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无疑是伊朗重大国内外政策的最高决策者。年逾八旬的哈梅内伊明确反对 “暴虐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因此不可避免地将伊朗卷入了战争。

他认为，伊斯兰国家应该在争取正义的斗争中自立自强。他支持伊朗核计划，并称其纯粹是为了和平。

他牢记上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指导，坚持“政权的生存远比伊斯兰的核心教义重要”。

但若对手逾矩，他也会铤而走险。

美国刺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上将后，哈梅内伊授权发动名为“烈士苏莱曼尼”的军事行动，向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射22枚导弹进行报复，造成100多名士兵受伤，但无人死亡。

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大马士革领事馆，他将其视为对伊朗领土的袭击，随即做出了“背离战略定力”的决策，批准实施对以首次直接打击，发射超过300枚（架）导弹和无人机。然而，这次看似重大的袭击仍然是哈梅内伊为避免事态升级的做法。伊朗提前发出消息进行袭击预警，且在以色列上周五发动反击后，仍然冷静回应，充分表明了避免全面冲突的意愿。

尽管年事已高，哈梅内伊仍然活跃于政坛，力图将伊朗打造成卓越的地区强国。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西是他的“得意门生”。与前任政府首脑不同，莱西严格遵循哈梅内伊的指导方针，试图巩固其作为权力继承者的地位。

哈梅内伊控制伊斯兰革命卫队，卫队指挥官对他极度忠诚。

卫队作为哈梅内伊在伊朗及中东的主要权力机构，影响国家外交、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哈梅内伊会听取卫队建议，本质上，卫队就是一个强大的影子政府（幕后暗中行使实际控制力量的组织）。

此前，与伊拉克的长期消耗战让伊朗陷入财政困境，无法持续发展尖端军事技术。因此，哈梅内伊授权卫队采取“不对称策略”（以不同方式应对同一对手），并授权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代理人，开发远程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快艇来与敌人对抗。

哈梅内伊在近35年的任期内一直采取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的立场，誓言“要把美国赶出中东”。但他一直保持谨慎，寻求系统性削弱美以但不引发全面战争的方法。

这种谨慎的态度同样体现在卫队行为中。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4月13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时，是卫队而不是伊朗外交部主动召集瑞士大使向美传达信息，表明其不愿升级事态。

伊朗的经济体制以国有经济为主。据估计，计划经济比重占全国一半之多，其出口主要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益占政府收入的六成(2010年)。

伊朗经济特点是拥有庞大的宗教基金。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司(IRGC)透过一系列的子公司和信托基金，控制三分之一的伊朗经济。洛杉矶时报估计IRGC旗下有超过一百家公司，于商业和建造的收益超过一百二十亿美元。

伊朗的私营经济被有意边缘化，以防止企业发挥太大影响力，引起政治变革。私营公司主要存在食品生产等领域，一般规模较小；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科技公司，但受到政府严格控制。

非透明的经济体制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导致公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但伊朗政权只对有不当行为的个人或企业进行起诉，并不修正其系统性缺陷。一些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也因掌控商业信托而受到公众的批评，甚至会在大街上遭袭。

这些神职人员为该国统治阶级提供了宗教合法性，但他们对政府日常决策影响并不大。他们聚集在圣城库姆和马什哈德，优先讨论文化和社会问题，如女性问题、头巾限制、酒精禁令等。

伊朗改革派和中间派一直试图说服哈梅内伊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

任何人提出的改革，包括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的举措，都遭到强硬派的反对，被称为“破坏伊斯兰共和国稳定、与西方结盟的计划”。

改革派候选人还被禁止参加总统和议会选举。改革派曾妥协转而支持中间派总统哈桑·鲁哈尼，但鲁哈尼达成的2015年核协议遭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破坏，以失败告终，反而帮助强硬派巩固其对国家各部门的控制。

改革派将经济发展、吸引外资视为优先事项，希望缓解与美国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关系，但强硬派认为这是使美国调整其对伊策略的“特洛伊木马”。强硬派更倾向于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并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实际上有助于伊朗“自立自强”。

虽然哈梅内伊上任前后始终与改革派人士有所联系，但他不允许他们担任要职。他依靠的是那些忠诚的强硬派人物，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在他活着和死后都坚定地实现他的“伊朗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