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幕令人觉得似曾相识：1968年，同样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抗议的学生占领了包括汉密尔顿大厅在内的教学楼，以抵制越战和大学的种族政治，招致警察强力驱逐，导致了4名学生死亡，之后引起全美450所学校罢课。

此次抗议活动也奠定了哥伦比亚大学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温床的声誉，社会和政治变革在这里生根发芽，然后蔓延到全国各地，而学校往往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正如哥大在其官方网站上所写，“哥伦比亚大学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恢复过来”。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学年通常在四月中旬进入最后阶段，学生们的课程陆续结束，开始为期末考试复习，偶尔在草坪上休息。与此同时，工作人员也在为毕业典礼做准备。

哥大校长沙菲克正在华盛顿特区参加美国国会关于“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的听证会。而就在几个小时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开始执行占领学校南草坪的计划。

大四学生劳拉：认识到我所交的学费将用于资助发生在加沙的种族屠杀，我感到非常难受。我整年都在参加游行和抗议活动，以示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但我从没觉得有希望。拜登不会在乎的。后来我听说有这样一个计划，这可能会给予我们谈判权。

劳拉：这个计划是高度保密的，如果你想让别人加入，你必须一对一地告诉他们，并且让他们发誓保密。我去了一间教授办公室，让他们“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断开无线网络”，才告诉他们正在计划的一切。

大三学生利亚姆：对我来说，加入是一个有点冲动的决定。但我当时想，我必须这么做。我每年都要还5万美元的助学贷款，这很糟糕。我每周要工作20个小时来偿还利息，我厌恶极了，尤其是知道我拼命工作只是为了让我的钱去支持种族灭绝。谁让我们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我们是他们的资金来源。

劳拉：我在16号完成了论文，后来我吐了，因为太紧张了。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做思想准备。我有几个朋友要和我一起去，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在我的公寓碰面，收拾好行李，凌晨一点左右就去了校园。

大四学生K.：起初，我们只知道我们占领了哥大的某个地方。即使到了16号，我们也不知道具体地点。我只是想，为了延续历史，让我们占领汉密尔顿大厅吧，我们在走廊里扎营，开个睡衣派对。我并不知道会搭建一个真正的“营地”。

哥伦比亚大学的政策禁止政治示威活动。学生们带着装备聚集在校园各处，为了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们在不同时间分组前往南草坪。

K：我们都穿着黑色衣服，围成一圈坐在草坪上。我想，学校安保人员不可能不走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假装成什么？巴纳德户外探险俱乐部怎么样？”

劳拉：一切都很顺利，协调得很好。我们立即开始搭帐篷，不到20分钟就搭了40顶。真是难以置信。

大三学生史蒂文：组织者开始为营地制定社区标准和管理结构，比如每天开两次会——他们知道这对营地的持续发展有多么重要。我们在17号晚上进行了投票，决定是否继续扎营抗议，大家一致同意。

学生们对校园南草坪的占领成为校园的焦点。虽然反对加沙战争的学生受到了鼓舞，但许多支持以色列的学生仍然对抗议者使用“从河流到大海”等口号感到不满。

大四学生亨利·西尔斯：我对这次示威活动的感受很复杂。我支持他们的言论自由权。然而，我们在那里听到的一些言论真的很可怕。

大一新生帕克·德德凯尔：当沙菲克校长就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作证时，反犹太主义正以我从未见过的速度在我们的校园里迅速蔓延，多么讽刺。我指的不是坐在草坪上的抗议者。他们坐在那里行使言论自由权，倡导中东和平，这不是反犹太主义。我所遇到的无数其他事件才是反犹太主义。17号傍晚，我从宿舍走去查巴德（哥伦比亚大学犹太学生的活动场所），有人喊道，“你这个该死的犹太人，你继续作证，你这个该死的犹太人”。那天我显然没有去华盛顿作证。我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我只是一个戴着犹太圆顶小帽的犹太学生。

占领南草坪的100多名抗议者明白，校方和警方都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4月18日，沙菲克宣布所有学生停课，并授权纽约市警察局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将示威者赶出去。当天下午，数十名警察进入校园开始清查。这是哥大自196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逮捕行动。

劳拉：我是大四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我还来自低收入家庭。我的父母一直在给我发信息“请离开吧，请离开，你承担不起”。我和家人关系很好，所以我很伤心。我的父母写道，“为了让你上这所学校，我做了那么多工作，而你现在却把这一切都抛弃了”“这并不重要”“你在不在都一样”。但我问自己，我愿意放弃什么？如果加沙的人们在失去一切，那么被捕几个小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K：我们已经被告知如果被警察包围该怎么办。我们的计划是，形成两个同心圆，有色人种在里面，白人在外面。他们说，只要你坐着，警察就很难逮捕你。所以我们的计划是，一旦知道警察要来，就坐在自己的圈子里。

劳拉：和这些人围坐在一起真的很激动，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我几乎不认识。但我们都手牵着手。我旁边的人和我的手握得很紧。

K：负责逮捕我们的警官试图和我们攀谈。她说，“你们可以跟我说话，我也只是个普通人。”然后她又说，“但你们知道是你们的校长让我们逮捕你们的吗？”

这次逮捕行动几乎震惊了哥大的每一个人，也加剧了全美对沙菲克处理抗议活动方式的质疑。一些学生被停学，一些人被要求留在寝室，还有学生受到了纪律处分。

亨利：逮捕过程令人难以忍受。尽管这些人在很多事情上与我意见相左，但看到他们——我的同学们——被警察抬出校园，我还是很难受。

教授伊丽莎白·阿纳纳特：有的学生在纽约无家可归。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导致人们半夜流落街头的组织的一员。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残忍。

沙菲克报警的决定似乎适得其反，在那之后，从加州到佛州，美国各大高校中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纷纷开始组织校园抗议，效仿、声援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们。

与此同时，犹太学生报告了许多校园内外的反犹太主义事件，亲以色列的学生也组织了自己的示威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校外举行的“联合起来为以色列游行”，由保守派媒体人士组织。

大三学生克洛伊·卡茨：一天中午，我们经过了授权站在巴特勒图书馆前。我们用胶带封住自己的嘴，代表那些遭受了可怕的性暴力却在媒体上被噤声的女性。我们手挽手，举着写有“强奸不是反抗”和“哈马斯将性侵犯武器化”的牌子。我们当时在抗议营地附近，我们开始后不久，他们就开始了自己的抗议活动。他们高呼“我们的烈士光荣”等反犹口号。

大一新生雷切尔·弗雷里奇：在一天的抗议活动中，我们播放了犹太歌曲“有一天”大概20次，这是一首和平之歌。就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人们对着我们高喊口号，大骂脏话。那一刻，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危险，我为自己是校园里的一名犹太人而感到自豪。但当我回到房间时，我有点崩溃了。我当时就想，哇，我真的身陷危险中。

克洛伊·卡茨：当我看到有人在组织反抗议活动时，我立刻就想加入。但我父亲说，“不要去，我觉得不安全”。不幸的是，他说得百分之百正确。我从视频中看到，我的朋友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唱着和平的歌曲，高举以色列和美国国旗，然而他们被人泼了水，还有人企图焚烧以色列国旗。

大四学生伊芙·斯皮尔：他们对着我们尖叫“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没教养的婊子”“你们只会殖民”。

哥大的南草坪有两块草地，在第一次示威抗议时，抗议者占据了其中一块。他们被捕后，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人员立即拆除了他们的帐篷，又有数百名学生越过围栏来到另一块草地上，第二次扎营。

劳拉：这是自主和自发的。没有组织。他们就这么过去了。

利亚姆：当我坐在面包车里时，我一直在想，我们搞砸了，我们被捕了，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当我们回到了校园，看到抗议又恢复了，我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大家真的想再来一次吗？我们才刚刚被带走，你们不是在冒同样的风险吗？显然，答案是“是的”。

研究生杰瑞德：他们逮捕了一百多人，然后又有一千多人冒了出来。人们从世界各地寄来食物，他们在支付平台上捐款，校友们带着物资和毯子出现了。一个组织送来了很多食物，我来回跑了好几趟才把所有东西都搬进去。

第二次扎营持续了数日，场面一度陷入僵局：抗议者与校方进行了谈判，校方似乎表示不会再次出动警察，但也并未做出重大让步。

校园生活仍在继续：教职工在草坪上进行教学；被录取的高中生参加了校园活动；犹太学生庆祝了逾越节。与此同时，众多知名政客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发表演讲，谴责抗议活动，并告诉学生们“回去上课”，遭到了阵阵嘘声。

大二学生阿哈龙·达尔迪克：在营地进行的卡巴拉安息日祈祷非常美好。大家有一种真正的集体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即使面对压迫，我们也试图将安息日的爱和欢乐与在营地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吉莉安：我们有达布卡舞蹈课，这是一种巴勒斯坦舞蹈。我们有图书馆，可以在那里借阅书籍。对我来说，一个主要的收获就是运用到了我在课堂上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在课堂上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化的跨国运动。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所有这些斗争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抗议学生们在营地跳舞

苏埃达：与我同龄的巴勒斯坦记者给我发微信，说他们为我们感到骄傲。他们的大学被占领军摧毁，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与他们所面临的种族灭绝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停下脚步。

讲师Ege Y.：我是一名穆斯林教职员工，作为穆斯林，我绝对没有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当我们手挽手保护我们的学生免受骚扰时，有挑衅者走近我们。他们说我们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我还知道有同事被诽谤，也有同事受到自己学生的威胁。

亨利：我认为有必要强调的是，虽然犹太学生在校园里肯定感觉不太安全，但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针对穆斯林、亲巴勒斯坦或巴勒斯坦学生的行动也时有发生。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种可怕的校园环境。

在与抗议者的谈判中，哥伦比亚大学提出了对其政策进行适度修改的建议，包括提高投资的透明度，以及为加沙的医疗和教育工作提供资金等。但学生们并不满意，他们希望的是完全从以色列撤资。4月29日，沙菲克宣布会谈失败，并给学生们规定了解散的最后期限，否则将面临比之前更严重的后果。抗议的学生们投票决定按兵不动。

苏埃达：无论校方如何表态称谈判是出于善意，但事实并非如此。校方对我们进行了监视。我们被告知，我们举行核心小组会议的房间和我们进行谈判的房间都装有窃听器。有几次，我们被跟踪了。感觉就像在拍电影一样。

哥大校方规定的最后期限撤离是4月30日下午2点。数百人在南草坪周围举行示威，高呼“反抗是正确的”“哥伦比亚，去死吧”。由于校方没有采取任何明显的清场行动，直到午夜前一切都相对平静。

事态进一步发展，校园内草坪上形成了一个新的营地，至少有十几个帐篷。学生们爬上了校园中心的标志性Alma Mater女神雕像，用方头巾缠住了她的脖子。突然，几十名抗议者冲出队伍，向汉密尔顿大厅冲去。

闯入汉密尔顿大厅后，抗议者们冲上楼梯，从教室里拖出木桌和木椅，从里面堵住大门。他们将黑色垃圾袋绑在监控摄像头上，关上百叶窗，用报纸糊住窗户，用铁链穿过碎玻璃将门拴住。在阳台上，抗议者悬挂了一条横幅，将这栋建筑重新命名为“辛德大厅”，以纪念辛德·拉贾布（Hind Rajab），她是一名6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她的死成为以色列摧毁加沙的象征。

研究生卡拉·门德：我当时和一个纪录片团队在那里拍摄。我们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冲向汉密尔顿大厅了，一切都非常迅速。他们在大楼前挽起手臂，挂起横幅。

随即，管理人员将校园封锁。晚上8:30，数百名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包围了校园。哥伦比亚大学向学生发布了“就地避难”的紧急信息。

大三学生S.M.：我从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恐惧和期待的气氛。抗议者们互相窃窃私语，“他们真的会来吗？”这些人都愿意牺牲自己，用身体作为屏障。

在沙菲克的要求下，数百名警察冲进了校园。一组警察包围并进入第二个营地，搜查帐篷里的抗议者；另一队警察使用机械梯从二楼的窗户进入汉密尔顿大厅；其他警察则涌向大楼正门。当警察举起防暴盾牌靠近时，抗议者在汉密尔顿大厅前手挽手。

抗议者在汉密尔顿大厅前手挽手

在六分钟内，警察用电动工具破坏了由自行车锁和金属野餐桌组成的路障，然后拔枪进入。一名警察意外向一间办公室开枪，并未造成伤亡。同时，抗议者报告了多起警察施暴事件。

大二学生卡梅伦：一大群警察来了，学生们尖叫着跑开。警察强迫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其他学生、记者、媒体、医务人员都进入附近的建筑物。我们看到警察把一个人推下楼梯。我们看到他们暴力逮捕学生。

卡拉：我只是看着警察源源不断地进来。我估计大概有500名警察，太疯狂了。他们带着护身盾牌和重型机械涌了进来。老实说，看起来很吓人。

苏埃达：我们与纽约警方进行了口头交锋。我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校园，你们没有保护我们的安全，你们在危害我们。”几分钟后，他们把我的朋友扔下了楼梯。我看到我的朋友在流血，这就是我们的安全吗？

S.M.：我们都被推进了一座教学楼，他们用警棍堵住了大门。有很多学生问警官，“你们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多久？”透过紧锁的大门，他们说，“你们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厕所因为维修被关闭了，所以我们有三个小时没有厕所可用。

吉利安：学生抗议者遭受的来自警察的暴力与以色列正在实施的暴力有关。我们知道，美国警察与以色列国防军共享军事战术、武器和技术。这并不是说这里的抗议者所经历的与加沙人民现在所经历的完全可以相提并论。但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警察清场结束后，校园仍然对大多数师生关闭，并由警察严加防范。骚乱发生一天后，哥大校园里弥漫着诡异的宁静。有人看到沙菲克在警卫的护送下，从汉密尔顿破损的大门中走了出来。

校园职工J.：过去六、七个月的经历将伴随我的余生。坦率地说，不管是五年、十年还是多少年后，人们都会问，“当......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们都会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