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楼般的五重特工

电视剧《伪装者》中的明家大哥明楼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剧中的明楼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在国、共、日三方情报较量中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看起来完成潜伏任务似乎是手到擒来。

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党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位红色特工，他的掩护身份比明楼还要多，整整五重，拥有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高官等诸多身份。十几年间，他巧妙从容、顽强机智地周旋于国民党、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之间。朱德称其为“我党情报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这样一位功臣，晚年却孤身一人，异常坎坷，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身份一：军统特工

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之后上海沦陷，蒋介石亟需掌握日本人的动向，命令戴笠在上海发展一批军统特工，最好能潜伏进日本人的组织。戴笠接受命令之后，经杜月笙介绍，打算招揽袁殊。

此时袁殊刚回到上海不久。这天早晨8点左右，前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袁殊感到奇怪，他迅速打开了前门，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车旁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人身穿国民党中将军服，另一人身穿便装。袁殊一眼就认出了穿便装的那人就是以前见过照片的戴笠本人，心中好生惊讶，口中说道：“戴先生亲自光临敝舍真是没有想到，请里边谈，请里边谈。”戴笠没有立即回答，他派头十足地打量了那座小楼一番后说：“你过的生活蛮不错嘛，今天我没空，明天早上你来找我。”旁边的人告知明日见面的地址后，两人就上车走了。

戴笠

第二天，袁殊提前一些到了戴笠指定的地点。戴笠的接待室中满屋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等了一会儿，戴笠和周道三走了过来，戴一句客套话都没有，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说：“我表面上过得还可以，其实是靠老婆生活。”这是袁殊先想好的话，其潜台词是要找事做。戴笠说“那你就给我做事，一个月300元够不够？”袁殊马上说“一个月300元很够了，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戴说“现在是抗战时期，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戴简捷地交待了任务后说：“我很忙，以后你一切听周道三区长指挥。”说毕就和别人谈话去了。

这次戴的召见，前后谈话不过10多分钟。从此，袁殊一跃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

此后，袁殊成立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暗杀日军侵略者和大汉奸。眼看着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种种残暴罪行，袁殊义愤填膺、悲痛万分，随即决定炸掉日军位于上海虹口的海军军火库。

不过这军火库重兵把守、高墙电网，进出都要特别通行证，贸然强突显然不可能。袁殊一番侦查后发觉，这军火库也不是全然没有缺口，有一个中国伙夫是可以自由进出的，他主要负责给驻守仓库的日军送菜。

这就相当于是给了袁殊一个机会，于是他便派“抗日铁血团”的王铁民，假装成黄包车车夫，与这名伙夫偶遇，时不时地请伙夫抽抽烟，一起吃吃饭，一来二去，几个人很快便混熟了，甚至还成为了朋友。

谨慎起见，这次混脸熟，竟然足足混了有半年之久。

眼见时机成熟，伙夫已经彻底信任上了他们，王铁民悄悄把炸弹给放进伙夫运菜的菜筐里。

为了幸免伙夫因为害怕导致自己暴露，他们并未让伙夫知道这个计划，只是千嘱咐万嘱咐，让伙夫送完饭后，无论如何都要在天黑之前及时出来，他们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还等着约会哩。

打了许久光棍的伙夫，一听要相亲，自然乖乖照做了。等到夜幕降临，随着一阵冲天火光和巨响下来，日军的军火库便化为了废墟，令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日军气急败坏，当即展开大范畴搜查，却怎么也找不到蛛丝马迹。

因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炸掉他们仓库的，会是日军情报机构的“自己人”。

袁殊

身份二：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

因为袁殊潜伏有功，1938年下半年戴笠电召袁殊香港参加军统骨干会议，并且命令袁殊除掉汉奸头子李士群。

袁殊从香港回来后，一方面和岩井英一保持联系，另一方面积极策划干掉李土群的工作。这个李士群，早年参加革命，受党的指派在苏联海参威的东方大学受过专门训练，回国后在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叛变投敌。抗战开始后投人日本人怀抱，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建立“76号特工总部”。李士群疯狂镇压抗日运动，残害人民，也对军统人员大打出手。李士群和军统结下了不解之仇。

袁殊奉命加快了干掉李士群的步伐，并为此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可是正当他准备将计划付诸实施时，却因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的被捕叛变而计划败露，袁殊也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

在如何处置袁殊问题上，汪伪特务头子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特工头子丁默邨主张杀掉袁殊，而李士群主张刀下留人。

丁默邨与李士群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袁殊趁其妻马景星到牢房送换洗衣服之机，暗示她去找中共著名的红色特工潘汉年求助。潘汉年知道袁殊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有情报关系，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

岩井闻讯后，立即带了两个助手来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以领事馆名义和以袁殊是外务省系统情报人员为由，向丁默邨和李士群要人，丁、李不敢得罪主子，只得将袁殊放了。

军统少将为何会成为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他跟中共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潘汉年会知道他跟岩井英一的关系？又为什么出手救他？袁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身份？

要搞清楚这一切，还需要我们把时钟往前调到1911年，大清灭亡的那一年。

袁殊出身

袁殊1911年4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薪春县一个没落官宦人家，他本名袁学易，后一度改名曾达斋。

后来，在他妻子马景星的帮助下，俩人于1929年9月一同到了日本东京留学。在日本期间，广泛涉猎政治和历史知识领域，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列学说的洗礼。留学一年后，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而中途辍学回国。

留学时期袁殊

袁殊从日本回国后，过了一段飘泊的流浪生活，后创办报纸《文艺新闻》，这标志着袁殊正式投身进步的文化事业。

袁殊的这份报纸报道了一件当时很多报纸不敢报道的大事，就是1931年2月，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事件。

在办报过程中，袁殊与冯雪峰、夏衍、朱镜我频繁来往，并且主动向他们表达了加入中共的愿望。

左联五烈士

加入中央特科

193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长的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在上海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正式会见袁殊。潘汉年代表中共上海秘密党组织同意吸收袁殊为中共党员，同时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中央特科工作。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和指导老师，由其帮助完成特务工作。“剑胆琴心”则是约定的暗号。潘、王要求袁殊严守组织秘密，做一个“白皮红心萝卜”式的情报人员。

潘汉年

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谍报生涯。

在今后的日子中，无论袁殊的身份有多少，无论身处多么险恶的环境，袁殊的底色始终都是红色，是一名潜伏敌营的红色特工，是一名共产党员。

就像在看《潜伏者》的时候，笔者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明楼身兼三种身份的时候，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不会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没有信仰支撑，在那种诡谲多变的环境中，恐怕很难坚持下去。

袁殊当时年方20，此前从未接触特科工作，对情报工作可谓一窍不通。王子春言传身教，使他很快就熟悉了情报工作的“游戏”规则与基本技能。掌握了秘密联络、传递情报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之后，袁殊他们开始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

加入中统

袁殊转入隐蔽战线迈出重要的一步，是经他表兄贾伯涛介绍进人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控制的秘密小团体—“干社”。吴醒亚在1933年5月成立了以他自己为头头的“干社”。社名是吴醒亚敲定的，因为在成立大会上吴醒亚大讲“苦干、穷干、硬干”，所以叫“干社”。

“干社”的领导机构称为理事会，吴醒亚是理事长，潘公展是副理事长。干社下设个股，袁殊任情报股长，后来担任汪伪特工头目的李士群任行动股长，干社成立时有50多人。袁殊作为干社的情报股长，实际只对吴醒亚一人负责，袁的情报直接交吴，别人无权查阅。

干社当时与著名的反共组织“复兴社”齐名。

从1931年冬到1935年春这3年多时间里，袁殊在情报战线上四处活动，左右逢源，干得颇为顺利。

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情报人员

袁殊在吴醒亚的特工组织内活动，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袁就是几次在出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上结识日本人岩井英一的。岩井英一当时为上海领事馆随员年代末升任副领事，当年日本各领事馆的随员大都是日本特务，而且有相当大的权力，岩井本人每月可支配十几万元的活动经费。

王子春指示袁殊要坚持出席日方的记者招待会，设法引起日方人员的注意。跑了几次日本领事馆后，王进一步策划袁与日本人接近。一次偶然的机会，袁殊终于认识了岩井。

和岩井相交半年之后，在一次会面中，岩井突然说“袁先生和我交往许久了，对我们帮助很大，今后我要提供一点交际费，每月200元怎么样？”岩井的话，貌似客气实质是正式招聘袁殊为日本领事馆情报员。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请示汇报，袁殊沉吟片刻，想到王子春积极策划他和日本人联系，就同意了。

这为日后抗战期间，潘汉年领导对日情报斗争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袁殊为发展关系，与著名青帮头目杭石武结为所谓的异姓兄弟，又和帮会首领杜月笙等有密切往来。这就是袁殊的第五重身份。

被捕入狱

袁殊加入中央特科之后，与王子春紧密配合，进展顺利。但是到了1934年底，中共上海秘密组织迭遭破坏，在上海工作了很长时间的王子春已难以继续坚持。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他被通知立即转移前往苏联，临行前甚至来不及通知袁殊，也无法向任何人交代和袁殊的关系。

“断线”后，袁殊决定去找知道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的夏衍，急切地表示自己和组织突然中断了联系，现在想恢复联系，请夏衍转交一封信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夏衍望着袁殊焦虑的模样，答应了其请求。

几天之后，化名“小陈”的刘长胜来找袁殊。可过了不久，就改由学生打扮的“小李”来联系，负责传递情报。

多年以后，历史的尘埃落定，袁殊才知道当时的复杂情况。原来，夏衍一时找不着中央特科的人，便把袁殊的信交给了组织关系在特科、工作关系已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蔡叔厚觉得远东情报局正需要像袁殊这样的人，便请示决定把袁殊的关系转到远东情报局。袁殊就这样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参加了远东情报局的工作。

袁殊为远东局收集情报不久，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件。国民党军统湖北站逮捕了中共党员关兆南。关氏在软硬兼施下叛变，随后带领军统特务诱捕了与他联系的交通员陆独步，，陆独步供出其哥哥陆海防，陆海防再供出共产国际中国总支部负责人、化名约瑟夫·华尔敦的罗伦斯，也就是所谓“怪西人”。

次日，陆海防再供出一些与他有工作联系之人，袁殊也因此被捕，并承认了自己曾为中共情报系统和远东情报局工作。由于戴笠和吴醒亚都想把袁殊收罗到自己的门下。因此，袁殊被捕后不仅没有受到皮肉之苦，相反却处处受到“关照”。在敌人面前，袁殊采取了一种灵活、变通、圆滑的策略，尽量保护自己，这也是后来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变节”由来。

袁殊判刑后，被转送到湖北省反省院服刑。1936年5月，袁殊实际“服刑”时间不足一年就被从反省院放出，袁殊出狱后去日本继续学业。

左右逢源

1937年4月，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排华事件不断发生，袁殊决定立即回国。岩井也找到袁殊，希望在日中关系“破裂”后袁殊能继续和日方合作。但袁殊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冯雪峰，汇报了自己在日本的情况，希望党对他今后的工作有所指示。

鉴于袁殊的情况特殊而又复杂，冯雪峰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为好。当时不少同志都认为袁殊早已是“转向”人物，不能轻信。冯雪峰于是让袁殊先利用旧关系找点事情做起来再说。袁殊只好独自行动，他找到旧帮会的关系，由杜月笙资助他办了一个并不起眼的“时事刊行社”，实际上不过是做了杜月笙门下的一个食客。

杜月笙

没有多久，袁殊就找到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引上情报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潘汉年在抗战爆发后担任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全面指导整个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袁殊向潘汉年汇报了自己近几年的大体经历，恳切地表示希望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尽一份力。

潘汉年从党的战略与策略高度出发，经过慎重考虑，排除了夏衍等不宜用袁殊的意见，决定接受袁殊的要求，恢复了与他的联系。

之后就发生了戴笠招揽袁殊的事件，经潘汉年同意后，袁殊加入了军统。

大量获取日本情报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在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实则并不是岩井的公馆）。控制本部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

7年前王子春在岩井身边布下的“子”，经潘汉年灵活运用，走出了中外情报史上精彩的一盘棋：在上海滩上打着日本人旗号设立了一个合法据点，在敌人眼皮底下安插进我党情报人员和电台。借敌人之手用敌人之谋，把日伪统治的中心变成打击侵略者的前沿阵地。而日本人却蒙在鼓中。

袁殊通过加入汪伪政权获得了方便，不断向潘提供有关敌伪的情况。由我党控制的“岩井公馆”也得以保留下来，继续以灰色的面目出现在日伪统治的中心，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坚持到抗战胜利。为深入掌握敌人动向，潘汉年不失时机地运用“岩井公馆”这一隐蔽据点，凭借袁殊的“特殊身份”，化名“胡先生”亲临虎穴与日本人周旋。

潘汉年在袁殊的保驾护航下，出入日伪如走平道。他从容地往来于沪港之间，暗中领导着他的情报班子，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军仓促应战，节节败退，日军下一步究竟是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还是南进和英美作战，这对中国和世界局势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据说当时的毛泽东为此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袁殊提供的日军南进战略情报，为毛泽东解了燃眉之急。从1941年7月到9月间，潘汉年及时将袁殊等人提供日军南进的战略情报报告给延安。

潘汉年侄子潘冠儒在接受采访时说：“所以主席说了一个就是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而且还让康生给小开（指潘汉年）回电，写一个最大的好。康生说，在电文里体现不出这个最大的好，主席说那你就写好好好好好，就五个好。”

情报传到苏联后，袁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利用职务之便从事秘密工作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

其时，袁殊颇得汪伪信任，他利用职务之便，及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等情报；建立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营救新四军被俘成员，掩护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等。袁殊任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后，暗中开展“反清乡”活动：他首先向党组织报告了日军清乡的重点区域划分，粟裕部队得到消息后，用门板搭在桌椅板凳上，连夜跳出篱笆墙转移。他还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被俘的新四军、释放被关押的地方党群干部30余人。

秘密转移到解放区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日汪气数将尽。袁殊决定前往解放区，回归他早年就曾经追求过，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曲折的革命之路。临走前，他着手清理“岩井公馆”所属的财产，将3大皮箱的金条、美钞、英镑以及大批房契、地契、银行单据等价值近千万元的财产，转交给了上海秘密党组织支持革命。

直到第二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了袁殊回到解放区的消息，不由得勃然大怒，还对袁殊下达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好在袁殊的妻子抱着他们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跑回上海。

袁殊投奔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数月之后，组织部门让袁殊重新登记入党，并改名为“曾达斋”，一用就是近40年。

坎坷的晚年岁月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国务院情报总署与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这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

老年袁殊

1954年军委在审干中给袁殊正式做了政治结论：1935年被捕时自首变节有严重政治错误，后来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谁知“结论”的墨迹未干，1955年4月发生了潘汉年冤案，当年曾在上海为潘汉年工作过的秘密党员几乎无一幸免。同月26日，44岁的袁殊亦被捕入狱，1965年，袁殊被以“军统特务”“日本特务”和“汉奸”罪名被判15年徒刑。

感情生活方面，1941年，袁殊与马景星离婚后，与王瑞结婚，1953年与袁殊离婚，后来因为受到袁殊案件牵连，跳江自杀，袁殊知道消息的那晚一夜未眠，之后再未结婚。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凡，袁殊等大批受潘案牵连的人也得到了平反，确认他于1931年加入中共，恢复其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享受原定级别待遇。原没收财物折价归还，于北京西苑分配新房一套。

进入1985年后，袁殊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两次中风使他大脑受损，无法控制情绪，变得喜怒无常，有时大喊大叫，有时发牢骚骂人，与子女的关系也不太好。

袁殊与子女

袁殊住的大院里都是离休干部，各种打牌、下棋的活动，袁殊从来不去，怕其他人说他是汉奸叛徒。其实大院里的老人们都很佩服袁殊，说他的功劳比其他人大多了。

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解放军309医院病逝，享年76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结语

一个人区区几十年的一生，放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可是当身处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时，有几个人能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挺身而出？

祝愿所有奋战在隐蔽战线的英雄能得到公正的对待，祖国、人民不会忘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