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离”是中国古代男女情感的一种制度，但与中国传统的父权制观念格格不入，与礼法所提倡的家族道德责任相违背。

“和离”在唐代是不受世俗认可的，但在唐代，它却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与《周礼》、《汉书》、《女诫》相比，“和离”这一习俗的起源，更多地与《左传》中的“和离”有关，如《左传》中的“齐人归于子叔姬”、“姜氏归于齐”。

《周礼·地官·媒氏》中有记载，“娶妻入子，皆有记载”，只说娶了离异的女人要登记，至于离婚的原因是“七出”、“义绝”、“和离”，却是只字不提。

《汉书》“无义则离”，东汉班昭《女诫·敬慎》所说的“恩义尽失，夫妻分离”，都是“义”，而不是“和离”中的“情”。

“和离”一词，不管是出自《左传》还是《周礼》，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离”一词的历史源远流长，直到唐朝将“和离”纳入律法，才有了数千年的历史。

《礼记·杂记下》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派出使节，将被王公抛弃的妻子送到了自己的国家，但他依旧以妻子的身份，对自己的妻子进行了应有的礼节，并以“寡君不敏”之名，将自己的妻子赶了回去。

从晏婴的妻子说：“今子八尺，可作奴才，然儿子心甘情愿”，到曹孟德不肯挽留丁夫人，《晋书》中有王献之和谢邀的故事。

上到将军，下到文人墨客，下到普通的平民，在没有七出、没有义绝的情况下，都会提出离婚的要求，这是一种习俗。

《战国策·秦策一》中有一句话：“出妇嫁乡，妻子为妻。”

“和离”是一项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在民众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遵守。

到了唐朝，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单是《唐律疏议》，就涉及到《名例律》、《户婚律》、《贼盗律》等六项佛教法规。

而佛教思想在“放妻书”中的表现，则是民间民众对于“和离”的认识。

20世纪初期，敦煌出土了一批名为“放妻书”、“夫妇相别书”的文书，而“和离”则是唐律中明文规定的离婚形式。

在“放妻书”中，佛教思想的全面表现与佛教语言频繁出现是二者的共性。

比如“夫妻有缘”、“缘分不清，都是冤家”、“三年前的缘分”等等。从总体上来看，它们都是以佛教的观念来阐释夫妻之间的相聚与分离。

缘分，就是要有一个完美的因果，因果不能结合，缘分还没有到，还没有完成，没有“义绝”，没有“七出”，没有夫妻，就会分开。

在《贤愚经·卷三》中，有一篇《微妙比丘尼因缘》，讲的是一位比丘尼，与前夫相爱，但丈夫被毒蛇咬死，儿子被狼吃掉，长子落入水中，消失不见。

比丘尼与她的第三个丈夫结了婚，她的第二个丈夫遭受了虐待，她的丈夫不久就去世了。即使是被土匪占据，结婚后也会被官府处决，成为陪葬品。

夫妻之间的微妙关系，都是因为她前世不能生育，杀了一个小妾的儿子。夫妻之间的恩怨，都是三世轮回，何必“分道扬镳”。这与《离书》中所体现的“解怨释结”的理念不谋而合。

佛教的开明思想，反映在男方在最后一本以祝福女方的宽宏大量的举动上。另外，佛教的基本精神是众生平等，一种在“前世”、“今生”、“来世”三次轮回中得到验证的绝对平等。

一个人的行动源自他的想法和信念，并最终促成了一种系统的产生。佛教从汉朝开始，历经两晋南北朝，在隋唐时期达到了一个特别辉煌的时期。

《唐律疏议·户婚律》对“和离”一词的规定过于简略，而“放妻书”则是唐朝以外的“和离”制度的有力证据，可以说，佛教思想的流传与唐朝“和离”的产生是密不可分的。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对外、对外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在统治者看来，礼法并不是无敌的。

“和离”一词的出现与唐代社会宽松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这就导致了古代人们对婚姻的理解从两个姓氏、一个祖先、一个传宗接代到了夫妻生活的幸福程度，甚至还赋予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离婚表达权。

1.唐朝妇女地位的明显提升

在封建时代，“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妇女的地位不但比以前的朝代要高，而且比以后的朝代还要高。

唐朝在对待其它国家的文化时，也表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唐太宗李世民一改“夷夏之别”，提出“爱之如一”的国家关系。

一方面是因为唐朝的皇帝的生母是少数族裔，比如元贞皇后、窦皇后、长孙皇后，所以唐朝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的后裔。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少数民族在唐朝都能接受的原因。例如，在体育活动中，少数民族妇女的豪迈表现在唐朝妇女身上。这首词，出自唐朝杜甫《哀江头》。

妇女们的业余生活也由原来的室内运动转为户外运动，如蹴鞠、拔河、角抵等。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角也经常会变成一种表演。

在消费观念上，唐朝普遍崇尚奢华，妇女的消费水平大大超出后世人们的想象，甚至可以说，唐朝妇女的消费已成为推动商品生产的主要力量。

而且，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女扮男装，到《开元天宝遗事》中的仕女们骑着骏马，豪迈的饮酒作乐，都能看出唐朝妇女独特的旷达、奔放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2.唐朝男女在婚姻中有一定的自主权

婚姻与事业一样，都是建立一个家庭的重要因素，一桩好的婚姻对提高一个家庭的整体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得不说，这一思想在唐代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继承。

比如，唐朝就将“尊老爱幼定亲”的规定扩展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姐”。

但由于唐朝经济的兴盛，使家族间的血脉联系变得松散，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也随之减弱，聚居的情况也越来越少，因此，礼法的需求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

再加上唐朝严禁买卖婚姻，“攀高枝”、“强强联合”等纯粹为钱、家族利益而被打压。

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对子女的控制，使唐朝逐渐由“家庭本位”转向“家庭之道，女儿为先”的夫妇观念。

《唐律疏议》对于子女出嫁的情形，其规则是：“成亲为法律”。

有条件地承认这种“先斩后奏”的自主性婚姻，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外，还赋予了男女双方一定的自主权。

《开元天宝遗事》中，郭元振娶妻的事情，并不是张嘉贞一人说了算，而是郭元振与五个女人互相牵红线，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唐朝女性自主选择配偶的权利不仅限于男性，而且在史料、小说、甚至是文献中都能看到女性自主选择配偶的情况。

比如《秦中吟·议婚》里的“母兄不说，嫁人不久”，《相和歌辞·采莲曲》就是这样写的：“妾家过水边，舟上轻舟，寻知己，采一株同心莲。”

这些例子数不胜数，除了《唐律》，还体现了唐朝早期男女择偶的平等权利。

此外，唐太宗还在贞观年间，一反常态，在《劝诫民间婚姻》中，号召鳏夫和女子重新结婚。唐朝的统治者，不但没有反对改嫁，反而大力提倡。

“从一而终”的传统贞节观念在唐朝有所减弱。

重新婚姻自由结合女性地位的提高和男女择偶的自主权，这无疑是为了在离婚制度中合理地考虑男女双方的意愿，并赋予女性相对平等的表达权利。

在不考虑“和离”的情况下，唐朝的婚姻制度与前朝基本一致，只是采取“七出”、“义绝”的方式。

如果妻子没有“义绝”“七出”，那么如果婚姻不能延续，那么丈夫就不能以“非法离婚”的形式进行离婚，而且要受到相当严重的惩罚。

但说到底，唐朝还是男权统治。《唐律疏议》中，对男子利益的高度保护是十分普遍的。

父权制婚姻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唐朝。

然而，在唐朝妇女地位急剧提高的特殊社会环境下，《唐律·户婚律》中，为维护妇女权益，增设了“七不出则出”的条文，并通过“三不去”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定。

唐律对“义绝”的认定是强制性的，因此，在解除婚姻关系时，男性的权利空前地被压抑，迫切需要一种与“义绝”无关的“七出”。

这就是所谓的“夫妻关系不融洽，合情合理，不会受到处罚”的说法。

《唐律疏议》说：“夫妻义和，义断义绝。”如果不能和睦相处，就是一年的罪过，如果不能和睦相处，就是不能共处，如果两个人想要分开，那就不能坐下了。”

这一条款以“若”、“谓”为例，建立了一种假设情况，即夫妻之间的关系不睦，是由男女双方自愿的，而不受法律的干预。

即，如果没有“七出”、“义绝”，则夫妻可以以不安谐为理由提出离婚，而国家对此不予干预。

其实，从上述两条法律条文的前后逻辑来看，统治者的确是把“和离”作为一种附加条款。

“和离”制度是继“七房不出，不分而出”和“有罪之人不能出”的原则后，就成为了一种辅助。

从唐朝“和离”开始，经过宋、元、明两代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少七出、多离”的社会格局。

以往的认识常常将“和离”的产生归因于唐朝妇女的地位。

妇女地位的提高的确在“和离”的产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一种制度的研究则必须从表面上看出其实质。

从“和离”在后代所起的多维社会作用来看，“和离”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

这一多重的社会作用也间接地说明了“和离”的产生并非一边倒的原因，而应该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从而更好地了解“和离”这一为后世所沿用的婚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