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匹夫
编辑/匹夫
前言在教科文的推动下，我国对“非遗”的界定和实践活动的开展，使我国对非遗的继承和保存日益关注。
在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在市场化的社会背景下，非遗类影视与高度社会化的影视进行了一次“联姻”。
在市场化的今天，非遗主题的影视作品是在国家有关的鼓励与支持下，由非遗自身与高度社会化的影视艺术之间的一次“联姻”。
通过这样的婚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化带入一个全新的音像创作过程，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元素。
不管是影视，都离不开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从非遗电影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非遗电影与其文化进程，非遗电影与其当代文化心态三个角度来探讨非遗电影所蕴涵的文化内涵。
非遗影片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本文从要解决“非遗影片所承载的文化”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其自身和产生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从较小的意义上讲，“情境”就是人所处的外部和内部的条件，它与人所处的话语关系密切。
而在非遗影片的产生中，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同样十分关键，“艺术是处在一定的文化关系中”，就像语言中都有情境一样。
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同样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当情境的变化出现时，它自身也一定会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如果不能理解其所处的社会背景，那么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也就无法体现出来。
目前，非遗类影片所呈现的文化背景，并不只是一部“科普”类的纪录片，还需要让观众在无声中感受到非遗类作品所承载的精神追求和人民的家乡情怀。
同时，它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人文元素，例如伦理道德观念，与非遗所相关的民俗习俗，都是影视艺术的美学元素。比如2009年，金良炎的《十里红妆》。这部影片的背景就是宁海古代豪门婚姻的习俗。
因为宁海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所以这里的商业非常发达，嫁娶也就成了一种炫耀财富和身份的方式。
明媒正娶的新娘子，还有那些放在喜辇上的东西，都是大婚之日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那些东西都是精致的木质箱子、桌子、椅子。
在影片中，木匠严大师甚至被黄大师请去做一件可以流传数百年的“千面大床”。而马唐云就是在这种雕刻中，把他对黄花的爱刻在了雕刻上。
最后，黄花咏大婚的时候，马唐云远远看着她的婚纱，被她的婚纱染成了一条长长的红色。
在视觉效果上，江浙地区独特的青山碧水，以及一望无际的红色队伍，给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感觉。
一种曾经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奢侈风俗，如今却变成了一种艺术，一种对人们来说极其重要的视觉享受。
非遗影片与其在当代的发展非遗的生存是一个持续的进程，虽然非遗主题影片对非遗的展示常常仅仅是选择了一个剪影，但它对非遗的观察也是一种有一定的时代高度的视角。
对受众而言，需要在理解非遗的特殊的文化过程中去理解它，而对影视工作者而言，既需要把非遗放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展现。
也需要让受众从影片的剪影中，去更加深入的理解做为非遗的整个地域、民族等的历史过程。
在影视工作者还没有形成明确的“非传统”观念的时候，吴天明的《变脸》（1996年）就是一部杰出的作品。
将“变脸”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展现了“社会变迁”和“人心浮躁”对传统艺术的冲击，而吴天明的《百鸟朝凤》则是一部“民间文学”。
只不过相比起《变脸》那种温暖而又充满希望的氛围，《百鸟朝凤》就显得更加贴近时代了，而且也更加强烈地批评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在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
高峰在2014年拍摄了一部类似于《老腔》的影片，这部影片可以看做是将《变脸》中“只适合男人，不适合女人”的传统观念与《百鸟朝凤》中“师徒之情”与“男女之情”结合在一起。
《老腔》这部影片的拍摄年代，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正好是中国动荡的十多年，起源于黄河之畔的“老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个时期的影响。
由于邵家的家谱制度，老腔的继承权受到了挑战，邵家的掌门人邵喊天的独生子小华，认为老腔是“下九流”。
不肯学，而被遗弃的白毛，又对邵喊天志在必得，不得已，邵喊天只好把自己的本事传授于白毛。
在这样一种濒临灭绝的艺术中，人们必须把它作为一种传统来继承，但是他们却不顾自己的意愿，死死坚持着一种传统。
更让人觉得落伍的是，邵喊天为了“后继有人”，把和小华情投意合的收养女儿小凤强行许配给一个长相丑陋，而且还患有性欲缺陷的白头发。但这还不是三个少年的全部。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主角一边要面对与葛大哥相抗衡的“葛氏家族”，而“白毛”又恰好是“葛大哥”之子，
因此，“亲生”与“义父”之争，对于白毛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压迫；同时，他们的人生也受到了战乱、土匪等因素的影响。
当新中国建立后，白毛与小华这两个曾经互相憎恶的人握手言欢，一笑置之，谁知“文革”期间，“破四旧”运动使白毛的生活与心理支柱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化为乌有。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可以感觉到那些与时间格格不入的规则，必然会让我们的作品渐行渐远。
而且，时间的错位，很有可能会让这朵鲜花凋零。而要使老腔调的创作走向一个更加理想、更加平和、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现代社会，则是其唯一的出路。
非遗影片与当代的文化心态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非遗的生存是一个具有一定的过程，因此，它不仅承载着一种传统的文化心态，同时也被一种当代的文化心态所浸润。
非遗题材影片是从当代人的角度来审视的，它既包含了在非遗当中经历了悠久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浸染。
又可以表达当代人对于非遗的冲突的心态，换句话说，就是将非遗作为一扇窗口，让观众们可以与其发生共鸣的文化心态。
比如2011年陈富与郑正合作的《摆手舞之恋》，里面的谭炳建，就是一个在大都市里当推销员的男人，在病入膏肓后，回到了酉阳的龙潭镇，在那里“等死”，而谭炳建，则是让人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到了他的表演。
覃秉坚的坎坷生活为广大受众所熟知，《摆臂》更多的是“嵌入”了覃秉坚与廖云无望的恋爱关系。
通过电影形式来宣传非遗文化，是提升国家的自自信的一个关键环节，国家的文化主管机构也逐渐意识到，通过电影形式来创造出的国家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求生存、促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我们对各级政府部门在塔里木区域的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种种贡献表示感谢，如设立实物文化馆供游客参观。
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文化艺术节，创建民族技艺培训基地，发展民族文化特色观光活动，并对此表示感谢。
但是，在拓展了非物质文化传播的范围的时候，怎样更好地对每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本民族社会发展中的教化意义和民族共通感树立的作用进行了更好地说明，这对提高了外国一般大众对文化表演表面现象中所包含的文化多样性的认知。
促进了各个民族对彼此民间生活多样性的尊重和了解，增强了各个民族互相交往中的彼此互信。
并使其变成本地区多民族文化多样性产业开发中的一道亮点，将其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资本，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随着图像作为一种新的“强”性的“话语”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其背后的原因是：图像等图像作为一门新的“话语权”，其对本土人群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程度也越来越高。
地方政府亟待转变其在文化宣传中的地位，并借助网络媒体的崭新资讯，为地方的发展争取一席之地。
文化遗存的“图像”传达是指一种遗存的外部图像，并对其内部的“图像”进行文字诠释。
利用音像媒介的传播手段，向受众传递了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以此来提升受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并使之在电影中得到了与之分享。
因为相对于其它形式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而言，它更适合当代的青年的消费需要，这对于激发他们自己的文化保护意识，提升他们的国家自尊和自信是非常有益的。
对非遗的形象诠释，应尽可能满足遗产地人群的公共需要，也就是应该采取何种形式，才能让受众喜欢，才能最大限度地接收编辑想要传递的价值观。
虽然，电影在当今的受众看来，是有着一定的启蒙价值的，然而，仅仅具备着对思想进行启蒙和宣扬的作用的影片，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抵制。
因此，在创作影片的时候，关注当下的文化心理，关注受众的乐趣，就显得尤为重要。
结语比如，章明执导的《郎在对门唱山歌》，展示了导演对影片叙述的精湛把控，而詹文冠执导的《正骨》。
则将郭氏家族在战争中的技艺和传统，放在了战争和谍战的大环境中，让影片充满了战争和谍战的味道，这些都是在表达手法上注重了受众的审美观。
中国的非材料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形态多样，是影视作品的丰富资源，也是影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的非材料在经历了几个世代的传承后，正处于被遗忘的边缘，亟需回归大众的视线。
随着非遗主题影片的出现，它与非遗中的各种文化要素进行了交流，向人们展现了民族的珍贵的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心态下的珍贵的民族文化财富，通过影片独特的美学创作来完成对“遗产”的继承
参考文献
[1]关于“非遗”主题影片表达方式的探讨
[2]关于“非遗”主题影视的传播和教育作用的探讨
[3]对一种文化的考察
[4]现在的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