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学者对世界体系的描述有三种模式：“国家的世界”、“世界型社会”和“社会性世界”。

按照德国政治学人士的看法，90年代的世界政治现实可以用“社会性世界”来概括。它的构成基础虽然仍然是国家，但在国家内部，社会势力的意义正在上升；在国家之间，领土界限正在变得模糊起来。

东西方冲突结束以后，一个全球主义新时代已经到来，世界政治结构的主导因素是“复合相互依存”，这与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理论观点大致相同。

而导致这种相互依存体系得以形成的根本动力，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这使得德国人更加相信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社会的完善，是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东欧国家的剧烈动荡、苏联解体宣告两极时代的结束，而伴随冷战的结束，对于世界上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似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其更加有解释说服力，更趋近于事实真相。但是，面对种种新的国际难题，德国人更相信，适用于德国国内的多元主义的合作文化，对于解决这些国际难题同样具有积极的效果。

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更多表现为对于二战以来，德国文化外交政策的继承，呈现出一种稳定性。

第一，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基本方向仍不改变，依然坚持“欧洲的德国”的理念。冷战结束后，之前一直被埋没在意识形态对抗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死灰复燃。

德国作为过去持有这些观念的国家，邻国担心这些思想在德国，极有可能重新抬头占据主流地位，因此德国必须重申其和平主义、多边主义文化，强化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认同与合作关系。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误解与不认同，只能由文化交流和沟通来化解，“文化外交是心灵的沟通，这种沟通的方式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应该也必须纳入统一后，德国文化外交的基本战略框架之中”。

德国对外文化政策，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第三根支柱”，是与另外两根支柱——对外政治和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相辅相成、紧密联系，而并不是隔离的存在的。

所以对外文化政策具有极其重要和具有价值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还“具有国家民族追求‘同质化’目的的功能，这种‘同质性’并非等于文化的整齐划一，而是在充分尊重民主、多元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前提下的‘合作伙伴’身份认同”。

因而，对外文化政策不仅在身份认同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如促进外贸、推动和解、解决冲突、改善国家形象、增进学习和交流等。

要使得对外文化政策积极发挥积极的作用和功能，德国必须时刻保持对历史的警觉性，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沉疴泛起、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死灰复燃；必须时刻坚持“德国的欧洲”的方向，保证欧洲认同，在世界范围内接受监督，不背离“合作伙伴”的角色认识。

第二，20世纪90年代，德国政界对于对外文化政策的关注度，大不如冷战结束之前。有统计表明：“1993年的联邦政府文件中很少有提及对外文化政策的主题，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内，均是如此，此时给人们的总体印象是‘对外文化政策无足轻重’。”

统一后的德国状况与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颇为类似，此时政府工作的重心更多的集中在国内事务与国内社会建设、重新界定德国的国家地位，和调整欧洲一体化进程等问题上。等到这些问题渐次解决、国家运行重新进入正轨，政府将把对外文化政策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90年代中后期，德国政界不同高层人士，均反复强调德国作为欧洲大家庭、乃至世界大家庭中的“学生身份”，表明此时在德国“克制文化”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对二战进行反思并不断从中吸取教训，而更重要的是要以多边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认识世界多样性，不再回到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邪路歪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