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帅里，丁盛少将是出了名的“直肠子”，有什么就说什么，毫不忌讳。

这种性格，遇到不好相处的人容易出问题，但如果是宽容的领导，反而会多给机会。比如他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埋怨兵团在搞“山头”，结果，让他意外获得更大的战功！

1949年的衡宝战役，丁盛以一个师直插白崇禧后方，搅动了整条战线的局势，因而立下大功也获得“丁大胆”的称号。

1952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44军、45军合并成一个军，新番号周总理各取一个数字，是为54军。

至于军长人选，军委讨论后决定让丁盛出任，本来还在南昌学习的丁盛立即赶赴广州报到。磨合、整训了几个月后，丁盛率部入朝参战。

此时已进入战争尾声，志愿军司令部准备在金城前线组织一次大反击，打痛敌人、争取更多谈判的筹码。

为了这次攻势，21军、54军、60军、67军、68军都划归到第20兵团麾下，听从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的指挥。

作战部署会议上，杨勇说出了自己的计划：集中部队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配属炮兵、坦克部队等特殊兵种对敌逐个击破。

考虑到21军和54军都是刚刚入朝，就作为第二梯队，已熟悉朝鲜环境的60军、67军、68军承担主动。

当时苏联已经认识到我国是有实力的可靠盟友，苏械大量支援到了前线，且志愿军有了丰富的防空经验，后勤运输非常通畅。

杨勇鼓舞士气时就说了一句豪言：你们只管打，饭够吃，弹药管饱！众人听后基本都兴高采烈，唯有丁盛虎着脸在那不为所动。

身边的干部问他怎么了，丁盛就大声发牢骚，其中有一句“司令员就是在搞华北‘山头‘，重要任务都给华北的老部队，不分给我们。”

大家听后面色各异，仔细一想三个主攻的军还真都是华北部队。杨勇、王平当时都没有说什么，不过王平在会后把丁盛叫到住处，耐心进行思想开导。

王平先肯定了丁盛的积极心态，随后指出丁盛在会上说得不对，不利于团结。丁盛低着头没有说话，但脸上仍是不服。王平见状也不恼，将作战部署的考虑娓娓道来。

华北三个主攻军在朝鲜已战斗很长时间，对地形、气候、敌人情况等方面都摸得很透，打起来能最大程度减少自身伤亡。

21军和54军作为刚调入的部队，贸然冲在第一线，怕给自身造成压力。至于所谓的“山头”，王平也做了解释：

这次是合成军作战，有二野的，有华北的，也有你们四野的，哪里是搞“山头”？再说司令员出自二野，他搞什么“华北山头”？你说我搞，都还有点道理。

丁盛听后连连点头，向王平承认了错误。王平在开导完丁盛后，把这次谈话告知了杨勇，还做出总结政工干部一定要把工作做得细致，这样才能解决指战员们的问题。

没想到杨勇看见王平笃定的样子哈哈大笑，反问一句：你以为真把丁盛的问题解决了啊？你的方向搞错了。

这下轮到王平感觉奇怪了，杨勇解释道：他的确认错了，但只是说“山头”那句话错了。在他的意识里，更多的是抱怨啊，觉得我们分给他的任务太轻，这才是应该解决的。

王平恍然，随后两位首长商议，决定给54军“加码”，让54来承担主攻。这次决定，让54军立下诸多战功。在15天里，54军与敌大小战斗254次，涌现出众多战斗英雄，毙、伤敌7662人。

金城反击战是朝鲜战场最后一次大战，为的是让还想要打下去的李承晚集团能看清形势，包括54军在内的志愿军参战各部，用实力为停战谈判争取到更多筹码！

而对丁盛来说，如果不是那顿牢骚，或许真的出国就是来走个过场，那对他和54军都是遗憾啊。

当然，也不是所有牢骚都能带来益处。和平年代，丁盛还发过一次牢骚，这让他自身的工作更难开展。

1973年末八大军区对调，丁盛从广州军区转到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但是在新的工作岗位，他感到很多不适应。

首先在住房上，许世友在离开南京前特意叮嘱过肖永银要把中山陵八号还给招待所。本来按照规定，军区司令员要是调离，住所都会留给继任者。

许世友的意思，就是希望军区重新给丁盛找房子。这种有点“下马威”之嫌的举动，让丁盛很不舒服。

后来在军区内部，丁盛也感觉多有掣肘，自己提出的一些新规定，下面的人也不执行，仍按老方法在干，面对这种情况，丁盛的嘴自然闲不住了。

不久后，想搞乱局势的人发话：问题在浙江，根子在南京。南京是没有许世友的许世友。

此语分量很重，丁盛在工作中也经常感觉受到许世友的影响，就附和着在一次会议上抱怨：尽管我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但当得窝囊，哪个听我的？司令部更是铁板一块！

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肖永银听后生气地反驳：“司令部铁板一块是什么意思？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敲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嘛…”闹到最后，不欢而散。

既然已经直接对峙，就不存在温情脉脉了，丁盛接下来的几年更感觉多处碰壁，工作很难展开。

所以，发牢骚，要看人、看环境来发，否则绝非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