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国家经济》是『砺石商业评论』的一个核心文章专栏,试图从经济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全球各个核心国家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不同国家经济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国家是马来西亚。
王剑 | 作者砺石商业评论|出品
在东盟十国中,位于马六甲海峡要冲的马来西亚,不仅地理位置重要,更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政治环境,马来西亚一直是东盟经济实力的“优等生”,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在东盟内排名第三。
从英国殖民地到东南亚第三大经济体,马来西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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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历史起源
马来西亚,简称“大马”,官方宗教为伊斯兰教,总人口约3400万,其中马来人占70%,华人占22.7%,印度人占6.6%,其他种族占0.7%。
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和宗教的国家,但马来西亚各民族在语言、饮食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却能和谐相处,国内政治环境十分稳定。
在马来西亚街头,随处可见清真寺、天主教堂、印度教庙宇以及观音庙交织在一起,信徒们进进出出互不干扰,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马来西亚国土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分别由马来半岛南部和加里曼丹岛北部构成,简称“西马”和“东马”,二者最近处距离超过600公里。
其中,拥有“大马”80%的人口的“西马”只占总面积的37.5%;“东马”的面积更大,却人口稀少。
有意思的是,很长时间内,就算马来西亚本国人(“西马”户籍),进入“东马”也必须办理“东马”的国内签证;同样,如果外国人是从“西马”入境,想前往“东马”,必须经“东马”海关再盖一次入境章。
可以说,这种情况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绝无仅有。
马来西亚如此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或许要从马来西亚多民族的历史背景说起。
马来西亚的祖先是早年的马来人,主要居住在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其中,马来群岛(包括今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也是南岛民族(大洋洲和东南亚讲南岛语系的族群)的一个分支。
相较于其他南岛民族,马来人生活的区域较早建立了文明。
大约公元7世纪到13世纪,随着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替影响,马来人在马来半岛及周边地区先后建立了三佛齐、满者伯夷等地区政权。
公元10世纪左右,随着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位于海路要冲的马来半岛逐渐伊斯兰化,并在周边得到广泛传播。
到15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马六甲王国崛起,取代了满者伯夷的地区霸主地位,并影响至今。
马来半岛以东,是面积达74万平方公里的加里曼丹岛(婆罗洲),当时归属于文莱帝国,同样是一个马来人建立的伊斯兰国度。
如今归属“东马”的两个州(沙捞越和沙巴)早年是文莱的领土,但随后各自为政,才有了后来“东马”和“西马”之分。
15世纪,随着当时实力最雄厚的马六甲王国覆灭,马来群岛分裂为亚齐、文莱、柔佛、霹雳、万丹、日惹、吉打、雪兰莪、苏禄和登嘉楼等小国。
国与国之间既有争斗也有合作,谁也不服谁,直到欧洲殖民者到来,才彻底打破当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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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者时期
葡萄牙人因为在东南亚从事贸易活动,发现位于马六甲海峡的马来群岛地区不仅位置险要,更拥有锡矿、胡椒和金矿等等重要资源,十分兴奋。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自此开始了对整个东南亚的贸易垄断。
葡萄牙殖民者为了进一步开发马来群岛的自然资源,有意引入外来移民开发锡矿和金矿及其附属工业,大批阿拉伯人、华人和印度人纷纷移民至此。
1641年,一直垂涎马来半岛资源的荷兰人赶跑了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并在该地区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
荷兰殖民统治期间,通过贸易和种植园来获取利益,逐渐对马来半岛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加速了各类以部落制为基础的苏丹小国瓦解。
殖民者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长时间的是英国。
英国于1824年通过《英荷条约》获得了对马六甲和槟城的控制权,成为马来半岛的主要殖民者。
到18世纪末期,马来亚地区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贸易重镇。
这里必须说明下,马来亚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马来亚(Malaya)是指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地。
马来西亚(Malaysia)是指如今的“马来西亚联邦”,这是个现代的国家概念,通常指代整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半岛和婆罗洲。
英国殖民者来到马来亚后,为压制当地马来人,有意吸纳和鼓励华人移民至此并从事商业活动。
勤奋又精明的华人到来后,很快就掌握了马来半岛的经济命脉,足迹也从商业城镇逐渐扩展到内陆地区,人口也接近当地人口的一半。
随后英国殖民者不断细化东南亚领地的管理架构,并将势力不断向当地的马来邦国渗透。
1896年,英国将4个马来邦国整合成马来联邦;1914年,英国又将另外5个邦国整合成马来属邦,算上英国直接控制的海峡殖民地,“西马”(马来半岛南部)已完全被英国控制。
“东马”名义上也是英国殖民地,却分属英国北婆罗洲特许公司(沙巴)、布鲁克王朝(沙捞越,英国保护国)治理,与马来半岛不在同一殖民框架内。
二战结束,英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将沙巴沙捞越纳入到殖民统治之下,整合成马来亚联邦。
由于受到当时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
随后数年内,马来亚内部围绕沙巴州、砂拉越州及新加坡独立和自治问题争议不断。
1963年,马来半岛十一州、沙巴州、砂拉越州及新加坡宣布组成马来西亚,但两年后,新加坡宣布退出马来西亚。
至此,一个包含“东马”和“西马”的新马来西亚开始出现。
由于英国人曾将整个马来半岛纳入殖民体系,引入了各种制度和文化,时至今日的马来西亚不仅依然是英联邦成员国,更深受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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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独立后的经济起步
不过,合并后的“东马”和“西马”却并不和睦,经常闹矛盾。
独立初期的“东马”沙巴与砂拉越二邦根据合并协议,拥有与大马平起平坐的一级政治实体地位,不仅可以保留地方教育系统,甚至还能从全国石油开采中分到40%的利润,实力雄厚。
但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派驻马来教师与修订石油开采法令,逐渐蚕食“东马”的教育和经济,让“东马”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财政依赖越来越严重,逐渐失去与“西马”的抗衡能力。
随后在马来西亚首相侯赛因·奥恩的强力推动下,马来西亚通过修宪,彻底剥夺了“东马”的政治地位,最终沦为马来亚下属的两个州。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急于发展经济,虽然地处马六甲海峡的要冲,拥有巨大的物流优势,但由于多年殖民统治和内乱,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初级产品出口。
幸好,马来西亚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重要“金主”——日本。
日本在战后在美国扶持下重点布局制造业,从早先的钢铁产业逐渐向汽车工业转型,需要大量的燃油及轮胎等链条产业作为补充。
距离日本不远,又有着丰富油气储备以及橡胶产量的马来西亚自然成为优先选择。
随着与日本之间经贸往来的加强,马来西亚逐步朝着资源出口型国家快速转变,其实就是紧紧抱住日本的“粗腿”发展贸易关系。
日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有意将部分低端制造业向马来西亚流出,使得马来西亚获得大量日本订单同时,却形成了“先天不足”的经济发展格局。
好在日本那时的订单又多又稳定,使得马来西亚经济得到飞速提升。
1972年,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增长幅度超15%,电子工业和汽车零配件等产业成为国内重要经济支柱。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运气也很不错。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暴涨,却让马来西亚喜笑颜开。
在整个东南亚,马来西亚已探明石油储量高达37亿桶,仅次于印尼,而且还是质优价高的轻质原油,可以说是“老天爷赏饭吃”。
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源源不断的日本订单,也让大量外资争相涌入马来西亚,当年GDP增速就高达50%。
整个七十年代,马来西亚GDP平均增速达8.3%,失业率降至6.1%,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佼佼者。
马来西亚政府不仅加速开放外资市场,而且还有意识大量扩大底层马来人就业渠道,实施马来民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旨在实现消除贫困、重组社会的目标,深得国际社会好评。
1981年,马来西亚迎来新的领导人,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主席马哈蒂尔当选总理。
马哈蒂尔被誉为“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工程师”,他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一样,都是务实的经济学派实践者和威权拥护者,同时也对国家发展有着极为成熟的规划。
他上任后,面对“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毫不犹豫地提出“向东看”政策,表示要向日韩等发达国家学习,确立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战略。
1983年,马来西亚国营汽车厂宝腾(Proton)成立,成为了东南亚最先进的整车制造商,更是马来西亚制造业的荣光。
马来西亚也就此从石油、橡胶、锡等资源密集型工业开始转型先进制造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1988年到1997年的十年内,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速超13%,成功转型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成为全球第十三大经济体,并与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并称“亚洲四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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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强人马哈蒂尔
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表上跃居第21位,人均年收入从1986年的183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3627美元,国民富裕程度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和文莱,是泰国的2倍和印尼的5倍。
马来西亚的基础建设也得到了飞速提升,如建设于“西马”的吉隆坡双子塔、布城行政中心、南北大道等,不仅改善了国家形象,更展现出马哈蒂尔政府强大领导力。
值得一提的是,马哈蒂尔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提出马来西亚必须坚持东方价值观,不必盲目崇拜欧美国家,更不应轻易倒向美国或者欧洲的怀抱。
更值得称赞的是,马哈蒂尔政府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果断把控局面,通过对内降利率、减开支、减债务,以及取消林吉特的离岸交易,遏止资本外流等一系列操作,让马来西亚经济迅速回升6.1%。
到1999年,马来西亚的GDP增速再次重返9%,成为亚洲最早走出危机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如果说马来西亚的经济起步是靠“抱日本大腿”,那么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在务实的马哈蒂尔政府领导下,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更多是依靠昔日“分家”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关系极为特殊,可以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虽然新加坡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出去,但新加坡人口中13.3%为马来人,而且国内的淡水与电力供应绝大部分始终依赖从马来西亚进口。
尽管双方在政治和领土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但总体关系较为稳定,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从未中断。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双方贸易往来频繁,新加坡一直是马来西亚除日本之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1990年,新马贸易额只有20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直接增长到60亿美元。
同时,新加坡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投资总额达到了约240亿美元,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房地产等;同时,马来西亚企业也在新加坡投资了约110亿美元,涵盖制造业、金融业和科技等多个领域。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也有着明确分工,比如90年末开始的半导体产业,新加坡出技术,马来西亚出劳动力和生产材料,双方通过这种互利共赢的模式,逐渐成为了世界半导体重要的生产商之一。
近年来,新马两国又在教育科技领域展开合作,如学术交流、共同研发新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更加促进了双方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甚至,马来西亚独立发展后,因为族群矛盾,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给整个独立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马来西亚政府为此推出了“新经济政策”,很大层面是借鉴了新加坡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多民族关系的平衡处理,才真正解决了长久以来的族群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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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区域合作
马哈蒂尔曾在90年代初提出过“东亚经济圈”设想,希望以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组建一个类似欧盟的政经一体化的东亚经合组织。
这不仅彰显了马哈蒂尔作为政治家的远见,也为马来西亚随后在东盟舞台起到关键性作用定下了基调。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是东盟的创始国之一。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创立于1967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前身是一个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三国共同组建的“东南亚联盟”。
这个联盟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东盟”是完全意义不同的组织,说白了,“东南亚联盟”成立目的是通过合作防范和打击各自境内的共产党势力。
1963年,因为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关系紧张,该组织活动基本中止。
随后数年内,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及泰国一直希望恢复这个组织,并邀请印尼加盟。
但印尼那时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和创始国,加入这么一个跟自己的不结盟运动宗旨相抵触的联盟,显然不合时宜,所以遭到印尼总统苏哈托拒绝。
不过,印尼军方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并希望能由印尼主导这个地区组织。苏哈托是在军方支持下上台的,所以对军方意见不能不重视。
因此,印尼随后与马来西亚等四国经过商讨,最终在1967年8月通过发布《曼谷宣言》方式,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也就是如今我们熟悉的“东盟”。
印尼加入后,由于无论经济、面积还是人口都算是大国,便成为了东盟无可争议的“盟主”。苏哈托也因为维护东盟和本地区的利益仗义执言,赢得了东盟各成员国的拥护。
苏哈托之后,虽然包括马哈蒂尔在内的政治家都很想让自己国家成为新“盟主”,但因东盟内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未能如愿。
正是自苏哈托之后,因东盟内部意见不一,始终没能有令人信服的“盟主”人选,东盟便形成了集体领导和决议的制度,并持续至今。
没能让马来西亚当上“盟主”的马哈蒂尔很不甘心,开始悄悄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因此,东盟成立之初,东盟国家均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唯独马来西亚在1974年成为首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自此开始,马来西亚在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扮演重要角色。1991年,马来西亚邀请中方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正式开启了中国和东盟对话进程,也让中马关系进一步密切。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东盟不仅是彼此政治利益的合作者,更是无法或缺的重要市场,整个东盟10国市场占到马来西亚的出口份额的30%。
反过来,马来西亚同样也是东盟内部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地位举足轻重。
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马来西亚更是极为看重,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之一,更是中国在东盟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投资合作等项目的重要平台。
不难看出,马来西亚通过联动中国与东盟关系,从中既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也增强了自身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同时也为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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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华人为何地位不高?
虽然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十分亲密,但当地华人的实际地位却不算高。
特别是近些年来,华人的人口比例从刚独立时的40%,逐渐降到如今的约23%,有数百万华人离开马来西亚。
主要原因就是华人实在太富了,几乎掌握了全国70%的经济。在整个马来西亚,金融、房地产、能源、化工、娱乐、粮油等诸多领域几乎都被华人企业囊括。
因此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单中,马来西亚的富豪前十名,华人占据了七席。如金龙鱼品牌老板郭鹤年,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首富,已经连续二十多年稳居马来西亚富豪榜首位。
华人经济富裕,可在政治地位、教育权力等领域都遭受明显的不平等对待,始终是“二等公民”的待遇。
其中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根源是在英国殖民者身上。
英国殖民者统治马来亚期间,当地主要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个民族。
为了方便管理,英国人搞分而治之,利用华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印度人安置在棕榈园和橡胶园当工人;马来人则分化比较两极,有的在政府工作,有的却只能从事最辛苦的农渔业。
这样的政策让马来地区本就多元的社会环境中,种族分离问题更加严重,也造成了经济收入的不平衡。
由于马来人是人口数量最庞大的族群,又总是为维护自己利益抗议,迫使英国殖民者不得不公开表示马来人才是马来亚真正的主人,华人和印度人都是“外来户”。
在马来人的要求下,英国人还制定了赋予马来人特权的相关条款,使得华人地位一落千丈。
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人主导的政府更是通过各种政策约束华人,提升马来人的权益。
比如军工、交通、水电等重要行业只能由马来人经营;华人学生上大学比例只有可怜的10%,大部分名额都留给了马来人;马来人买房,可以申请10%到15%的折扣,而华人却在房产种类和价格门槛上都受到限制。
最重要的是,这些明显带有对华人歧视的政策,还写入了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
马来人不仅相较于其他族群拥有特权,而且规定任何行政机构,马来人与非马来人比例需要达到3:1,这等于直接将华人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
华人虽然有钱,但政治身份没有保障,实际在马来西亚属于“弱势群体”。
正因如此,马来西亚独立后爆发过多次严重种族冲突,华人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面对种种不公,马来西亚的华人选择的只能是“无言地反抗”,更为公开和广泛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使得马来西亚街头中国元素相比其他东盟国家格外的多。
虽然历届马来西亚政府都曾呼吁种族融合和团结,但马来人从骨子里并不认为华人是自己真正的同胞,彼此间的民族矛盾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和谐。
既然如此,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只好“惹不起躲的起”,想办法通过就业和升学离开大马,才让华人的人口比例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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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面临的挑战
大量马来西亚华人离开,导致马来西亚面临严重的投资外流以及人才流失等问题。
马来西亚早期吸引大量跨国公司前来,重要原因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十分优秀,特别是英语熟练,沟通和交流毫无障碍。
毕竟由于苛刻的入学条件,使得考入大学的马来西亚华人远比同班的马来人更优秀,也更有发展潜力。
可随着大量华人选择去台湾和新加坡念书,毕业后又留在当地工作最后移民,不仅导致外企找到合适员工越来越难,也直接影响到马来西亚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和转型。
上世纪90年代初,看到马来西亚利用自身地理优势,快速融入全球贸易一体化,马哈蒂尔意气风发地提出了“2020宏愿”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希望在2020年左右将马来西亚打造为全球发达国家。
可直到疫情之前,由于始终没有摆脱低端加工业,也缺乏强有力的制造业,马来西亚的经济高度变得依赖于外贸与旅游业。
疫情三年内,这两项支柱产业都遭受重创,也直接影响到马来西亚的经济。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2020年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5.6%,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同时,马来西亚的失业率更达到了4.8%,创下近10年来新高。
2023年,马来西亚GDP为15665亿令吉(约为3992.43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与2022年相比增长8.7%,增速大幅回落,且低于市场和政府的预期。
这个数字在曾经的“亚洲四小虎”国家内,不仅没法与印尼超万亿美元的GDP相提并论,更低于泰国(5124.43亿美元),甚至还被一直碾压的菲律宾(4350亿美元)超过。
唯一令马来西亚能拿出比较的,是马来西亚以人均GDP 13034美元位于“四小虎”之首,也勉强可以说是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
可这其实是一个数字游戏,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口远比其他三国少的多……
而且马来西亚即便从“人均收入”来说,也没有那么多。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就曾坦言,全国有47%的人,月收入低于2589林吉特(约621.36美元),这个数字显然与人均GDP相差甚远。
贫富差距的关键就是马来西亚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比如长期被忽视的“东马”,无论基础设施还是各类工作机会都不如“西马”,大量“东马”人只能靠去“西马”打工维持生计。
在英国人的殖民时期,马来亚被塑造成一个以橡胶和锡出口为主的单一产品国家,国内制造业发展极其缓慢。
甚至,英国人设立的交通、金融、医疗、学校等近代设施也是基本围绕矿山和橡胶种植区域建设,其他地区依然贫穷落后,一无所有。
马来西亚独立后,虽然在工业化道路有了长足进步,但除一些与橡胶、矿产有关的加工业外,其他产业门类的发展几乎停滞。
在没有发展出有竞争力制造业背景下,马来西亚只能靠外贸拉动经济,但由于过分依赖橡胶出口等产业,使其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价格紧紧绑在一起,抗风险能力堪忧。
不难看出,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虽然显示出一定的活力,但与真正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显著。
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保障每个族群的合法权益,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或许才是马来西亚实现“发达国家”梦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