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梅生
他办炮兵学校、组建炮兵部队, 被称为我军的“炮兵之父”;他使第四野战军发展到5个战车高炮团、16个炮兵团、4700门火炮, 从装备上超过了东北国民党军队;他于辽沈战役开始之际, 不幸在前线踏响反坦克地雷, 成为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中共中央、毛泽东破天荒地在唁电称之为“巨大损失”……
他叫朱瑞。
转战苏区
朱瑞, 又名朱敦仲, 1905年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朱大兴庄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五四”运动时, 朱瑞便是“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上中学后, 朱瑞受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熏陶。1922年, 在南京钟英中学上高中的朱瑞, 经常利用作文和演讲的机会, 抨击时政, 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腐败无能, 并在学校办的业余刊物上大声疾呼:“所谓民国, 徒具招牌, 内容尽失, 要建立真正的民国, 还需革命。”
1924年秋, 朱瑞考入广东大学 (后改中山大学) , 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新学生社, 并被选为主要负责人, 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被中共粤区学委称为“中坚分子”。
1925年冬, 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在中共粤区学委的推荐下, 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批准, 朱瑞以左派青年的名义, 第一批获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秋, 又进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9年夏, 朱瑞以笔试和实弹射击均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
1930年1月, 朱瑞回到上海, 被分配到在中共中央军委担任参谋。10月, 中共长江局军委遭到破坏, 急需充实干部, 朱瑞主动要求前往武汉工作, 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为安心工作, 也为不让家人牵挂, 朱瑞行前给长兄写了一封信, 称:“我到远方, 生死未卜, 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不久由于叛徒告密, 中共长江局机关遭到敌人的袭击, 长江局和武汉市委的工作全部落到了朱瑞身上。朱瑞身处险境却从容不迫, 直到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全部分批撤离, 才于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 在兵运科主持兵暴训练班, 负责培养训练对白军进行策反工作的军事干部。
1931年12月, 朱瑞奉命调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 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五军团训练队政委、红军学校教员、红十五军政委等职。1932年6月, 调任红五军团三军政委, 参加著名的水口战役。8月15日, 朱瑞率红三军和红四军联合攻打乐安县城。敌人据险抵抗, 又在飞机掩护下不断反击, 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朱瑞亲往阵地观察, 组织突击队逼近敌人, 终于突破层层防线, 攻下乐安县城, 生俘敌旅、团长以下3000多人。接着, 朱瑞乘胜直取宜黄, 俘敌1700余人, 国民党军27师师长高树勋率部弃城而逃。战斗结束后, 红三军奉命转向闽赣边界, 在黎川、建宁、光泽等地开辟大片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 朱瑞任红五军政治委员。他经常深入基层听取干部战士意见, 根据不同时期的环境、形势和任务, 结合指战员的思想情绪, 提出具体的要求和措施, 使部队政治工作方向明确、有的放矢。
1933年, 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国民党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 分兵三路, 企图合击南丰、广昌一线的红军主力。当陈诚第五军第52师和59师从乐安行至黄陂时, 朱瑞率领部队突然发起攻击, 并全歼59师。接着, 朱瑞又率部在草台岗阻击国民党军第9师, 歼灭一个营, 有力配合了红一、三军团围歼蒋介石的11师。红军经过两次战役, 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1934年8月, 中共中央调朱瑞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 朱瑞大力贯彻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方针, 积极协助聂荣臻做好部队政治思想工作, 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反党分裂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
威震山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中共中央任命朱瑞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不久, 又被委派为第十八集团军驻一战区司令长官联络处处长, 前往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进行统战工作。
国民党军队撤过黄河时, 朱瑞留驻晋冀豫地区, 以河北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 在晋东南的陵川县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 招收晋东南、豫北、冀南地区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 进行抗日军事、政治训练, 并按照统一战线原则, 将他们分配到八路军、牺盟会和国民党部队工作。1938年, 朱瑞又在山西晋城创办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两校先后培养了2500多名干部, 成为我党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
1939年10月, 为了加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 以徐向前为司令员, 朱瑞任政治委员, 前往山东统一指挥苏 (北) 鲁地区党领导的军队, 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 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 先后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 改组中共山东分局, 由朱瑞兼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分局书记, 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
朱瑞刚到山东, 就遇上日军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朱瑞采取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 发动群众开展分散性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 多次巧妙地避开日军合击, 又运用内线和外线互相结合的战术, 打击日军的薄弱环节, 从而粉碎了日军的夏季“扫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 朱瑞确定了“拥护于学忠, 打击沈鸿烈, 联合东北军, 消灭顽固派”的统战政策, 并亲自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东北军内部迅速分化, 一部分投向人民, 多数保持中立, 只有少数转向顽固派。东北军甚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 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压力, 在抗日军民发动的一系列反顽战斗中始终保持中立。朱瑞还非常重视对地方实力派、进步人士等的团结争取工作, 尤其是对山东敌后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 他都做过大量工作, 使他们团结在中共周围, 在“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发挥进步作用。
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 是山东反动势力的总代表。他公然提出“日可以不抗, 共不能不打”的反动主张, 并打着国民党的“正统”旗号, 诬蔑破坏统一战线, 纠集各地土顽武装, 向抗日军民发动全面进攻, 甚至公开勾结日军。
朱瑞一面从政治上同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面从军事上严密部署, 先后在清河、鲁中、滨海、胶东等地连续发动武装自卫反击战, 歼灭顽军4500多人。1940年7月间, 在朱瑞的主持下, 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做出了“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新四师、秦启荣及海军陆战队 (沈鸿烈嫡系) ”的决策, 于8月10日突然发起进攻, 当天就收复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
朱瑞要求部队运用隐蔽、轻巧的战术, 各个击破敌人, 同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不使危机扩大, 在政治上、军事上获得胜利。先后开辟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十个根据地, 并形成大的战略区;建立山东战时行政工作委员会, 以及八个专署和79个县的民主政权;拥有党员12万, 正规武装10多万。山东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1941年后, 日军出于加强对山东的控制, 将兵力增至4.7万人, 伪军增到16万人, 凭借军事上的优势, 实行“三光”政策, 对抗日的军民轮番“扫荡”。为了扭转斗争局面, 朱瑞遵照刘少奇指示, 研究通过了《关于减租减息, 改善雇工待遇, 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 并亲自带领工作团到滨海区试点。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让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朱瑞还通过开展整风学习、实行精兵简政、加强统战工作、落实“三三制”政策、改变对敌斗争策略等措施, 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斗争。
1942年冬, 朱端亲自指挥军队向盘踞甲子山的孙焕彩残部进行反击, 使长期被分割的日照、宫县和泰 (安) 石 (臼) 公路以南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扩大了抗日阵地。
1943年, 朱瑞乘东北军与李仙洲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换防之机, 大力开展对于学忠和东北军的工作, 使于学忠部不等李仙洲接防即先撤走, 八路军乘机控制沂、鲁山区, 并打退李仙洲的进攻, 改变了八路军在日军、国民党顽固派和我“三角对立”中的劣势地位, 为争取山东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同年秋, 朱瑞离开山东, 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
组建炮兵
1945年6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 中央决定让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但朱瑞却找到毛泽东, 表示自己曾在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 深知建设一支炮兵的重要性, 希望能让自己在炮兵建设上做些具体工作, 并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设想。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称他“高瞻远瞩, 有战略眼光。”随即, 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校长。
当时, 延安炮兵学校的教学条件非常简陋, 不仅缺少必要的教学器材, 甚至讲课用的粉笔都不能保障。为保证教学任务的正常进行, 朱瑞紧紧依靠教员和学员, 克服重重困难, 推出了结合实际、集体研究、实验教育、按步前进、各科配合、典型推动、组织教育和经常考绩的炮兵军事教育教授方法;制定“人闲炮不闲”的训练方法, 把科目、人员、器材、时间适当地加以分配, 定期进行轮换, 提高训练效率;从起床、出操、上课、讨论、演习到晚点名等军事生活入手, 严格要求学员, 培养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深入到学员中去促膝谈心, 学员也常与干部和教员谈学习、谈思想;积极争取上级支持, 中央和军委为此决定对专职技术教员增发薪金和待遇, 标准从2块大洋到3块大洋, 还有毛巾、肥皂、增发新军衣、大灶改为中灶等, 而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的薪金实际上也只有4块大洋;注重提高训练质量, 经常组织演练, 每个学期结束前夕, 组织实弹射击, 让学员轮流担任指挥员和炮手, 有时还选择在恶劣气候和夜间进行训练, 以培养学员适应抗日游击战的能力。
一系列措施的推出, 使得军政、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延安炮兵学校孕育了大批军事人才, 成为八路军炮兵的摇篮。
1945年9月, 中央军委决定:“延安炮兵学校立即迁往东北, 加快炮兵建设”。10月, 为保证延安炮兵学校1069人顺利到达, 并尽量减少因搬迁而耽误教学, 朱瑞率炮校部分干部和学员先行由延安出发, 步行2000余里, 于11月下旬到达沈阳。
当时东北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 加紧向东北运兵, 要抢占东北;苏联因同国民党签有条约, 要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 要求我军退出沈阳;日军留下的大炮, 好的已被苏军运走。朱瑞拿着朱德的亲笔信, 找到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再三交涉, 才从苏军手里接收到一些破旧的小型火炮。但朱瑞毫不气馁, 他一边向先行到达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作调查, 一边向敌伪官吏甚至战俘询问, 终于明确得知日本关东军丢在东北山区的枪炮极多。于是, 朱瑞召集干部会议及时提出“分散干部, 搜集武器, 发展部队, 建立家园”的指导方针, 发动大家, 下定决心, 克服困难, 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 到东起绥芬河, 西至满洲里, 南起辽东, 北至孙吴, 凡是日伪军驻扎或作战过的地方去搜集武器。自己也冒着严寒带领人员到镜泊湖打捞被日本人丢弃的大炮。共搜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 炮弹50余万发, 坦克12辆, 汽车12辆, 还有各种零件和器材。
后续北迁的炮校干部和学员, 在日夜兼程的行军中, 受到国民党师团部队的一再袭击。大家根据朱瑞事先的指示进行了快速反击, 炮弹百发百中且全部击中要害, 国民党军师团错误认为碰到了精锐部队, 而不敢贸然发起进攻。期间, 朱瑞命令受阻的北迁部分官兵在宣化休整待命, 并筹建宣化炮校。宣化炮校以庭院当课堂, 石板做黑板, 进行了三期培训班的教学课程。
1945年12月, 延安炮兵学校迁至牡丹江。为了迅速发展人民炮兵, 朱瑞提出“变学校为部队, 拿部队当学校”的办学方针, 将炮校500多名干部作为骨干, 分散到各军区及总部炮兵旅等单位, 扩大炮兵队伍, 提高炮兵干部水平。不久就组建10个炮兵团、6个炮兵连、1个高炮大队、2个坦克队和1个炮兵修械所。
1946年6月, 延安炮兵学校更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 朱瑞为学校制定了“学与用相结合”的教学方针, 在上课学习的同时, 不断组织团队参加实践, 总结经验。朱瑞非常关心教师配备、教学内容、器材设备等具体问题, 经常往来于相距数百里的各团之间, 督促检查部队训练。朱瑞还不满足于在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和苏联陆军大学所学到的炮兵技术和战术, 从实际出发, 研究炮兵部队装备的日式、美式炮的性能、特点, 大胆探索能够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的战术和技术。
1946年8月, 东北民主联军 (第四野战军前身) 为加强以炮兵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 决定在牡丹江建立军马场。朱瑞指出:马与炮不可分割, 纵览中外炮兵发展史, 军马是不可缺的部分。由于战争形势的紧迫, 大家务必做好思想准备, 从事军马工作。同时决定, 由炮校郑新潮等负责创建牡丹江军马场, 军马场隶属于炮校。很快, 在牡丹江谢家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 全军第一个军马场建立了。随之, 炮校依托牡丹江军马场, 扩建扎兰屯、山丹等13个军马场, 规划红山等一批军马场, 形成全军初具规模的军马事业。
1946年10月, 以东北军区炮兵学校为基础, 我军成立炮兵司令部, 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我军炮兵终于形成完整的指挥系统, 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
血染疆场
在1947年1月至4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 朱瑞不仅先后派出70多个炮兵连队参战, 还及时归纳、总结作战经验, 提出炮兵要集中使用, 火力要快、准、猛, 攻坚作战中要步炮协同和抵近射击, 直接瞄准等一系列炮兵战术原则, 为炮兵建设与作战原则提出明确方向, 极大地提高了炮兵的实战能力。这些战术原则, 甚至在整个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还被编入《炮兵条例》中。
至1948年上半年, 朱瑞所领导的炮兵已发展到有战车、高炮等5个团, 16个炮兵团, 拥有火炮4700门, 从装备上超过了东北国民党军队。我军炮兵也由原来只能配合步兵攻克敌人一个师设防的中等城市, 发展到能配合步兵一举攻克几个师, 十几个师设防的大城市。
1948年7月, 朱瑞参加了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见军区领导决定让其留在后方主持工作, 朱瑞便直接向毛泽东请战:“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我在后方,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解放东北的战役, 我应该带着炮兵到前线去。”并表示:“只要能让我上战场, 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毛泽东最终批准了朱瑞的请求。
为便于指挥, 也为更好地总结炮兵在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的作战经验, 朱瑞不顾个人安危, 决定亲赴前线。行前, 朱瑞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信:“东北发展很快, 我想不久我们就要打进关内与华北会合, 胜利 (这次是真正的胜利了) 在家乡见面。”“农民翻身, 国家才能强盛。我家有地出租, 这就是地主, 应做模范, 把地自动让给农民, 这才算名符其实的革命家庭。”
9月12日, 炮兵1、2、3团与其他纵队配合, 包围了义县。义县是锦州的门户, 要想攻下锦州, 必须首先夺取义县。义县不仅城墙高大, 国民党军还在城内驻有装备最新式武器的一个整编师, 并以城垣为依托, 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 地面上遍布地雷, 外围还设了许多障碍。攻打设防如此坚固的城市, 我军还是第一次。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 朱瑞将炮火攻击在义县进行了一次预演。随着“轰”、“轰”几声炮响, 国民党军的一些重要火力点顷刻之间被摧毁, 靠近南城门右侧的城墙也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子。
9月28日, 朱瑞突然接到总部的紧急电报:国民党军正从沈阳空运49军至锦州增援。朱瑞立即命令炮1团派一个营, 秘密开进锦州机场附近。当5架飞机降落之际, 10多门火炮同时发威, 飞机及其所载国民党官兵顷刻间灰飞烟灭。国民党锦州城防司令范汉杰获悉机场被炸毁, 49军被迫停止空运后, 不由“啊”的一声瘫倒在座椅上。
10月1日凌晨, 朱瑞赶到前线指挥部, 检查炮兵火力的部署。副参谋长张志毅向他报告:“3时炮兵全部进入阵地完成射击准备, 9时30分完成以打开突破口为主的炮火准备。”
9时30分, 朱瑞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担任正面射击任务的2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火攻击, 朱瑞从望远镜里看到义县的城头已经倒塌, 正面的城墙也被打开了30多米宽的口子, 满意地对张志毅说:“如果是打锦州, 突破口还应该再大一点, 也可以考虑多打开几处。”
在炮火的掩护下, 我军步兵发起了冲锋。只一次冲锋, 守城的敌人便如潮水般退去。至15点20分, 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
“走, 到城头上看看去, 最好量一量突破口有多宽, 这样下一步攻打锦州心里就更有数了。”为掌握第一手材料, 朱瑞对警卫说:“这次攻城中, 我军第一次使用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美国榴弹炮。这种火炮的攻坚性能, 也急需我们去了解。”“还没有打扫战场, 首长是不是先不要过去?”警卫提醒。“不要紧, 我们也可以一同打扫战场嘛。”朱瑞迫不及待地走出指挥部, 朝城头的突破口走去。当朱瑞走过一条小道、跨上一道土坎时, 突然踏响了一颗反坦克地雷……
身中几十块弹片的朱瑞当即壮烈牺牲, 时年43岁。
10月3日, 东北野战军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未语, 悲恸不已。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唁电:“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中功勋卓着, 今日牺牲, 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 望转令全军, 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其中的“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一句, 为毛泽东亲笔所加。
2009年9月14日, 朱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