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特赦战俘后,10名战犯要回台湾,蒋介石大惊:这是在害我呀

文史达观 2024-10-29 21:26:23

放眼全世界,毛主席的胸怀真是如江海般宽广。

1974年12月,他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深邃的远见,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特赦最后一批战犯。

要知道,这已经是第七次释放,此前已经完成了六次释放。

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毛主席以平和而坚定的语气说道:

“这些战犯,已经放下武器被关押了20多年,继续关押还有什么意义呢?释放他们,让他们享有自由。”

这番话,如同春日的暖阳,温暖而充满希望,照亮了那些曾经迷失的灵魂。

当时,时任公安系统高层的华国锋同志,接到这一重要任务后,立即着手办理。

他不仅仔细讨论研究,而且对每一位战犯都进行了详尽的资料整理和评估,确保每一个决定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经过深思熟虑,华国锋同志完成了一份《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并上报给了毛主席。

在报告中,他指出有13名战犯罪行严重,建议继续关押,不予以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审阅完报告后,再次做出了批示:

“还是都放了好,强迫人家改造也不是办法。”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毛主席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更是对和平与宽容的有力倡导。

这还没完,当时毛主席还特别批示,要给释放的战犯们举行一个欢送会。

在那场特别的聚会上,战犯们被邀请享用丰盛的餐食,大鱼大肉。此外,每位战犯还收到了100元的零花钱。

要知道当时的100元,可谓是一笔巨款,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毛主席对重返社会的罪犯们的支持和鼓励。

毛主席“释放战犯”

1975年春天,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们,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消息——即将颁布特赦令,恢复他们的自由。

这个消息如同春风拂面,吹散了他们心中的阴霾和忧愁,许多人甚至开始憧憬与家人团聚的温馨场景。

其实,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针对台湾问题,主席已经做出了和平解决的决定。

为了展现诚意,从1959年到1966年,我国已经分六批释放了战犯。

在“动荡”时期,当时因各种原因,特赦制度不得不被暂停,直到1974年,毛主席再次提出特赦国民党战犯的提议。

1975年3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我国高层正式宣布了特赦令:

那次释放的战犯共计293名,其中包括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

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毛主席宽广胸的怀和宏大的气魄,更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的战犯释放行为。

3月22日下午,特赦人员齐聚北京前门饭店。

这是毛主席特意为他们安排的宴请,他们不仅能与以往特赦的“同事”相聚,还能在宴会上感受到国家的关怀和温暖。

宴席结束后,组织还特意为每位特赦人员准备了一个提包,里面装有毛毯、被单、床单、枕巾、衬衣、单衣和洗漱用品等。

另外,那些特赦人员不仅获得了自由,还享有公民权,每月发放100元生活费,并享受公费医疗。

对于那些愿意回台湾的战犯,当时我国还提供了充足的路费,并提供了一切便利。

战犯们“归台遇阻”

在特赦的293名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被妥善安置到了全国各地的省市,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征程。

当时只有周养浩、蔡省三、张铁石、张海商、王秉铖等10位人士,因亲属尚在台湾,于是提出要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为此,当时我国于4月12日特意为他们举办了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践行会。

会上,领导们亲切的话语和关怀的眼神,让周养浩等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感动。他们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组织的恩情,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为了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台湾,组织在细节上更是考虑得周到无比。

在深圳机场中转时,工作人员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周到的服务,还特意为每人发放了2000港币的路费,以及一套崭新的服装和一张往返通行证。

当周养浩、蔡省三等人抵达香港后,他们迫不及待地与家人通了电话。

在听到家人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时,他们的眼眶不禁湿润了。那一刻,所有的思念与等待都化作了泪水,流淌在脸颊上。

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家人的渴望与期盼,恨不得立刻飞回到家人身边。

然而,令周养浩等人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他们10个人,却意外地成为了老蒋和蒋经国眼中“烫手的山芋”。

当时老蒋已至暮年,身体每况愈下。

当他得知被大陆特赦的10名原国民党军官即将归台时,心中充满了不安与焦虑。

他深知,如果台湾当局不接收这些人士,一定会遭受国际舆论的谴责,损害台湾的国际形象。

然而,如果接收的话,又会在台湾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进而戳穿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对言论,搞不好还会动摇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根基。

躺在病床上的老蒋一时无计可施,内心充满了恐惧与无奈。

他喃喃自语道:“这是在害我,这是在害我呀…”,最后在惊恐与不安中撒手人寰,将这一棘手的难题留给了儿子蒋经国。

蒋经国在接管台湾内政之后,面对周养浩、蔡省三、张铁石等10人的归台申请,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手腕与策略性考量。

他并未立即做出决定,而是采取了一个“拖”字诀,试图在时间的流逝中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

正因如此,张铁石等10人在香港滞留了长达140多天,都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同意。

1975年6月初,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10人中的张铁石被国民党情报人员以特殊理由接到了单独的酒店居住。

他们先是骗走了张的路费,后又威逼他的儿子必须以全家人的性命和财产做担保,才同意他入台。

张铁石对此感到震惊与愤怒。

他怎么也想不到,作为曾经的战犯,在大陆期间他都未遭受过如此恶劣的待遇,而如今在回归台湾的道路上却遭遇了如此多的阻碍与磨难。

在绝望与愤怒之下,6月5日,张铁石留下了一封遗书,在酒店内自缢身亡。

张铁石的死讯迅速传开,激起了剩余9人的强烈愤慨与不满。他们纷纷发表言论,谴责台湾当局的不作为与冷漠态度。

然而,这些谴责并未改变台湾当局的决定,他们依然没有接纳这9人归台。

后来大陆知道后,高度重视并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重新对这9人进行了妥善安排。

其中3人选择返回大陆,组织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其余6人则根据个人意愿与实际情况,有的前往了美国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有的则选择在香港定居下来。

因被特赦的这些战俘中,很多人都是曾经的国军将领,有文化,有学识。组织给他们安排的工作也很好,也都安然地度过了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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