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里，作者刘鹗曾提出一个观点：“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在这里，刘鹗指责的是那些沽名钓誉、刚愎自用的清官，其实还有一种清官，其弊端不亚于刘鹗指责的这种清官，这就是庸官。朱克敬在《瞑庵杂识》里就记载了清朝一个著名的案例：“曹文正公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说起清朝的著名文臣，人们大概率都会想到纪晓岚和刘墉（1720年8月19日——1805年1月24日）这二位。在历史上，为官55年的他却遭到乾隆皇帝5次贬谪，一直到乾隆皇帝驾崩才得到重用。那么这位向来以清廉自居的官僚世家之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真实历史上的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

在说刘墉之前得先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当过户部广西司员外郎，祖父刘棨担任过羌州知州，后调任四川布政使。

他的父亲名叫刘统勋，是雍正和乾隆两朝的名臣，不仅在乾隆时期担任过首席军机大臣，还深受乾隆皇帝信赖，任内阁大学士，被乾隆皇帝称作“真宰相”。

当时民间描述刘家“五代五进士”，但在家族的五位进士中，除了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刘墉和他的侄子刘镮之的进士其实有着很大的水分。

刘墉

因为是三代名臣之后，刘墉与刘镮之都是恩荫举人，受到了皇帝特殊照顾。

刘墉家族显赫，同时又是“宰相”的长子，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政治、书画、文学和历史等方面均有所成就。

然而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已经三十一岁的刘墉却没能考中举人，让当时官至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刘统勋异常尴尬，最终还是借着乾隆皇帝对自己的信任，给儿子开了一个后门。很快，成为恩荫举人的刘墉便考中了进士，并且还在接下来的会试和殿试中考中了二甲。

父亲刘统勋是乾隆皇帝的左膀右臂，本着爱屋及乌的想法，乾隆帝给了刘永一个翰林院庶吉士的职位，没过多久又升他做编修，仅仅为官三年，刘墉已经被乾隆皇帝派到广东担任那一年的乡试主考官，这个职位一般要求有多年任官履历，但“子凭父贵”的刘墉不仅拿下这个工作，还很快升为了侍讲。

有家族资源的支持，又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与重视，一时间，刘墉就好似清廷政坛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让无数官员同僚羡慕不已。

可以说正是乾隆皇帝与刘统勋的密切关系，才保证了刘墉早年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

刘墉

虽然早期“拼爹”得到皇帝重用，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刘墉本身的确才华横溢，他早期的成功其实是在家族和自身本领的双重叠加下取得的。

他刚刚开始在官场上崭露头角时，却因为父亲的牵连而突然遭到牢狱之灾。“二十年，统勋得罪，并夺墉官下狱，事解，赏编修，督安徽学政。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

原来，当时刘统勋作为陕甘总督，因为在出兵伊犁时听从定西将军永常的指挥，不顾军令，导致乾隆皇帝大怒，将他和刘墉一同带回京城加以惩处。​乾隆皇帝冷静下来后，父子俩才得以获释。之后，刘墉在广西、安徽、江苏等地负责学政工作，成绩斐然。特别是在江苏的任上，他通过扎实的工作表现，查处了多起舞弊案件，使得该地区的考试纪律和学风焕然一新。在前往安徽任职时，乾隆皇帝还特地召见他并赐诗：“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

可以说，刘墉在地方任职时展现出了勤勉自律、超群才能的好官风范，因此在民间流传着“刘青天”的美誉。

然而，人的内心常常复杂难测。在那个时代，为了自身的晋升考虑，刘墉也曾经涉足了两件让读书人不齿的大案。这两起案件牵连范围广泛，令人震惊。

刘墉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委蛇其间，唯以滑稽悦容其间”。这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应付上级，对同僚圆滑趋避。

刘墉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1795年）禅位于嘉庆皇帝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李朝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追索大宝。史书记载：“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

刘墉涉及的“文字狱”案件主要包括江苏学政任上的《俣俣集》案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柱楼诗》案。

在《俣俣集》案中，主要人物是阎大镛。他原本是江苏沛县的一位屡试不中的老监生。当时，他所在的家乡出现了官员摊派粮食的情况，这引起了阎大镛这个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的强烈不满。因此，他带着读书人的骨气和义愤，大声疾呼，发表激烈言论，甚至言辞激烈。不久后，由于害怕逃跑，但没过多久就被抓获归案。

刘墉作为江苏学政也参与了这个案件的审理。但是，作为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刘墉并没有将焦点放在粮食问题上，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阎大镛烧毁的几本文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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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阎大镛对自己的行为问心无愧，但是为何要匆忙焚毁证据呢？这不是心虚作为吗？因此，刘墉立即向乾隆皇帝详细报告了案件的细节和疑点。然而，乾隆皇帝认为仅凭一起没有实质证据的烧书事件就匆忙定罪似乎有些不合理，因此他命令地方官员对此事进行彻查。

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陈弘开始对阎大镛进行严加审问，经过长时间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拷问，阎大镛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阎大镛三十多岁时曾出版过一本《俣俣集》，其中有一章对当地县志记载表示不满，因为该县志没有记载他母亲二十多岁就守节的事迹。

当时作为沛县知县的李棠只是责令阎大镛烧毁文集，并未向上级报告此事。然而，高晋和陈弘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如果书中再无悖逆之词，为何要急于焚毁呢？于是他们在民间搜罗到了两本《俣俣集》的残本。

果然，这些残本中对朝政的不满之词颇多。高晋等人迅速以“大不敬”之罪向乾隆皇帝呈报，乾隆皇帝大怒，判决阎大镛死刑，其家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而县令李棠因故离世，不再受到追究。

刘墉

此案曝光后，江南士人纷纷认定刘墉是始作俑者，对他嗤之以鼻。然而，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整个风气都如此，作为教育主管者的刘墉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此案爆发之前，江苏地区已经发生了数十起“文字狱”，比如“捏造诸葛碑文案”、“李雍和潜递呈词案”等。风气如此，让人感到束手无策。

另外一起案件是《一柱楼诗》案，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起因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穷书生蔡嘉树因周转需要将田产典卖给徐食田，后来经济好转想赎回，但被徐食田拒绝，于是怀恨在心。蔡嘉树发现了徐食田爷爷徐述夔编撰的《一柱楼诗》，其中包含悖逆之词，于是向官府告发。

审理此案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对蔡嘉树的私仇行为不屑一顾，驳回了他的上诉。但是刘墉作为江苏学政却对此事格外上心，立即将《一柱楼诗》上交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仔细审阅后，因其中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而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反清复明的铁证。于是，颁下圣旨，将徐述夔开棺戮尸，徐食田被判处死刑，其家属被发配充军。此外，当地所有姓徐的家庭也被强行抄家，引发了民怨沸腾，怨声四起。而刘墉却因此事再度受到乾隆皇帝赏识，之后不久，他便回京做了都察院左都御史。

刘墉‍

刘墉一生五次被贬谪，第一次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父入狱，第二次是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任冀宁道台时被人举报而充军。

当时有人向朝廷举报，说刘墉下辖的曲阳县库银被县令段成功侵吞，乾隆皇帝查实确有此事后大怒。刘墉有失察之罪，按照当时清廷的法律，他应该被革职处以极刑，但是乾隆皇帝又爱惜他的才华，于是就将他发配充军赎罪，到次年才重新被任用。

父亲刘统勋死后九年，刘墉辗转多地为官，最终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到这时，乾隆皇帝群臣便分为了四股势力，其代表人物分别为阿桂、钱沣、和珅和刘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刘墉因泄露了乾隆皇帝的谈话内容遭到和珅党羽的弹劾，第三次被贬，此后小错不断，一直备受乾隆责备。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因为刘墉管理的国子监中出现了贿赂案，刘墉遭到御史祝德麟弹劾，第四次被贬。到了次年，因为不纠正皇子和师傅们准时上课，作为总师傅的刘墉被降职为礼部侍郎。

史书中并未记载刘墉的五次被贬过程有和珅一党的参与，不过从被贬原因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已经越发不喜刘墉，对他一点耐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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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虽贪婪成性，却对皇上忠诚有加；刘墉虽清廉自持，却懒于政务，疏于治理。若论罪行深重，和珅无疑首当其冲；然而论及对社会的危害，刘墉亦不容忽视。和珅的贪污虽仅伤及官府财政，但刘墉的懈怠却导致民心离散、农业凋敝、国力日渐式微。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所评：“和珅虽贪，尚有其能；而刘墉失职，致人才流失，国势渐衰，其祸尤烈。”

和珅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奸诈手段，成为乾隆朝臣中的一员。虽然他依附皇权、贪图钱财，但和珅在位期间国库收入一直充裕，并且建造了不少惠民工程。刘墉则以清正廉明著称，但在入京任职后却表现出懒政怠政、避重就轻的态度。这两个人物的不同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官员的多面性。他们的经历告诉人们，一个官员的表现不仅与其本人的品质有关，更与政治环境和权力地位有关。刘墉入京后是否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懈怠呢？他意识到可能会得罪许多人，对改革不抱希望还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他的态度从积极转为被动，导致许多弊政无法被纠正。一个官员若只守本分、不积极做事，政府系统还有希望吗？刘墉从湖南巡抚一跃成为朝廷高官，本可发挥巨大作用，但他却轻言放弃。

尽管无法认同和珅那种依附皇权、追求财富的行为，然而，他确实在某些事务上展现出非凡的实干能力，其高明手段令人赞叹不已。在和珅主政的时期，国库收入保持稳健，国家亦未曾陷入动荡。这与那些只会一味贪腐的奸臣形成了鲜明对比。和珅可谓是个狡猾而又聪明的角色，他善于运用自己的才智，在皇帝面前稳固自己的地位。

刘墉曾以清廉正直之名广受赞誉，被众多人视为官场楷模。然而，自他踏入京城之后，却展现出一副消极怠工、逃避责任的面孔，昔日的勤勉正直已难觅踪影。刘墉的转变似乎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即便身为官员，想要始终坚守原则、不受环境左右，也并非易事，环境的力量常常难以抗拒。

进入京城后的刘墉，可能因诸多因素而逐渐显露出懈怠的迹象。或许是因他察觉到，积极行动可能得罪众多势力，因此选择了避免纷扰；又或是他目睹了朝廷内部的诸多阴暗面，对推行改革感到绝望；再或者，他或许单纯是出于对自己仕途的考量，不愿再冒任何风险。这种转变，使得刘墉的为官态度由原先的积极进取变为了消极被动，许多弊端也因此无法得到有效纠正。不禁要深思，如果一个官员仅仅满足于尽守本分，而不愿积极作为，那么整个政府体系的未来又将何以为继呢？

刘墉

刘墉由湖南巡抚晋升为朝廷显贵，本有潜力在高位上施展拳脚，创造更多价值，然而他却轻易地选择了退缩。这不禁让人遐想，倘若他能将湖南时期的卓越政绩延续至朝堂之上，或许能为整个朝政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使之焕然一新。刘墉的这般表现，无疑为官场中那句“好人不长久”的俗语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同时也促使人们深入反思，一个人所处的环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其命运与选择。

和珅贪污虽败坏个人形象，但刘墉的懒政怠政却导致国家人才荒、农业萎缩、国力削弱。刘墉的不作为成为了贪官们的帮凶，使得国家更加腐朽。如果官场中充斥着刘墉这样的人，政治清明是无法期待的。一个官员如果连基本职责都无法胜任，那么他就不应再受到关注。应该深刻反思，一个官员若不思进取、不惩治腐败、纵容黑暗面存在和扩大，后果将比贪官的个人行为更令国家蒙羞。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种称为“好官”的官员，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纳妾室，不受权贵利益的影响，甚至为民请命，痛斥上司的腐败。这些所谓的好官在当时备受推崇，如今也被后人称颂。但是，是否应该简单地认为这些官员就是好的呢？数据资料表明，有些所谓的“好官”在表面看起来是廉洁的，可是却没有建树，甚至拖累了国家的发展。另一些官员则在表面上看起来贪污腐败，但是却为国家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活力。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官员的好与坏归结到表面的廉洁与贪婪上，而应该看其所作所为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历史提供了智慧，也告诫人们，不能轻视官场中明哲保身者的危害，更不能认同他们是“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