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那个时代，由于周王室衰弱到极致，中原诸国已经是一盘散沙的状态。

虽然他们都有相近的传统和观念，但是各自为政，环境和形势亦不同，长期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文化各异，史籍的记录已经隐隐约约向我们反映了实情。

当时大一统思想还未形成，直到战国方才初现端倪。

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

春秋前期，既没有一统的理念，也没有一统的条件，加之各国文化逐步异态，或许百年，周王朝的版图将会分裂为十多个完全独立的小国，构筑中央集权帝国的先天条件就不存在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和欧洲一样，虽然有所谓的共同体，但根本不是一家人。

谁能站出来维护礼法，阻止进一步产生更大的差异和裂隙？

齐桓公和管子！

国家内部改革，无非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良，使之更适应当时的历史大局，使国家减少内耗实现更高速地发展。

这一点历史上的很多政治家和统治者都做的不错，包括管仲和子产，都拿出了有力的、可行的措施，促使当局的面貌焕然一新。

关键是内部改良推行顺利，国家改观或者强盛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抉择。

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管子认为一味地扩张不是出路，也非霸主应该做的事情，及时提出“尊王攘夷，弱强继绝”的政治蓝图和外交思路，可谓功莫大焉！

此后齐国无论会盟还是用兵，都遵循着这一原则。

尊王，意味着各国君主依然保持诸侯角色，归属于一个政治文化体系内，而非各谋其事，随意发展，保证了文化的统一性。

攘夷，互相合作抵御外族文明的入侵，保证了文化的延续性。

要知道，农耕文明的战斗力大不如游牧文明，如果不联合起来，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必然遭到摧残，甚至毁灭。如果任由游牧文明持续南侵，结果是什么情况我们无法想象。

所以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管子的格局，决定了他是春秋第一相。

当然，不是说子产不优秀，他也有很多超前的思想和政策，并且实现了郑国中兴，孔子盛赞其为“古之遗爱”。可惜郑国糟糕的局势，让子产无力着眼于天下，只能救国于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