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师爷,决定天下治乱兴衰

浩博评过去 2024-06-07 07:01:32

1、

因为不同的地理风貌和历史典故,中国很多省份都和数字有关,例如山西称为三晋、陕西称为三秦、山东称为三齐,而浙江被钱塘江分割为两浙。

钱塘江以南的绍兴、宁波、金华、台州、温州、丽水、衢州、建德的地势高昂,自古就是浙江的“上八府”,钱塘江以北的杭州、湖州、嘉兴的地势平坦,属于浙江的“下三府。”

上八府即浙东,下三府即浙西。

浙东的上八府里,绍兴最为重要。

绍兴毗邻钱塘江,沿着钱塘江西进,可以抵达安徽黄山、江西景德镇,进而成为长江—赣江—大庾岭贸易线的组成部分。自绍兴到杭州,可以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进入中原核心区。从绍兴北部的杭州湾出海,万里海岸线更是自由驰骋,可以直达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

即便从军事地理层面来看,绍兴位于浙东上八府的最北部,紧邻杭州,那么绍兴便是杭州的门户。

绍兴破,则杭州不保,杭州要压制浙东上八府,也要通过绍兴来完成。

正因为有这样的优越条件,历史上的绍兴,便成为浙东首府,浙江省内的地位仅次于杭州。

早在唐朝时,绍兴就名震天下。

在军事地理方面,唐朝设立的浙东观察使,治所就在绍兴(越州),用来镇守浙东。孙逖在《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里写道:“越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把绍兴视为唐朝的东部门户。

在经济方面,杜牧历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黄州刺史、池州刺史、睦州(建德)刺史,非常清楚东南的世事民情,所以在《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里说,绍兴是“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的繁华盛地。

此后千年,历经唐、宋、元、明、清等王朝,绍兴始终保持着浙东首府、浙江经济重镇的重要地位。

不过,世人说起绍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绍兴的重要地位,而是出自绍兴的一个群体——绍兴师爷。

2、

绍兴师爷的崛起,和绍兴的重要地位是分不开的。

一方面,绍兴的经济富庶,导致人口暴涨。

北宋时期,全国人口超过20万的州,北方只有11个,南方有44个,而南方的人口大州里,江浙独占23个。可见在那个时候,南北方的人口规模就有巨大的差异。

到了明朝中后期,纳入黄册统计的人口共有1160余万户,其中北方人口340万户,南方人口820万户,浙江又独占150万户。也就是说,浙江的人口相当于北方人口的一半左右。

这仅仅是统计出来的人口,为了免除人丁税而隐藏的人口其实更多,数量大致是官方统计的三到五倍。

人口是无限增长的,土地却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人口多的地方,必然有一大部分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此外,和平的时间太长,必然产生激烈的土地兼并,那么拥有土地的人,占总人口比例是极低的。

明朝文人徐文长是绍兴山阴人,他考察会稽县的社会情况以后,在编撰《会稽县志》时写道:

“今按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悉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余万亩,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筹其类而分之,止需数千家而尽有四十余万之田矣。合计依田而食与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

这些不沾寸土、衣食无着的人,是他们不努力吗?

肯定不是,是社会矛盾没有给他们努力的方向。

会稽县是这种情况,可想而知,整个绍兴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人多地少”的社会环境,导致绍兴的无业游民数量庞大,非常需要工作机会来养家糊口。

另一方面,绍兴的经济富庶,直接催生了兴盛的文化,以至于读书科举的文人,占绍兴总人口的比例非常大。

明朝考中举人的绍兴文人有2215人,占浙江举人的20%,考中进士的绍兴文人有950人,占浙江进士的25%。清朝立国的前一百年,绍兴考中举人的依然有656人,考中进士的217人。

这些枯燥的数据,固然是绍兴文教鼎盛的证明,但那么庞大的总人口、那么低的录取率,意味着绝大部分绍兴文人,无法通过科举、入仕、做官实现人生价值或谋取生计。

既然正路走不通,那些没有土地、科举落第的绍兴文人,便只能走偏门。

而在“士农工商”构建的中国古代社会,落第文人依然是士,不可能脱下长衫去做工务农,商的社会地位又太低贱,那么落第的绍兴文人要走偏门,还是要在“士”的范围内挑选——

要么回归乡里,教授子弟读书,收一些微薄的学费。

要么通过关系进入官场,以政府官员私人幕僚的身份,挣一份丰厚的薪水,间接实现人生价值。

选来选去,这两个偏门里,还是做政府官员的私人幕僚,性价比更高一些。

反正是出来卖的,为什么不卖个好价钱呢?

而政府官员的私人幕僚,俗称就是——师爷。

落第文人需要政府官员谋生路,政府官员同样需要落第文人做师爷。

政府官员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而科举考试的题目大多出自四书五经。

这种选拔人才方式的好处在于,能构建统一的意识形态,从朝廷到基层、从江浙到陕甘,历任皇帝和所有官员都能同频对话,没有任何沟通障碍。但弊端就是,常年累月钻研四书五经的文人,缺乏水利、财务、法律、土木等专业知识。

出任政府官员以后,他们要履行职责,就必须依靠负责具体事务的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官和吏的区别并不明显。官被贬了可以做吏,吏有政绩可以做官,所以在那个时候,官和吏之间没有根本性矛盾,反而是互相配合完成工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但自从明成祖朱棣颁布“自今御史勿复用吏”的诏令以后,吏,逐渐失去了光明的前途。

不论吏的政绩如何出彩,他都不能晋升为官、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受人尊重。可以说,自从成为吏的那一天起,他的政治前途就被堵死了。

正因如此,那些学业有成或者稍有背景的文人,都不愿意做吏。于是呢,政府里的吏,便演变为父子相传、世代相承的职业。

既然吏是世袭的,那么吏就是盘根错节的地头蛇,科举出身的官是流动的,任职以后,如果不能满足吏的利益,吏就可以不配合官,甚至在暗地里做手脚,毁了官的前途。

为了不被吏绑架,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政府官员就有了聘请师爷的习俗。

这样一来,把需要做的工作交给师爷,官就能完成工作并做出政绩。而因为有了师爷,吏就有了竞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好处,甚至仅仅为了不被收拾,吏都要配合官的工作。

换句话说,师爷是官员引入政府的鲶鱼,同时充当了官和吏做斗争的工具。

3、

万事皆有源头。

绍兴文人做师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全天下的落第文人那么多,为什么绍兴师爷能垄断行业?

其实在明朝立国的时候,绍兴师爷就萌芽了。

朱元璋渡过长江攻破南京以后,四处网罗文人,组建新政府班子。但安徽、湖广的文人都投奔了陈友谅,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的文人归附了张士诚,朱元璋能招揽的,便只有浙东文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为代表的浙东文人,纷纷进入朱元璋的幕府,给朱元璋平定天下出谋划策,立下赫赫功劳。

在常年累月的战争中,刘基、宋濂等浙东文人,又向朱元璋举荐了大量的门生、弟子、亲朋、故旧,以至于明朝立国以后,浙东文人成为仅次于淮西勋贵的政治势力,盘踞在六部和行省的重要部门。

因为绍兴是浙东首府,所以这些浙东文人里,绍兴文人的占比非常大。

到了朱元璋晚年,浙东文人尤其是绍兴文人,便成为朝廷六部的主要人群,和科举入仕的文人泾渭分明——

“六曹之吏,江浙籍多,浙江尤甚”,这里说的浙江,其实就是绍兴。

再过两百年,明朝进入万历年间,绍兴文人的势力不仅延续下来,而且稳步壮大,号称“一入衙门,前后左右皆绍兴人。”

朝廷六部以绍兴文人为主,布政使司、府、州等地方政府,要想和六部沟通感情,甚至是顺利审批提案、调拨款项,最佳办法便是招募一些绍兴文人,让他们利用乡党关系,打通六部的关节。

绍兴文人,就这样搞出明清版的“跑部钱进。”

既然政府官员需要师爷做鲶鱼,制衡世袭的吏,又需要绍兴文人来“跑部钱进”,那还不如直接招募绍兴文人做师爷,用一份工钱办两件事。

于是呢,朝廷六部的吏和政府官员的师爷,充斥着绍兴文人,绍兴文人就此形成一个同气连枝的阶层。

理学家陈龙正的朋友到绍兴做知县,陈龙正就写了一封信,专门叮嘱他,要在绍兴推行教化,绍兴人的道德和素质提高了,可以影响朝廷六部的吏和政府官员的师爷,有利于天下。

信件的最后,陈龙正写了一句:“天下治乱之根本,皆在绍兴。”

在这样的背景下,绍兴文人便有了广阔的职业前景。

通过科举做官的绍兴文人,凭借遍布天下的人脉关系,到哪都能如鱼得水。

例如绍兴府余姚县的王阳明,考中进士以后,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得罪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都能逃出生天,跑到贵州龙场悟道。复职之后,王阳明做了南赣巡抚、平定叛乱,最终以文人的身份封为新建伯,青史留名。

王阳明的毕生功业,固然有惊才绝艳的个人能力,但和绍兴文人的支持、配合,大概率也是有关系的。

考不上科举的绍兴文人,就接受政府官员的招募,进入幕府做师爷。

例如绍兴府山阴县的徐文长,十岁就有“指掌之间万言可就”的文学水平,偏偏八次落第,无法入仕做官。

人到中年以后,徐文长走投无路,进入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幕府,协助胡宗宪拟定抗倭计划,还给胡宗宪代笔,写一些吹捧内阁首辅严嵩的贺表、进献给嘉靖的青词。

胡宗宪死后,徐文长游历塞外,还接受辽东总兵李成梁的礼聘,教授李如松、李如柏兵法,相当于给李成梁做了一段时间的师爷。

时间进入清朝,虽然皇帝换成爱新觉罗氏,但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基本政府班底,绍兴人的政治势力也延续下来。

绍兴出生的邬思道,很多年都没考中功名,便在康熙、雍正年间做了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师爷,全权负责田文镜的一切奏折,以至于雍正对田文镜的恩宠日隆,有次还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了一句:“朕安,邬先生安否?”

师爷做到这个份上,属实是成功的。

不过,大部分绍兴师爷,并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的师爷生涯,主要目的是挣俸禄、谋生活。

那些普通的绍兴师爷,要想胜任工作,必须接受一段时间的培训,往往是父传子、兄传弟、师传生。而要想获得丰厚的俸禄,必须熟悉两项业务——

刑名,即法律。

钱粮,即财经。

这两项业务是政府官员最需要的,所以开出的俸禄也是最丰厚的,按清朝乾隆年间的惯例,刑名师爷的年俸是260两,钱粮师爷的年俸是220两。

和现代相比,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的收入,不次于年薪百万的公司高管。

但除了这两项业务以外,其他师爷的收入就断崖式下跌。清朝乾隆年间的汪辉祖,师爷生涯的起点,是给知县做书记,年俸只有区区24两。后来专门修习了刑名业务,年俸才涨起来。

可见,法律和财经知识,在任何时代都是硬通货啊。

周总理家族,做的就是这种师爷。

周总理祖父辈的五个兄弟,都因为做师爷,从浙江绍兴搬迁到江苏淮安,其中四人通过数十年的努力,积攒了大量财富和人脉,逐步做到知县。

到了周总理的父辈,仍然有人做师爷。

他的父亲年轻时,就回到绍兴拜师,学习师爷的基本业务,但学习能力不行,没有谋到好差事。而他的二伯从师爷起步,做到江苏巡抚的总文案,六伯甚至成了袁世凯的秘书,亲眼见证民国初年的风云变幻。

4、

绍兴师爷活跃在明清时期,进入民国,绍兴师爷就开始势微了,只有陈布雷这种幕僚,还能承担一些师爷的职责。新中国成立以后,绍兴师爷做为一个阶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原因么,大致是三条。

其一,近代革命涤荡了一切旧势力,绍兴师爷们互相声援、跑部钱进的土壤不存在了。这就断绝了绍兴师爷的政治功能。

其二,随着生产力和管理技术进步,党组织改革了政府机构和用人机制,消弭官吏的区别,并在党管一切的原则下,收回用人的权力。

如果谁私自任用未经组织部考察、党支部批准的师爷,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做为补充,党组织配备了秘书长、财政、公安、法院等职能部门,协助官员处理具体业务。

其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释放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不论是否学业有成,知识分子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从此以后,中国只有利用权力寻租获利的政商掮客,而不存在一个围绕在党政官员周围的师爷阶层。

归根到底是社会进步摧毁了师爷阶层,现代中国摧毁了明朝以来的绍兴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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