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学良晚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记者问到西安事变的问题时，只见他摆了摆手：

“这件事请不要再往下问我，我说不出来。”

《中国时报》记者陈月卿在询问西安事变时，亦被回复道：

“有的事情是不能告诉你们的，这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

当遇到提问犀利的记者，实在无法避开这一问题时，张学良也会借助其他话题，巧妙地搪塞过去。

时至今日，80多年过去，人们所熟知的西安事变，也大多趋于事件表面。

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情，却一直不为史学界乃至世人所知。

众多媒体和学者都希望通过深入剖析，去了解背后的故事：

当年，张学良、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判究竟说了什么？

他们也曾多次在采访中询问张学良，试图找寻答案，却鲜有收获。甚至张学良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时，对于西安事变的内情依旧是闭口不谈。

他对张之丙姐妹直言：

“有也不能告诉你，现在我绝不说。”

他也曾提到过不愿透露的原因：

“我与蒋介石、周恩来在西安的谈判往事，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都过世了，只剩我一个活着。

我一人的说法，根本拿不出证据，另外两个人也不能作证，所以说了也没用，不如不说。”

许多人认为是因为他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了，不愿再回首那段往事，因此绝口不提。

但按照张学良晚年“他不后悔”的说法，这似乎又有相冲之处。

晚年的他宁愿承认对日军的不抵抗，也不愿再提及自己理应引以为傲的西安事变，其中，又有何缘由？

张学良在软禁期间，曾多次谈到自己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这些想法在他的回忆录中亦多有记载。

但在重获自由后的访谈中，他亦曾隐约谈到过对西安事变的想法。结果发现，访谈内容与书中记载大相径庭。

在晚年的访谈中，张学良斩钉截铁地说：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是真决心去赴死啊。”

“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

可实际上，当初张学良之所以下定决心深入南京“虎穴”，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得到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的允诺：

“汉卿，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听到这话的少帅被打了定心针，毅然决然踏上这一不归路。

在南京接受审判期间，他致电毛泽东：

“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事做完，几天即回。”

此时的少帅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有多尴尬，他尚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回去。

很快，他就被软禁了。

起初少帅认为老蒋囚禁他也只是一时之计，不会长久，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软禁地的一再转移，张学良终于明白：

短时间内，蒋不会释放他。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希望蒋释放张、杨二人，遭到严词拒绝。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继任代总统并与中共和谈，发表八项主张，其中就包括释放罪犯。自然包括张学良和杨虎城。

老蒋闻到风声后，当即将张学良转移到台湾高雄。

自此，少帅远离大陆，再未踏上故土。

不过好在宋氏兄妹履行了当初的承诺，其间，老蒋乃至特务多次想除掉张学良，但考虑到宋美龄，始终没敢下手。

这一点，对比杨虎城的下场就足以见得。

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多次感慨：

“我的事情只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其实在软禁后，许多事情就已经注定身不由己，他只能按照老蒋的意图行事。

包括在此期间由他所写的诸多文章，亦大多在表示对西安事变的忏悔之意。

既如此，那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又为何声称“自己不后悔”呢？

原因之一，即他想借此机会，实现对自己形象在公众前的重新塑造。

如他所言，此时的蒋氏父子已相继离世，周总理也已离开，这个世界上真正把握西安事变话语权的人，只剩他自己。

虽说张学良一口咬定自己无悔发动西安事变，但当记者希望他再深入讲述有关当年的内情时，他却摆了摆手：

“这个地方请不要再问我。”

在张学良被囚禁期间，蒋介石曾对他说：

“我这里有三个条件，只要你答应，就可以恢复自由。”

这三个条件分别是：

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

交还九一八事变前，蒋发给他含有“不予抵抗”意图的密电；

答应得到自由后在国外定居，并终身不提及西安事变前后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张学良拒绝了。

但对于西安事变前后的内幕，他托人转告蒋介石，表示自己不会提起这件事。

他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2000年，杨瀚受到父亲杨拯民嘱托，曾两次前往美国拜访张学良。

这天，张学良正坐在轮椅上晒太阳，侄女张闾蘅带来一个人。

“这位是杨瀚先生，他是杨虎城将军的孙子，他来看您了。”

虽然上了年纪，但张学良还是立马捕捉到“杨虎城”三个字。

他怔住了，盯着眼前的这个人，只是接连说了几声“你好”，便陷入了沉默。

但在第一次见面中，张学良和杨瀚聊了许多，却唯独没有谈到西安事变。杨瀚见状，也没有强行挑起话题。

几个月后，张学良寿辰，杨瀚受邀在场。

在宴会正式开始前，二人再次进行了深度交谈，这一次，张学良和杨瀚谈到关于杨虎城的诸多往事。

但只要杨瀚一询问西安事变，张学良就闭口不言，不再说话。

后来，杨瀚找到少帅的四弟媳，谢雪萍，希望她出面找张学良聊一聊。

意料之中，得到的回应依旧是“我不记得了”。

事实上，只要是涉及西安事变的问题，张学良在回答时都会相当谨慎，甚至默不作声。

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他曾透露：

“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此时的张学良已经重获自由，他却用这句话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对于发动事变的原因，张学良明确说了两点：

一是要为国家做贡献；二是反对内战，要求抗日。

在刚刚被软禁的那段时间，张学良曾直言：

“对于西安事变我后悔了，因为我没办法前往前线战场，上阵杀敌。”

他将后悔的原因归结于自己无法报效祖国。

在那种处境下，少帅的这种说辞是否为肺腑之言，估计只有他自己知道。

或许是真心吐露；或许是对蒋氏的权宜之计，希望给蒋造成舆论压力；亦或许是想向蒋证明，自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但归根结底，是少帅想要达到被释放的目的。

当记者问张学良：

“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你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软禁50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

张学良回答道：

“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被审是我应负之责，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虽说少帅一腔热血道了个满怀，但此时的他已经毫无顾忌，毕竟蒋氏父子已经不在。

而通过分析这段对话就足以见得，张学良有意回避第一个问题。

综合宋氏兄妹的保证及张当初给毛泽东发送的电报，他显然没有想到自己此去竟会被软禁54之久。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曾公开发表过一本书，即《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其中记载了老蒋被软禁期间的所见所闻。

本书情节扣人心弦，事件极具戏剧性。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戏谑地说道：

“我愿称之为伟大历史‘小说’。”

张学良在晚年直言：

“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

而当记者追问曾经发生的细节，张学良却不再向下展开讲述。

实际上，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陈布雷，只不过是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授意下完成的。

其中杜撰的许多文字缺乏可信度，自然也就有了业界和学界的诸多调侃。

1956年，蒋介石正在撰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其间需要添加部分西安事变的内容。

他要求张学良：

“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

少帅按照蒋的要求写了两封长函，汇总成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反省录》。

但反省录中的内容只记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至于事变之后，诸如扣押蒋介石、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等内容却只字未提。

理由是：“或觉与正题无关，或觉此时不当再为提起。”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张学良迎合蒋介石，害怕惹他生气所做的说辞罢了。

当蒋经国看到张学良的长函后，却十分不满，认为少帅是在有意隐瞒，便打回命其修改。

如何既让老蒋满意，又能应付小蒋呢？无奈之下，张学良只能加大篇幅去检讨自己，声称西安事变是自己犯的过错。

而在后来由他杜撰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张学良亦表达了“忏悔”之意。

本录言辞较前者愈发犀利，其声称“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于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

蒋介石看后十分欢喜，称赞该文“有价值，有贡献”。

除此之外，张学良甚至对自己的性格缺陷进行了剖析：

“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

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

纵观以上种种，都是张学良在软禁期间所述观点，但实际上，对比重获自由后他所说的话，显然是南辕北辙。

既如此，两个阶段究竟哪一个才是少帅的真实想法呢？

张学良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提到：

“蒋介石的贡献只有黄埔军校。”

这句话虽有偏颇，但此时的张学良明显态度大变，不再奉行此前吹捧蒋介石的话。

过去由于受到限制乃至威胁，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今看来，这倒像是其真实的吐露。

蒋介石在世时，张学良迫于软禁的生存压力，只能恭维奉承他。

结果老蒋不在了，少帅的话匣子也算是口无遮拦地打开了：

“他这个人就是为他自己的……那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

“我本来是很尊重蒋先生的，但后来就不尊重他了。他要有机会，他真能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

“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好吹，什么‘几年准备反攻，几年成功’，这样只会失信于民。”

“他不用人才，用奴才，何应钦就是一个奴才。”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均为张学良站在政治的角度出发，对蒋进行的批判。

若论及个人感情，他依旧十分尊重蒋介石。

实际上，张学良虽然把政治问题和个人感情分开，但有时候他把个人感情看得过重，甚至超过了政治。

就像他曾经对老蒋保证时所说：

“自己不会透露西安事变的内情。”

而这个秘密，他守了后半辈子。

关于张学良是否对西安事变后悔这件事，他曾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

“我不后悔。”

但回顾少帅的后半生，即他36岁被囚禁之后，许多事情就已经命中注定，并不为他所左右了。

虽然他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所说之言语多有矛盾。

但历尽几十年岁月，或许那句“不后悔”的背后，更多的是那份对人生的妥协、对过去的消磨、对未来的无奈以及对自己的心酸。

即使是在重获自由后，也没能如愿返回大陆，回到东北故土。

许多人认为他不愿告知西安事变内情，是因为他后悔了，其实不然。

实际上，是他在履行对故人的承诺，亦是对某位尚在世间之人的保护。

这位“故人”，无疑正是蒋介石。

而后者，其实亦在上文中暗含答案，此人，正是宋美龄。

至于原因为何？且看下文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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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此间】

【编辑｜长庚】

参考文献：

《称无以为证 张学良一生拒谈西安事变内情》 中国新闻网

《张学良晚年后悔发动西安事变吗？事实并非如此！》 石家庄党史网

《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