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武装部院内
我入伍是1969年12月17日晚上，到达山西介休的。因是新组建的部队，第二天就分配到一营部指挥排有线二班。接着就下发了清一色的新绿色军大衣，双排扣、栽绒领，防风保暖，耐磨耐脏，一个个新战士穿在身上特别精神、亮丽。
这与1969年3月入伍，组建来的老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在老部队发的是陈旧的没有栽绒领的黄色军大衣，就跟老电影《南征北战》营以下干部穿的军大衣一样。平时集合他们都不好意思穿，只是抱着。整理内务，那黄不拉几的旧军大衣，也整理不出型来。我们这批新兵，真是赶上了好时候，新部队、新绿色军大衣。
过了元旦，1970年1月2日，我被调到通信班，接我的是张副营长。我打好背包，正卷绿色军大衣时，张副营长说：“不用捆了，我给你抱着。”这样，张副营长就一手抱着绿色军大衣，一手提着我的网兜，把我接到了营部通信班。
过了春节，我们部队又去天津南郊区官江湖畔种水稻。出发的那天是1970年2月22日，介休下起大雪，我们都穿着军大衣上了闷罐前往塘沽火车站。到了塘沽，依旧是大雪皑皑，干部战士顶着踩着大雪向官江湖畔进发，而我却穿着绿色军大衣留在站台看守东西。
那时，只有团场有几辆破旧的美式十轮大卡车，我们营部车管助理员梁万生是大比武时的尖子，开车、修车一流，就提前赶了过去，负责修车、开车，以保证美式十轮大卡车正常运行。等部队到了塘沽后，他一直忙着，拉这拉那，直到很晚，才拉我们营部的东西。我上到车厢上，迎着凛冽的西北风，向官江湖畔奔去。到了目的地，我的双脚冻得都不能动弹，是梁万生助理员把我抱下了车，印象特别深刻。
这一年我们种的稻谷大丰收，部队也开始接装，1970年11月27日，我们又返回了山西介休。这时的部队已鸟枪换炮，每个炮连就有六辆炮车、八辆解放牌汽车，齐装满员，焕然一新。
就在这时，毛主席“11.24”批示：“这样训练好！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传达到部队，我们先是拉练到县城附近村庄，过了春节，又开始长途野营拉练。1971年2月11日到达中阳金罗镇。13日，准备翻越薛公岭向汾阳栗家庄开进时，早晨却下起了大雪，而且越下越大。薛公岭位于离石与汾阳交界处，海拔1763米，太（原）绥（德）公路由山顶经过，是扼守晋陕通行的制高点。上级领导考虑行车安全，临时动议，夜宿吴城镇，第二天再适时翻越薛公岭。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摩托化行军，大雪纷飞，满地洁白，宿营车刚刚出发，大部队的车辆绑好防滑链就行动了。多亏宿营车是单车跑得快，号房子还在进行中，大部队就到了吴城镇。又多亏乡亲们纷纷拿着已号好的各个班排的纸条，到村外迎接，部队才顺利地住进了各个乡亲家。那时的军民鱼水情就是好。
第二天早晨，营部人员早早起来拉着沙子，上薛公岭进行铺撒，以保证大部队翻越薛公岭。当刘营长乘坐指挥车带领大部队到达薛公岭制高点的时候，程团长早已在那里迎候。我是通信员也在车上，就与刘营长、闻教导员一起下了车。都穿着军大衣，白雪皑皑，北风呼啸，寒风凛冽，高处不胜寒！告别团长，车队翻过薛公岭，到了汾阳杨家庄一带，却是向阳春来早，满目春色。
这件绿色军大衣前前后后跟我有近四年。1973年2月，我提营部书记后，到了秋季换装，后勤部门竟给我发了一件干部式绿色军大衣，让我上交那件战士式绿色军大衣。我说，“算了吧！我还穿我这件绿色军大衣，跟我这几年还挺有感情。”上士不干，“上级既给你发了，你就换呗！再说你都是干部了，还穿那干啥！”，这样，我就有了第二件绿色军大衣。
干部式绿色军大衣与战士式绿色军大衣还是有区别，战士式绿色军大衣前面的兜口是斜式，干部式绿色军大衣前面的兜口有盖，背后中间还有一条衬，衬上还缀有两个扣子，不知是什么意思，也许是为了好看，有区别？
这年10月底，我就调到了团政治处组织股当见习干事。这件干部式绿色军大衣，也没穿多长时间，仅仅一年多吧！到了1975年秋季，部队一律要调换成绿色军大衣。当时，我也不想调换了，平时注意爱护，还跟新的似的。一领导说，“换了吧！部队有要求，整齐划一吗？”我就交旧又发了一件新绿色军大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领导盯上了我这件绿色军大衣，我一上交，他就用他的人字呢发黄色的军大衣换走了。其实，现在看来，那发黄色的人字呢军大衣应该质量更好，这绿色军大衣只是显着鲜亮。
我与电影组长强健在炮阵地合影
这就是我的第三件绿色军大衣，不过，跟我时间最长，我与李副参谋长在炮阵地前的合影，以及与强健到炮阵地前的合影，都穿的是这件绿色军大衣。
当然，我也穿过军皮大衣，那是1978年11月初，我们部队铁路运输到晋北朔县一带进行野营拉练。晋北属于“三北地区”，部队享受“三皮”待遇，即：皮大衣、皮帽子、皮大头鞋。我们部队出发前，就给每人发了旧皮大衣、旧大头鞋。不过，等拉练回来，旧皮大衣又收回了。因不属于供给证下发的，我就没算在内，仍穿我这第三件绿色军大衣。
这第三件绿色军大衣跟我跑的地方多了。1980年3月底，我调到丰润县武装部，一家人算是团聚了。县武装部就是“穿军装的老百姓”，家吃家住，近处，骑自行车；远处，坐汽车；看电影，有电影院，穿军大衣的时候很少。只是中午休息，盖着军大衣。这也养成了多年的习惯，直到现在春秋冬三季，中午休息还是都盖军大衣，省事，到点，一起身叠叠大衣就走。
1983年10月，我经石家庄陆军学校高中教员文化班学习后，又调到省军区教导大队高中文化班当教员。转眼八年过去，可能是军大衣八年一调换，按供给证，又给我发了一件新绿色军大衣，即第四件绿色军大衣。当时可以扣钱，我就交了钱，把这第三件绿色军大衣留下。因这件绿色军大衣伴随我，从野战军到地方军，从基层到机关，时间最长，跑的地方最多，有感情了。这样我就有了两件绿色军大衣。不久，我家属随军也调到石家庄，平时教学穿的很少，仍是中午休息盖着这第三件绿色军大衣，那第四件绿色军大衣基本上没有动。
1985年4月，唐山成立预备役炮兵师，因我是炮兵出身，领导又让我回丰润县武装部任副政委兼预备役炮团副政委。这一年军队服装改革，下发85式军装，团以上干部夏服为凡尔丁毛料，冬服为马裤呢毛料，大衣为大衣呢毛料。到了十月份，又给我发了一件大衣呢毛料军大衣，这就是我发的第五件军大衣。后来，据战友说，我们第一批发的大衣呢毛料军大衣质量最好，穿在身上就是不一样，潇洒挺直，利落精神。那时刚30多岁，显得更是朝气蓬勃，英姿焕发，前面第一张照片就是我穿大衣呢毛料军大衣照的相。
可惜，好景不长，1986年下半年县武装部移交地方，预备役炮团取消副政委，我这“双天官”嘛也不沾！领导找我谈话，问“有什么打算？”我说：“家属已到石家庄，就转业回石家庄吧！”后来，移交到县武装部的战友说：“你就不应该走，过几年县武装部不又恢复了军籍，又穿了军装。”我一丝苦笑，心想“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命中要有自然有，命中没有莫强求”。起初领导是有那个意图，因没有政委，就想把我交到那儿。但我认为，家属已到了石家庄，脱了军装交到这儿又两地分居何苦呢，就提出了转业回石家庄。
这样，我就转业进了石家庄铁路。铁路也是半军事化，一年四季也发路服，也有大衣，还有呢子大衣呢。部队发的军大衣基本上就用不住穿，只是中午休息时盖。
一年春节过后，老家的外甥来了，看我盖的军大衣喜欢，就说：“二舅，你不还有新的呢嘛！这个旧的给我吧！”外甥既然开了口，我就说：“那你拿走就拿走！我再盖那新的。”
这是我的第四件绿色军大衣
从此，每天中午再休息，我就开始盖起我的第四件绿色军大衣，直到现在，仍是盖着。这第四件绿色军大衣，不是穿旧的，而是这么多年盖旧的。
大衣呢毛料军大衣更是穿得少，主要是过节有什么活动才穿穿。记得那年春节前，我们去西柏坡写春联。西柏坡是革命圣地，我就穿上了大衣呢毛料军大衣，一上汽车，书友们见了就笑，“曹主任，还把老箱底穿出来了”。到了西柏坡，乡亲们都愿围着我这老兵求字，着实让我多写了几幅春联。
这就是我所发的五件军大衣的经历，回想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军旅生涯终身难忘，老了老了，这最后两件军大衣将伴随我一生。
九口 2025、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