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鲁生

近日,一本名为《斯大林格勒协议》的新书在德国发布。以参战军人的记忆为载体,这部专著载着读者穿越时空,重返伏尔加河河畔那座血火交织的城市……

1943年1月31日拂晓时分,苏联士兵在德军第六军团高级指挥官的藏身之处———Univermag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将军团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等一批德军将领俘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篇章———斯大林格勒战役终于落下帷幕。

长久以来,对于这场改变了欧洲战场形势的“转折之役”,坊间存在许多传言,譬如:苏联红军之所以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以弱胜强,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在队伍中安插了许多“督战官”———秘密警察,如果发现谁畏战,就会将其“就地正法”。

这是否是被刻意隐瞒的真相?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近70年后,德国学者约亨·赫尔贝克怀着对那段历史的好奇,对苏联人自己记录的秘密档案进行了详尽的解读。

政治鼓动比督战官更管用

赫尔贝克努力的成果,便是《斯大林格勒协议》一书。其中包含了参战苏联军人的照片,他们的受访记录及相关背景。这些第一手资料,当然不会改变史学界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价,但确实修正了某些流传甚广的观点,首当其冲的便是前线“督战官”的传说。

毫无疑问,在战役进行到生死关头,双方都杀红了眼时,的确有苏联军人被同僚处决。时任苏军城防部队最高统帅瓦西里·崔可夫中将,便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承认,他亲自解决了几个“懦夫”———“9月14日,我开枪打死了一支部队里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之后又毙了另外两个旅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其他人见状,全都吓傻了……”

不过,按照赫尔贝克的说法,“阵前处决”的范围被高估了,这与纳粹德国进行的反苏宣传有关。仅就目前的资料而言,确定因“怯战”而被处决的苏联军人约为300名。

《斯大林格勒协议》揭示的情况是,苏军士兵甘于牺牲,“比德国人更可怕”的督战措施仅仅是次要原因,无处不在的政治工作对确保部队士气发挥了关键作用。配置到每个连队的政治委员,夜以继日地向士兵们喊话,要求共产党员身先士卒。

于是,尽管伤亡惨重,1942年8至10月间,苏军前线部队中正式党员的数量,还是由2.85万人猛增至5.35万人。政委们还利用战斗间隙,到处分发描绘“当日英雄”事迹的传单,上面有受表彰者的大幅照片。有时,他们还会把获奖者的肖像寄给他们身处后方的亲朋好友。

“必须承认,就整体而言,当时的苏联红军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队伍。”赫尔贝克写道。

除了在战斗时士兵鼓劲,苏军政工人员的另一项常用技巧是一对一谈话。“到了晚上,战士们更愿意敞开心扉,政委就可以抓住机会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苏军第64集团军步兵第38师政治委员伊泽尔·雅岑伯格回忆说。他总是带着“鼓动皮箱”在战壕间穿梭,箱子里除了宣传用的小册子和书籍,还有跳棋、多米诺骨牌等娱乐用品,目的是“让战士们不再受到恐惧驱动,而是要让他们懂得,要凭借自己的政治觉悟战胜痛苦。”

投入巨大的政治鼓动,成功地让苏军士兵相信,比起德国人,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更加坚定;而只有相信自己是在为更崇高的目的奉献的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当被俘的德军士兵纷纷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时,苏联人反而认为那是软弱的表现。

“仇恨让我变成了野蛮人”

政治宣传的作用固然不可忽略,但赫尔贝克在研究中发现,越是普通的苏联士兵,对“爱国主义”“崇高理想”等主题相关的言辞提得越少。驱动着他们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拼死抗击一度占优势的德军第六军团的,更多的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仇恨。

德军在苏联土地上烧杀掳掠,点燃了几乎所有受访者的怒火。“看到年轻女人、孩子被吊死在公园的树上,这一幕给我们的冲击太大了。”上校皮奥特·扎耶切夫斯基说。他对一个德军弃守的据点印象深刻———一具战友的尸体横陈在面前,右手的皮肤和指甲被拔光或撕掉,双眼被戳瞎,左太阳穴上有个烙铁造成的伤口,右脸则被易燃液体烧得变了形……

即便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很多苏联人视德国为文化之国,对后者独特新颖的工程技术也相当钦佩。正因如此,接受“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调查的苏军士兵表示,在战场上与德国人遭遇时,对方表现出的残暴让他们深受震动。

一名审问过战俘的军官在记录中强调,德军士兵不断攻击平民,并且“盗窃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竟会毫无愧疚地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侵略者的倒行逆施,为苏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结果,“每个苏联士兵都极度渴望尽可能多地杀掉德国兵”。狙击手阿纳托利·契科夫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描述了他开枪杀死第一个敌人后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感觉糟透了,我竟然杀了一个人……但紧接着,我便想到了受难的同胞,开始无情地向德军开火。我变成了一个野蛮人,我杀他们!我恨他们!”接受访问时,契科夫已射杀了大约40名德国士兵,多数是一枪爆头。

复仇狂热遮蔽了对死亡的恐惧,但这种遮蔽总归是暂时的。电影《兵临城下》主角的原型、“苏联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累计消灭了242个敌人。他在战役结束后的一番话,却流露出不安和动摇:“你会永远记住,记忆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现在我的神经不稳定,还会不停地晃动。”他的一名战友则补充道:“在斯大林格勒待5个月,等于在其他地方待5年。”

德国人的声音无缘被记录

“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的工作,让苏联军人的喜怒哀乐得以流传后世。相比之下,作为战败方的德军官兵就没那么幸运,多数人连倾诉的机会都没获得,就投入了死神的怀抱,或者是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在70年前的那个严冬,本来处于进攻位置的德军遭到苏军反包围,只能由空中获得微薄的补给。德军士兵忍饥挨饿,也没有足够的衣服抵御寒冷。尽管第六军团司令保卢斯一直勉励部下,“哪怕再多坚持一天就有希望”,他们试图突围的“冬季风暴”行动还是以失败告终。

1943年1月的最后一天,弹尽粮绝的保卢斯及同僚成为苏军的阶下囚。第一个在百货公司地下室里发现保卢斯的是利奥尼德·维诺库尔:“我进去时,他就躺在床上……”这位苏军中校看到,“他的胡子大概足有两个星期没刮,看上去勇气尽失。”

这位德军最高指挥官的藏身处就像个公共厕所。“污物、排泄物,还有一堆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堆得齐腰高,污秽得难以想象……”在“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的记录中,另一名苏联军官阿纳托利·索尔达托夫如是说。

双方对视了十几秒,形容枯槁的德国人抛下了武器。其实,他们要自杀很容易,但保卢斯和其他高级军官没有这样做。就在此前几天,希特勒还授予保卢斯元帅军衔,这当然不是因其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而是在暗示重围中的后者“杀身成仁”。

希特勒失算了。走下战场时,这些俘虏收获了苏联军人鄙夷的目光。在率部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划上句号的伊万·布尔马科夫少将看来,“他们没有死的勇气,尽是些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