，彭湃与其他四人在上海龙华遭残忍杀害。
两个月后，鲍君甫多方探知白鑫背叛彭湃的详情，随即迅速向陈赓汇报了所了解的全部情况。
中共中央迁沪后，为打击叛徒，特选汉口迁沪人员及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中的佼佼者，在中央特科组建红队，专司镇压叛徒、保卫党中央之责。
红队成立后，接连重拳出击，镇压了数名叛徒，使他们收敛行径。部分意志不坚、追求虚荣的叛徒，转而采取了更加隐秘的活动方式。
一段时间内，中共内部的叛徒刚与敌特机关联系上，就离奇死于街头。知情者都清楚，这其中有鲍君甫不小的贡献。
【先后营救任弼时和关向应】
1928年10月，任弼时在安徽进行工作巡查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尽管身处困境，他仍坚称自己仅是一名小学教员。
中央特科得知情报，依据任弼时被捕详情及狱中供述，指令鲍君甫执行营救任务。鲍君甫随即前往公共租界，抵达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的住处。
兰普逊与鲍君甫交情深厚，收到情报后，他从卧室迎出：“杨先生，请问有何急事？”说着，他同时做了个手势，示意鲍君甫坐下。
鲍缓缓坐下，故作镇定地说：“兰普逊先生，我有点小事麻烦您。我刚招的情报员，可能因口音被您的巡捕抓了。请您大人有大量，把人还给我。”
他把一个大红包放在兰普逊面前的桌上。兰普逊望向红包，又看向面前这位能力出众的“杨先生”，稍顿后说：“杨先生，这只是小事，小事。”
笑罢，次日，一名被鲍君甫称为新手下的人被送至其办事处。此人实为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
1930年，任弼时出狱后被中共中央派往武汉，任中共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及武汉市委书记。次年4月，他接到调令，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1902年生的关向应，辽宁金县人，1924年留学莫斯科，次年入党，参加“五卅”运动后回国。他曾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央书记，1931年4月被捕入狱。
1930年，他调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任职，并成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初，关向应遭公共租界巡捕房拘捕，家中一箱文件被搜。狱中，他面对严刑拷打，仍坚守信念，未吐露组织机密及个人身份。
但敌人搜走的文件中含有多份绝密资料，若被国民党获取，关向应的生命将危在旦夕，同时也会对中共特工组织带来极大的威胁。
国民党特务机关得知此案后，对搜获的文件表示浓厚兴趣，请求派员清理。兰普逊回应称，此案由租界侦破，仅允许杨登瀛一人参与处理。
此时，鲍收到中央特科的指令，要求营救关向应并取回秘密文件。随即，鲍安排刘鼎以“中共文件鉴定专家”的身份前往巡捕房，对文件进行鉴别。
一周后，鲍对兰普逊说：“兰普逊先生，搜出的那箱全是学术资料，并无重要价值，被捕者不过是个小角色。”我与陈赓同志商议，考虑给予鲍一些援助或其他帮助方式。
1956年3月，南京军区特地安排人员护送鲍至北京，期间，鲍与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人进行了会面。
陈赓仔细了解了鲍的生活状况，并嘱咐国防部给予妥善安排，还在北京协和医院为他装了假牙，定制了皮鞋和料制服。
此后，每逢来南京，陈赓总会前往鲍君甫家中拜访，详细询问他的生活状况，给予关怀。
1969年12月29日，鲍君甫临终前，反复向子女们强调：“我绝非内奸或特务。我的真实身份，周恩来同志是清楚的……”
讲完后，鲍君甫在南京离世，终年76岁。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一切归于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