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言论政，不易；无所偏倚，尤难”。
2015年5月19日，储安平的衣冠冢落户于江苏宜兴西郊之外的龙野公墓。
1949年之前，储安平是国内著名的评论家。
对于储安平，《储安平传》作者韩戌曾高度评价：“独立创办《观察》周刊，集合百余位一流学者论政，将杂志打造为国共内战时期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舆论阵地，开创了新闻史上著名的‘储安平时代’。”
宜兴是储安平的故乡，能葬在这里恐怕也是储安平的夙愿。
然而，蹊跷的是，这里只有衣冠冢，埋葬的并不是储安平的尸身。
至于为何会这样，主要是储安平离奇失踪，消失于茫茫人海。
即便国家派出了专案组，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储安平其人
1909年11月5日，宜兴名门望族储家诞下了一个男婴，他便是储安平。
储家历代都是读书人，从南宋到清末，出了许多知名的读书人。
比如储安平的十二世祖储昌作、八世祖储大文都是进士出身。
生在储家，不用考虑一日三餐，只管用功读书。可是储安平小的时候，不算是一个幸运儿。
出生后第六天，母亲就因病去世；14岁时，父亲就撒手人寰。要不是伯父的抚养，储安平难以有日后的成就。
求学时，储安平的成绩很好。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储安平得以进入光华附中。
在这里，储安平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开始关注社会，不时也上街游行。
1928年9月，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文科政法系。
本来，他想成为一位作家，还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结交了代表人物徐志摩。
不过，爱好是爱好，储安平写出的一些文学作品却并不成功。
尽管内心深处对文学还是充满了眷恋，但现实的反馈和理智终究是战胜了感情，放弃了心爱的文学，投身编辑事业，找到了人生的位置。
1933年7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储安平被聘请《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中央公园》。
上任的头一天，储安平就在《中央公园》栏目登出了征稿启事：本园自7月5日起内容革新，除特约海内名家撰稿外，欢迎读者投稿。
惠寄稿件，内涵应真实，态度务求幽默，文章须有光彩。
这则启事完全由储安平所写，体现了他公正、理性的编辑原则。
他重视名家，也不忽视平民，对所有来稿一视同仁，依文章的内容作为选用的标准。
回忆这段编辑经历，储安平说：“我自认我是一个比较公正的编辑。我审阅稿件，以内容为标准，好的即用，不好的不用。朋友的稿子，不合用也退。不但写信退，甚至当面退……民国二十二年夏，我的恋人端木露西从北平寄来了三篇稿子，但我一篇都没有用。”
一个编辑，若没有特立独行的勇气，恐怕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储安平是具备这样的勇气的，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编辑工作。
比如说1933年秋天，一位远在河南的读者投书《中央公园》，揭露穆时英作品《街景》抄袭了日本作家池谷信三郎《桥》的结尾。
储安平是穆时英的朋友，接到信后，他没有一丝犹豫，将读者全文刊登在杂志上。
工作上，储安平的认真、细致、客观等特点是无可挑剔，可政治上，储安平的某些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积贫积弱，强邻日本磨刀霍霍，对中国虎视眈眈。那时候的储安平特别希望国家能强盛起来。
在他的眼中，一个领袖，如果能富国强民，哪怕是个独断专行的政治家也无伤大雅。
1936年，储安平留学德国，以特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届奥运会。
当希特勒入场时，储安平拍手鼓掌，欢呼雀跃，还写道：“希特勒从大门到司令台，我们只见希特勒举手答礼，同时也听到海啸般的欢呼声。德国的人民，喊着那样恳切、勇敢来欢迎他们的元首。我看到几十万条粗壮的胳膊，像铁一样伸着，没有一点颤动，没有一点下斜，他们德意志国民的精神那时就落在了这条胳膊上。”
某一段时期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蒙蔽了储安平的眼睛，使他忽视了独断背后所隐藏的危机，也让他不能透过现象看见法西斯危害人类的本质。
引火上身
抗战爆发后，储安平回到祖国，一边教书，一边办杂志，最知名的就是《客观》周刊的出版。
随后，又在重庆创办了《观察》。《观察》和《客观》宗旨基本相同，重视理性。
在发刊词中，储安平对“理性”二字，进行了全新的阐述：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情感……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
《观察》上的文章作者，既有左派学者，也有右翼文人，既有批评国民党贪污腐败的，也有抨击中共的意识形态过于唯一。
他们之间往往也是互相争论，寸步不让。储安平也曾邀请胡适撰稿，但胡适认为《观察》并没有不偏不倚，而是总体偏左，因而只给储安平写了九个字——“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倒”。
时间的指针指向了1948年，国民党对于言论的管制也越来越严。
蒋介石于12月25日，查封了《观察》杂志。
储安平事前得到了消息，急忙逃亡了北平，逃过了一劫。
北京和平解放后，储安平通电表示拥护，还跟随“东北民主人士观察团”，亲自考察了中共控制地区的情况。
此后，储安平更加相信中共，成为政协代表。
1956年，储安平被任命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
《茶馆》中有句经典台词——“莫谈国事”。
对于文人而言，不谈国事是绝对不存在的，儒家的“事君之道”深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骨髓，怎么能不谈政治、不关心社会呢？
储安平的失踪就和政治有莫大的关系。
从本质上分析，储安平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业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上有过成功事业的独立报刊人。
新中国建立初期，万象更新，人心振奋。
在蓬勃朝气的社会环境之下，包括储安平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被这巨大的快乐冲淡了戒备，仿佛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说了。殊不知意识形态的铁拳即将朝他们的面门打去。
在胡乔木的推荐下，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毛主席的一句“《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更加让压抑已久的储安平想要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全然忘记了社会环境。
储安平在报社更是宣称“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甚至提出重大新闻不用请示中央宣传部。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应邀出席党外人士座谈会。
会上，储安平做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演讲。
这篇演讲的文字稿一经推出，就石破天惊，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响应。
不过他不知道，这场座谈会是引蛇出洞的一环，目的就是让一些妖魔鬼怪现原形。
演讲中，储安平大肆抨击执政党，触动了最不能触碰的“权力”二字。
他妄言道：“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更具体一点，在职位安排上，储安平还声称“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很快，储安平就遭到了批判。1958年1月18日，九三学社决定撤销储安平的中央委员职务。
之后，储安平被下放到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农场，放了两年羊。
获准回家后，储安平没了工作，只得闭门读书，不见外人。
失踪之谜
1966年秋季，储安平扫完大街，精疲力竭回到家中，发现又有人来揪斗他。
不愿受辱的储安平立即从后院翻墙出逃，跑到数十里外的潮白河，心一横，跳了下去。
幸运的是，正巧有路人走过，将他救了上来。
回来后，储安平被交给了官方，看管了起来。
10月的一天，储安平的女儿回到家，发现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
只有在躺椅上，放着一个捆着的行李卷。
女儿到处寻找父亲的踪迹，始终没有找到。
于是女儿没了办法，将情况禀告给了九三学社的军代表。
军代表立即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公安部，成立一个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储安平的踪迹。
所有可能的地方，包括新疆都去了一趟，也没有找到。就这样，储安平离奇失踪了。
关于储安平的下落，众说纷纭。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可能。
有人说，储安平逃走以后，回到江苏老家，心灰意冷，剃发出家，当了和尚。
还有一种说法是，储安平花光了身上的零钱，来到了天津塘沽跳海自杀了。
证据则是，储安平写了一张纸条托人交给了李如苍，上面的内容很简短，只有几个字——“如苍兄，我走了。储。”
还有一种说法是储安平以失踪为由，隐姓埋名，等动乱过去设法逃到了美国。
在章诒和《往事并非如烟》中，写道：“20世纪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后，兴奋地对章伯钧的小女儿说，有个老作家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那人见有跟踪者，快步疾行。老作家怕错过这个机会，便高声喊道‘储先生’。那人听后，丝毫不理，在一个拐角处消失不见了。”
最后一种可能是惨遭打死。
根据雷逸湘的透露，他曾试图寻找过储安平。
历经千辛万苦，住在北京的孙毅斌女士提供了口供。孙毅斌原来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她有一个姐妹，诨名“四妹”。
“四妹”的本职工作是街道的会计，储安平曾扫过街道，两人便在工作中结识。
那时，储安平和上海的易女士结婚仅四年，就因储安平被打倒遭到了牵连。
名声、地位丧失殆尽，易女士便和储安平劳燕分飞。
潦倒的储安平于不幸中，结识了“四妹”。
“四妹”很钦慕储安平的才华，久而久之竟然产生了爱情的火花。
运动爆发后，储安平遭到了毒打，“四妹”忧心忡忡，害怕储安平遭遇不测。
有一次，她鼓起勇气看望储安平，发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打得奄奄一息。
他们用担架将储安平抬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次日，储安平便离奇失踪。
结语：
182年6月，储安平的儿子储望华准备前往澳大利亚留学。
临走之际，储望华原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储望华宣布“你的父亲储安平，已经死亡。”
这份文件，是由中央统战部发放，应该是确凿无疑的结论。
在《父亲，你在哪里？》这篇文章中，储望华写道：“父亲的死讯为我离国送行，我的心中猛然泛起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感慨和伤痛……。”
不久，储安平的衣冠冢落在了家乡宜兴。
参考资料
《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 二闲堂
《不羁之士——自由主义报刊人储安平研究》 中国传媒科技
《储安平：理性和情感》 粤海风 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