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福涉黑组织自2010年起长期盘踞咸阳，通过暴力手段实施非法拘禁、强占工厂等违法犯罪活动。据纪录片披露，该团伙通过“杀猪盘”式赌局招揽企业主参赌，对输钱者放高利贷，并派马仔暴力催收，形成“以黑护商”的利益链条。例如，一名受害企业主因参与赌局输掉7000万元，被迫抵押公司1700套房产，仍被张宏福团伙通过虚假诉讼查封资产。这种“经济掠夺—暴力胁迫—司法滥用”的闭环模式，使得黑恶势力得以持续扩张。

案件侦办受阻的核心在于时任咸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权王军的干预。2018年，陕西省公安厅指令咸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张宏福案，但权王军收受30万元贿赂后，利用职权向办案人员施压，导致案件停滞15个月。作为纪委书记，权王军本应履行“打伞破网”职责，却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调查显示，其累计收受财物6721万元，其中293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权王军在片中坦言，其“交友标准只看钱财”，这种将公权力私有化的行为，凸显了关键岗位监督的严重缺失。

更令人震惊的是，权王军的腐败并非个案。张宏福案中，咸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李军亦受其指使，故意拖延案件侦办。这种“纪委—公安”双向庇护的格局，使得黑恶势力在地方形成“安全网”。数据显示，该案共查处43名公职人员，涉及政法、纪检等多个系统，暴露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特征。

案件的转机源于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直接介入。2019年，督导组通过“一案三查”机制（查办黑恶势力、追查保护伞、倒查主体责任），穿透地方保护主义壁垒，最终将权王军等保护伞连根拔起。这一过程凸显了顶层设计在打破地方权力闭环中的关键作用。专项斗争期间，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查处“保护伞”案件8.97万件，处理11.59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547人，印证了“扫黑必反腐”的刚性原则。

张宏福团伙竟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逍遥法外，这一惊人事实不仅揭示了省级指令在市级层面遭遇的执行梗阻，也深刻反映了条块分割体制下政策效力的日渐式微。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省公安厅曾三度督办此案，却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无疑凸显了层级间信息流通的屏障，以及基层执法部门在面对暴力犯罪时表现出的迟钝与不力。

涉黑组织往往擅长运用“软暴力”手段与经济控制策略，巧妙地规避法律的制裁。而基层治理资源的匮乏，更是为这些不法分子提供了监管的盲区，使得他们得以在法律的边缘游走，肆意妄为。这种权力运行的失范状态，无疑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