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虽无亲生子嗣，但他有一位特别的义子王戍，后者是周总理表姑的侄儿。王戍对周总理充满敬仰，年仅17岁便希望追随周总理赴前线打击敌人。周总理深知战争残酷，不希望王戍这么年轻就冒险，于是决定收他为义子，让王戍留在身边。

1939年春，周总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身份，前往浙江进行抗日活动，途经绍兴。他的祖籍在此，表面上是祭祖，实则与浙江中共秘密组织接触，布置革命任务。在此行中，王戍作为年轻后辈也陪同前往。

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纪念日祭祖时，王戍借此机会一睹他仰慕的周总理风采。祭祖后，他们游览周边，王戍与总理的交流更为深入，对总理的学识与品德更加敬佩。

在前往大禹陵的路上，他们展开了热烈讨论。王戍分享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称其为有德之君。周总理补充说，大禹不仅治水有功，还在农业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制造了九鼎。周总理解释，九鼎象征着九州，代表大禹功盖九州，王戍对此感到震撼，认为自己的表伯知识渊博。

周总理对于王戍的勤奋好学表示赞赏，并幽默地提到自己的知识也是向老师学习。二人之间和谐融洽的氛围让周围的人都感到愉悦。

当他们到达大禹陵时，周总理发现供壁上画着九把斧头，便询问众人。众人反应不一，王戍勇敢地猜测：“九斧和九鼎象征着大禹治水救人。”周总理对他的见解表示认可，王戍的智慧和勇气给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

旅行结束后，周总理在宣纸上为王戍题写：“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这句话激励了王戍，他迫不及待地想跟随总理打仗。王戍的父亲王贶甫支持儿子的决定，并将他的意愿传达给周总理。

周总理考虑到王戍年纪尚小，建议他继续学业。王戍感到失落，但周总理为了安慰他，提出收他为义子。王戍与父亲欣然同意，王戍行了三个鞠躬礼，称呼周总理为“干爹”。总理答应了，两人的关系由此确立。

尽管周总理与王戍的认亲过程似乎仓促，但二人之间的情谊却是真挚的。周总理为王戍写下“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周恩来”以表关爱。

周总理行程紧凑，第二天便匆匆离开绍兴，前往金华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进行秘密会谈。临行前，他给王戍10块银元，并嘱咐他要努力有所作为。4月5日，他寄给王戍一张身穿军装的照片，鼓励他珍藏。

王戍与周总理的义父义子关系仅限于绍兴之行的一次见面。王戍牢记总理的期望，努力考上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加入解放军南下服务团。虽然他多次写信向总理汇报进展，周总理却因事务繁忙未能回信。

王戍对此并未失望，始终铭记总理的期望。周总理曾写下十条《告亲戚朋友》家规，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不论场合不得透露与周恩来的关系，以免影响王戍的前途。

年轻的王戍未必理解总理的苦心，直到后来听父亲解释，他才恍然大悟。在学校工作后，王戍扎根于教育事业。年轻时，总理鼓励他不断学习，如今他已到达当年总理的年纪，倍感责任重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戍的成长与成就也未曾辜负周总理的期望。王贶甫在担任绍兴市副市长期间，曾与周总理有过短暂会面，深知总理的用心。

这段义父义子情谊成为不为人知的秘密，直到1978年，王戍被请回绍兴，他的身份才得以浮出水面。晚年，86岁的王戍曾给周恩来纪念馆的研究员写信，回忆起周总理对他的深刻影响。

王戍的出生弥补了周总理与邓颖超无子女的遗憾，成为他们精神的延续。在1952年，周总理与邓颖超在上海工作时，曾因未能育有子女而受到亲友的惋惜。

年轻时的周总理与邓颖超婚后不久便面临生育问题。邓颖超由于工作繁忙，决定终止第一次怀孕。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年代，她选择了自行堕胎，未向周总理坦白，独自承担痛苦。

虽然周总理一向脾气温和，但对邓颖超的决定仍感到愤怒，最终两人和解。然而，这只是他们生育旅程的开始。1926年，邓颖超再次怀孕，但由于种种原因，孩子未能存活，周总理在外执行任务，邓颖超只能独自承受痛苦。

经历了多次怀孕与流产后，邓颖超在1937年因政治动荡逃往香港，生育能力受到影响，这使得周总理的血脉再无延续可能。

周总理在心中对王戍充满期望，希望他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有所作为。王戍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努力在学业与工作上取得成就，但两人的缘分却始终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