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秋天，记者斯诺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此时，距离他们在延安窑洞中彻夜长谈，已经过去了24 年，斯诺向已步入老年的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1935 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刘少奇、毛泽东与斯诺

1935 年，毛泽东称那段时间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时间，毛泽东就带领着党中央跟红军，不仅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还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迫使对方取消了另立的中央。

与此同时，誓言消灭红军的蒋介石因为“西安事变”，与红军达成停火协议，共产党的事业在很短时间内转危为安，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到达陕北3年后，张国涛逃离了陕甘宁边区，继而被开除党籍。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南下还是北上？

1935年6月12日, 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在懋功的达维镇胜利会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出席了两河口会师大会。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 实力大大增强下。

表面形势一片大好，实际上危险却已经在慢慢逼近。

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是北上抗日, 还是西进或南下?张国焘和党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

党中央坚持北上，而张国焘主张南下。其实当时北上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缺乏通讯工具，没有电台，几乎接收不到外界的信息。当时大家还没听说过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苏区。张国焘认为，北上没有希望，于是始终保持拖延的态度。

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8日发布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但张国焘则主张西进青海新疆, 消极避战, 或南下川、康边的退却逃跑方针。

8月4日, 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 重申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

8月上旬, 党中央鉴于形势的变化, 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 分左、右两路北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和红四方面的红四、红三十军组成, 由中央率领, 以徐向前为总指挥, 陈昌浩为政委, 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九、三十一、三十三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组成, 由红军司令部率领, 以朱德为总指挥, 张国焘为政委, 刘伯承为参谋长。右、左两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卓克基北上。

谁对谁错？

要论看穿局势的战略眼光，毛泽东胜过张国焘一大截。

毛儿盖会议上，张国焘力主建政四川，中策是西进新疆接受苏联军援，背靠苏联创建新疆苏区；而毛泽东力主北上陕甘宁，实在不行退往蒙古国。

毛泽东的方案更可行且进退自如，而张国焘的两个方案都有着硬伤。四川虽然富庶且人口众多，但四川国民党的势力也比陕甘宁强大得多：川军有30万之众，有着统一的指挥（刘湘），武器弹药充足，甚至有空军，还有蒋介石的40万中央军作后盾，如果川军死磕，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仅8万人，且缺乏重武器，要打下四川，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陕甘宁边区

但张国焘被之前四方面军对川军“仗仗赢”的假象迷昏了头，以为川军不堪一击，其实那只是刘湘因为红军只是路过不愿出力罢了。

张国焘提出的“赤化全川”和“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就是剑指四川军阀的命根子，川军绝不会坐以待毙，像之前那么好打。而且红军经历如此多的艰难困苦，难道只是为了吃大米吗？

张国焘的西进新疆，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方案，由于路途遥远，消耗巨大，而且一旦立足新疆，再很难影响内地，等于放弃了创建新中国的机会。其实还是想偏安一隅，占山为王。

张国焘此时的思想，已经沦为了旧中国的军阀，毫无先进性可言。

相比之下，毛泽东北上所面对的西北的胡宗南、马鸿宾、杨虎城、张学良各部，虽然总兵力很多，但支离分散，没有统一的指挥，而且毛泽东的逃亡方向是陕甘宁的贫瘠地区，并非军阀统治的核心区域，因此割据和生存的难度自然小得多。

毛泽东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说明了由于军阀互相掣肘给了红军生存空间，长征途中也充分利用了蒋介石跟各路军阀“各怀鬼胎”的特点，用理论指导实际，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另立中央

两河口会议和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口头上虽然表示同意会议决议, 但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红军兵分二路之后, 他就变得肆无忌惮, 对党中央的电令置若罔闻, 并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党中央。

正好阿坝一带当时连降暴雨，张国焘没法和中央汇合，他就在这时下了南下的决心。9月2日, 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上涨, 提出不能北渡，9月9日, 张国焘竟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企图危害中央。

噶曲河

叶剑英看到电报后, 立即赶往巴西, 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 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团立即北上, 进军甘南, 脱离险境, 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

这个时刻，张国焘手中有九万人，党中央只有一万人，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毛泽东连续和张国焘往来电报进行劝阻，张国焘则不断陈述自己南下的道理。

一方面军北上后, 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忠告, 率军南下。1935年10月, 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竟然成立了“第二中央”, 并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

毛泽东后来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当时稍微不慎重，会打起来，那样的话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半个月以后，毛泽东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哈达铺镇，才找到《民国日报》、《大公报》，看到了刘志丹的消息。

早在过草地的时候，毛泽东就和刘伯承谈过，他认为在蛮荒之地待着是没有前途的，中共想要生存下去，必须去有人的地方，但那是一种模糊的直觉。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预感直到哈达铺镇才得到证实。

刘志丹

这才有了后来红军进军陕北，中国共产党跟中国革命才能度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

兵强马壮的张国焘为什么会失败？

张国焘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决定南下，红四方面军一直在川康高海拔地区转来转去，爬了十几座雪山，走了三次草地，吃了很多苦头，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人数由原来的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多人。

张国焘的南下战略破产，红四的干部难免对他产生不满和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 党中央对张国焘进行了积极引导, 加上留在左路军中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积极斗争, 使得张国焘又有了同意北上的意向, 并且取消了“第二中央”。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7月5日,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电报指示：授予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番号。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于甘肃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共产国际发挥作用？

共产国际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中国共产党从组织关系上需要服从共产国际。遵义会议，恰恰是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后才可能召开的。

长征后，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将红军的状况和遵义会议的结果及时通知共产国际，地下党组织与红军的合作也需要恢复。于是，过雪山之前，中央分别把陈云和潘汉年派去上海，陈云的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情况，潘汉年则是为了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

红军分裂期间，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林育英（他是林彪的堂兄，在延安化名张浩）到了陕北。林育英出席了1935年12月在陕 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此时是共产国际的特使，除了传达共产国际的“七大”精神之外，还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

林育英

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跟张国焘有着患难之交。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出面，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不服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应服从。

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这招非常奏效，张国焘很快就放弃了“第二中央”，并且再次北上谋求与党中央统一。可以说促使张国焘这一系列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

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表面承认错误，实际上仍耿耿于怀。1938年4月4日，他乘去祭黄帝陵之际，投奔国民党。

曾经在红四方面军中拥护张国焘的人不在少数，但几年后，他只能孤身一人脱离了延安，成了一个可耻的叛徒。

1979年12月3日，82岁的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一所养老院。

结语

张国焘试图挑战党中央，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危害，但在一系列错误决策下，他又迅速滑向失败，这其实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