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读者天然上个月联系我，说他从小听父亲的回忆长大，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今年已经96周岁，是安庆市关爱团队统计在册，唯一健在的抗战老兵。

天然详细记录了父亲的故事，花很大功夫去考证、梳理时间地点。

我们交流时，他有些疑虑，不知道父亲的是不是符合我们标准。

在父亲五年战斗生涯中，最传奇的事不是战场，而是三次逃跑回家。

从进军营的第一天，父亲就想逃离军营。

他的回家之旅，堪比“越狱”。

1947年春，我被送到师部军士队集训，准备当军官。

到了集训队消息灵通，得知我们49师很快要调到东北去驻防，心里很忐忑。

东北天高地远的，即使没被打死，再想回家恐怕是不行了，不如找机会跑吧。

机会很快就来了。

有天晚上，我们四个潜山老乡外加一个岳西人刘新，和驻地老百姓正在打纸牌赌钱。

牌局结束，我们四位老乡都赢了，看着手中的钱就心动了。

有钱就可以回家了啊，说一不二，立马行动。

可出门没多久，刘新就提出不走了。

为什么呢？

当时是夏天，我们四个老乡每天都穿着军装，随时准备着，可刘新这天只穿了一个大短裤。

刘新说：“你们走吧，我以后再找机会走了，这一程就算我送送你们。”

我们去意已决，时间不宜久留，只好挥手就此道别了。

刘新是位很有本事的人，但我的命也差点因他而丢了。

刘新也是被拉壮丁来的，但他是高中生，能书会写，在那个文盲遍地的年代，算是有文化高水平人士了。

我们因是邻县人，平常在一起就谈论，现在路上关卡这么多，怎么才能逃回家呢。

刘新说，如果能拿到师部的官防，以出公差的名义走，各个关卡就不会阻拦了。

但师防官防怎么拿得到呢？刘新说他来想办法。

没多久，刘新就神秘地塞给我一个东西，要我小心保管，以防不时之需。

我一看原来是一个木制的官防，是刘新私底下偷偷刻制的。

真是了不得的功夫，我很佩服他，是用什么工具，哪里的时间弄成了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私刻官防是掉脑袋的事，我不敢怠慢，晚上睡觉揣在被窝里，早上起床也包在被子里，绳子捆好就背在身上，时刻不敢外露。

不料想一日行军途中下了大雨，背包全淋湿了，刚回到驻地又接到命令，要求背包留下，轻装出发，我也没多想就走了。

回来时天已放晴，驻地操场上晒满了被条，我一看才想起官防的事，不禁大惊失色，急忙去翻寻，哪里还能找得到。

正在慌乱的时候，部队的老军需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间里，从桌下摸出那个官防，问我：“这个是你的吧？”

那种情况下，我也不敢再否认了，只能点头承认了。

他叹了一口气，“你这孩子，你还要不要命了，这个东西也能藏吗？”

原来，我们出发后，部队军需就奉命晾晒被淋湿的衣被，在我的背包里发现了这枚私刻的官防。

这位老军需已五六十岁了，也是少年从军，如今已须发皆白了。

他伤感地对我说:“你赶快把这东西拿回去毁掉，我这辈子是死在这里了，就做个好事，为来世作个修行吧！”

我问他这个年纪了，为什么不回家？

老军需叹气连连，说自己出来时家里尚有兄长。十年前往家里写信，还收过家中侄儿的回信。但这十年里，家里已再无音信了。

“我这个年纪，要回家部队是不阻拦了，但回去哪里还有家呢？”老军需说。

打一辈子的仗，自己的家打没了。

我谢过老军需，回来心中无限惊恐，赶紧找来刘新和几个同乡商量。

大家也认为留着官防是个隐患，不如找来空白信纸盖好，需要时填上字就用为好。

这样我们找来了印泥和部队用的空白信笺纸，盖了四五张折叠好，小心地绑到每个人的绑腿里，这样才算是保险了。官防我扔掉了，小命又逃过一劫。

我们四人出发前就详细设计过路线。

准备先搭车到老圩，从老圩过渡到镇江，从镇江乘船到南京，再从南京搭船到老家安庆。

当晚我们步行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终于看到有通行的汽车。

我们四个人站到路中间，拦住了一辆空载的货车，二话不说就爬上了后面的车厢。

没曾想从副驾驶下来一位男子，走到后车厢前，抽出一把手枪，厉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下来！”

在枪口面前我们只好乖乖下车，不知所措。

这时开车的司机也下来了，他一把拉住那个男子，说：“他们是当兵的，管他们干嘛！”

然后就把他推上了副驾驶座，发动车辆走了，我们又虚惊了一场。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只好又往前步行，到了一个集镇，找个饭店吃点东西洗了脸，稍稍缓解了一下。

向饭店老板借了毛笔，把绑腿里的空白信笺拿出几张，填上出差事由“前往后方医院接运伤兵”，并签上师长的名，然后就出门了。

镇上等车的人很多，我们四人又强行挤上了一辆民用客车。

但车往前行驶了大约一百米，又见前方竖有禁示牌：“停车检查”。

车马上停了，有一个班的士兵上来把所有旅客赶下了车。

我们把填好的信笺拿给他们看，要求放行。

那个兵把信笺拿在手上左看右看了半天，抬头扫了我们几眼，然后一把把信笺揉成了团，骂着：“你这是什么公事？师长的名字有签成这样的吗？带走，带走!”

这时我们才明白，还是文化不够惹的祸，那些字写得歪歪扭扭，怎么像是师部的公事呢？

94岁时，我佩戴抗战胜利纪念章

带到部队驻地才知道，这个班的士兵正是前来接防的第74师。

原来这个部队也是逃兵太多，专门派了这班人去镇上去抓兵抓丁的。

他们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留下来当兵，并说不把我们当新兵对待。

但我想既然还是当兵，还不如回老部队好，但他们死活不同意。

我仗着平常经常陪孙连长打牌，关系很融洽，就要求写封信给原部队，信中坦承了离队的错误，要求连长派人来接我们回去。

这封信真的送到了原连队，孙连长还在全连集合时当众宣读了，并说时间紧迫，来不及去接了。

这是几年后，遇见同连队的本乡战友，他告诉我的，他感叹说：“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第74师见我们四人都不愿留下当兵，就把我们关了几来，并放下话：“明天枪毙两个，留两个下来。”

当晚我们正关在屋里，忽然进来了一位军官。

他说自己是师部的副官，安徽桐城人，白天在师部知道我们四个潜山兵被抓了，身为家乡人，晚上特来看望。

他劝说我们：“明天你们中不知哪两个就被枪毙，与其这样，不如先留下来当兵，下一步再找机会走也不晚的。”

见他是真心为我们考虑，我便答应留下来，其他就由他去协调解决了。

但我心里还想找机会再跑，一定要活着回家。

第二天我们四人就被分派到四个班了。

我被分配与一个江西老兵共抬一挺重机枪。我之前是轻机枪主射手，平常行军就扛一根二十多斤的枪管，轻松习惯了，这时突然抬起重机枪，累得根本受不住。

老兵姓高，路上聊天得知第74师的兵也逃得差不多了，连民夫也跑了，如果不是昨天抓到了我们四个，今天这重机枪就找不到人抬了。

我问老高想不想回家去，老高说当然想啊，但这里就他一个江西人，想跑也不知怎么跑的。

傍晚时分到了宿营地，我去当地老乡家借门板。

刚走没几步，就听见一个班里的老兵对班长说：“那个新兵去借门板了。”

班长马上招呼：“那你跟着去看一点啊！”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说不把我们当新兵对待，去借个门板都要派人看着，这不是当新兵吗？

借回门板后我没吃饭，独自躺在门板上生闷气。正好三个老乡都过来看我，我把刚才听见的话和他们说了。

我看我们还是要跑，在这里抬重机枪的活也干不下去啊。

三个老乡都赞成。

我出了个主意，把这个班长约到镇上去喝酒，晚上再找机会。

大家觉得行，我找到班长，说今天抬重机枪太累了，晚上想请班长到街上喝两杯，解解乏。这位吴班长嗜酒，马上答应了。

为了避嫌，我把老高也约上，六个人一起上街了。

到了酒馆里，轮流敬吴班长的酒，很快就把他灌晕伏在了桌上。我们五人使了个眼色，相继起身来到了街道上。

刚往前走了几十米，我一回头，看见吴班长竟也东摇西晃地跟上来了。

我只好回身把吴班长扶住，说我们几个想去附近的草岩（音，地名）看戏，班长你也去吗？

没想到，这个吴班长竟然含混地点头：“去，去看。”

没办法，我们扶着他走了一会，一边想对策，再走下去他酒都要醒了。

我对班长说，今晚喝了不少，现在时间尚早，不如大家先去镇上澡堂洗个澡，休息一下再去看戏，如何？

班长直说：“好，好！”

扶着班长找了家澡堂，果然，热气缭绕中，吴班长很快就倒在澡堂躺椅上鼾声大作了。

我们穿好了衣服，怎么也叫他不醒。这才让澡堂掌柜照顾好班长，等我们看戏结束后再来接他。

说毕，我们离开了街市，在漫漫夜色中，再次踏上归乡的路途。

我们问老高，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走？

老高说：“我不跟你们一起走，回去怎么向部队交差呢？”

按照之前的线路，要去老圩，必须要重回昨天被抓的镇子才能搭上车。

只能沿原路返回再出镇子，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只好又往回走，来到下午进镇宿营的那个出口。

守岗的也是当地的民团，他拦住我们，说晚上外面共军活动很多，出镇不安全的。

我说，我们下午进来你也看见了，我们的伙食担子还在后面掉队了，我们是回去接他们，出去三里地如果接不到，我们马上返回。

守岗的民兵这才放行，还说：“快去快回吧！”

出了镇子马上离开大路，折到路旁的道沟里，瞄着大路上的电线杆指示方向，向白天的来路疾行。

夜半时分，终于又回到昨天被抓的那个镇上。

两天没休息了，大家都疲惫不堪。

见镇上的一个警察局亮着灯，门前有一个警察在站岗，我们请他帮忙找一家客栈休息。

这个警察二话不说，就把我们带到警局边上的客栈，招呼老板把我们五位安排好。

这样睡了半夜好觉。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我们买了包香烟，又找到一个警察，给他递了一根，问他这里有没有去往老圩的车。警察说有。

但车来车往，我们也分不清哪辆车是开往老圩的。

正在迷惑时，警察指着一辆车朝我们大喊：“到老圩的，快上啊！”

我们赶紧上车，一上去就催司机开车，但车上没几个人，司机要等。

真是心急如焚，好不容易催着司机开动了车辆。

这辆车先到扬州，上下旅客后才开到了老圩。这一路提心吊胆，觉得路程无比漫长。车到老圩，我们下车就直奔渡口。

此时渡船没到，想抓紧到渡口旁的饭店吃饭，饭菜刚端上桌，轮渡的汽笛就拉响了，饭也来不及吃了，马上起身要走。

饭店老板拉住我们要付账，没吃饭我们岂肯付钱？这时旁边的旅客上来解围，说这个饭我来吃，和他们当兵的纠缠干嘛。

这样才得以解脱了。

过江的轮渡有宪兵把守，见我们当兵的，就伸手要查看公事。

好在旅客很多，人流挤来挤去，我嘴上答应：“有公事，有公事。”

边说，身子就使劲往船上挤，到了船上我和他们几个打招呼，准备和这些宪兵周旋。

好在船开后，宪兵并没有跟上船，很快就抵达镇江了。镇江码头外拉着铁丝网，只留一个出口，从符号看出，出口把守的正是第74师的部队。

大家心里很紧张，怕再检查公事。

只好装作过江游玩的散兵，叼着香烟在铁丝网边上闲逛。

终于有一个人混过了哨口，隔着铁丝网招呼我们过去，我们假装应声而去。

好在守口的哨兵没有盘查我们，就这样安全地出了码头。

心还悬在半空中，赶紧叫了一辆人力黄包车，一人坐上去，四个人跟着跑，一路跑到了去南京的码头，顺利地搭上了去南京的轮船。

在南京码头下船后天已黑了，还很担心再出意外，心急火燎地找开往安庆的轮船。

解放前的南京下关码头

南京是民国的首都，江边各类小吃摊点排成长龙，热闹非凡。我们在码头附近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坐在石头上，身边放着一个皮箱，似乎也是在等船。

我见他愁眉苦脸的样子，就上去和他搭话，得知此人姓潘，父亲是安庆大观区的区长，这次到南京考学未取，但回程路费已花完，正发愁怎么把皮箱卖掉好凑盘缠。

异地见到家乡人，大家就亲切了，让他路费的事不要担心，跟我们一起走就行。

我们只是担心，不知道这里晚上是否安全，是否有查夜的宪兵？

潘先生说，南京码头他来过多次，人流通宵不息，从来没有人查夜，但现在南京所有夜行船都不发了，坐船得等明天。

这一夜，我们没敢进城住宿，整夜在江边徘徊。

往事也在夜色中越想越烈。

我的家在安徽潜山县棋盘乡青田保。

15岁那年春天，我正在舅舅家做织工，保队副一行5个人一涌而入，二话不说，就用绳子把我绑了押到乡公所。

当时征兵政策是，年满18岁的壮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

因我年龄未到，家里拿着族谱找到乡保要求放人。

放人可以，但要交十担谷子。

我们家里很穷，哪里能拿出十担谷子。我想，反正迟早要被抓，迟去不如早去。

就这样我就随其他7名壮丁一起被押解到潜山师管区，被编入教导连。

我在那里受训了半个月，随后补入国民党138师414团，广西的部队，师长李英俊，团部队驻地在水吼岭白水湾。

部队生活很苦，每天吃两顿糙子米，大锅饭，住在老百姓家里，士兵发内外衣各一套，冬天就加一套棉衣。

那是我第一次长离家，在部队特别想家，

我走了家里只有老实懦弱的父亲养家，母亲是小脚，两个弟弟，一个智力有障碍，一个是婴儿。

作为家中长子，我从小就要帮人放牛，补贴家里，现在家里一点忙都帮不上。

真不知道没有我，这个家里现在是怎么过的，以后又该怎么办。

越想越不是滋味。

过完年，我就要跑。

一天黄昏，我和本乡一位战友，混到营门，说要去营外小店取白天忘拿的烟盒。

但卫兵不准，只好返回。

晚上，我俩逛到营地内的茅厕看地形。

茅厕墙壁是用松树和毛竹扎起的栅栏，大约3米高，栅栏外面就是山坡，往下是河。

我俩便攀上松树，借此翻过栅栏，从栅栏上跳了下去。

落地砸出了巨大的响声。营地里顿时一片呐喊。

慌乱中我俩就近往山上跑，后面有两个人打着手电往上追。

我们当时脚上穿着胶鞋，山坡上砂石多，我们跑一步滑几步。

山坡边上有一条干沟，沟里还堆着一些干枯的芭茅。我拉着另一个人顺势滑下去，躲在芭茅叶下面。

心慌气急，喘气太厉害，我们就张大嘴巴贴紧地面。

后面的人追得紧，一个是我的副班长，还有一个是四班的副班长。

他们打手电，拎刺刀，从我身边经过。

两个班长正在向上搜索的当口，山下河里，突然传来一阵叫喊。

原来，另有本连的两个人也赶在晚上逃跑，路线选的是从山下过河，不幸先被发现了。

两个班长听见呼喊，便返身往山下赶。我看着他们从我身边经过，嘴里还用广西话在叫骂。

逃过一劫，继续往山上跑，我脱了胶鞋穿袜子走，又不滑又没声音。

连夜翻山越岭，竟真的回到了家里。

第一次逃回家后，我白天躲在各个亲戚的家里，趁晚上从这家亲戚转移到另一家。

过了两个月，拉壮丁的保甲找不到我，就把我家的小叔叔抓到乡公所里做人质。

小叔是做木匠的，他一被抓，带着的两个徒弟就没事做了，吃白食哪行呢，小婶子就到我家来哭闹。

我父亲没办法，跟小叔交换做人质。

不久，父亲就一封接一封地往家里捎信，催我回去当兵。

这时和我抓在一个部队的本乡人也上门到我家，告诉我家里人，部队跑的兵太多，回去就不追究了。

我当时很苦恼，如果还不回部队，真的就是既不忠又不孝了。

这次走时家里又哭得一团糟，那个年月，当兵就意味着送命啊。

到了部队才知道原来的一连人跑了六十多，现在又都抓回来了。

连长没打没骂，安排我回班上吃了饭。

因为我没带五户联保手续，连长又马上命令把我关了起来。

后来，一位同乡就到本连，找了十位同乡战友作联保。如果我再逃跑，十人连坐。连长这才放我出来。

我在部队里见到了做人质的父亲。

他们给父亲上刑，用绳子绑住两根手指，中间夹一根竹棍，再往中间插竹签，人就痛不欲生。

父亲当晚到野寨黄家饭店住下，约好第二天早饭后我来送他回家。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客栈，老板说天没亮人就走了。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被部队打怕了，甚至不敢见我最后一面。

我用这条命把父亲换回来，就算是尽了孝，现在回了部队，死了，也算对国家尽了忠。

但真要上战场，还是得想如何活下来，我开始安心训练。

从基本的队列开始，到战场上如何开展进攻、防御和撤退。

我在414团2营5连，从二等兵一直升到上等兵，从步枪兵干到轻机枪主射手。

手中的捷克式轻机枪，训到后期用布把眼睛蒙上，全靠手摸，也能在规定时间内把拆散的机枪零件装起来。

我们当时主要是在安庆集贤关一带打游击，摸鬼子的碉堡。

小时候，我见过鬼子烧杀抢掠，心里痛恨日本鬼子，上了战场一点也不怯。

有一天，部队气氛紧张，一晚上站岗的口令换了三次。半夜，伙房里就在做饭。

当兵的就悄悄议论，明天又要去打鬼子了。

第二天，气氛更不一般，起床号、预备号，都没吹，值勤官直接吹哨，紧急集合！

全团很快集中到升旗场，团长身挂两只手枪，在台上仅说了一句“好消息”，就不再发言。

大家原地站了一个多小时，团长再问，“全体官兵哪个晓得？”

一个老资格的排长问：报告团长，我们要打鬼子吧？团长摇摇头。

有人再问，是要发饷吧？团长再摇摇头。

后面大家七嘴八舌，有问加菜的，有问加衣的……

团长一直摇头。

由于站了太久，有的士兵的枪都倒在了地上。

团长笑问，“哦，现在枪都不要了，命也不要吗？”

我们又紧张起来。

团长终于讲了，“好消息！昨天下午2点，小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台下立时欢声雷动。

接着我们跑步回住地，发现米饭早已装在箩筐里等着了。

我们又议论，说鬼子投降是假，吃完饭去打仗才是真啊。

作战多年，我们这些底层士兵，清楚敌强我弱，根本不理解鬼子为什么投降。

吃完饭没有开战，我们就问老百姓，老百姓也不知道。

又过一天，全师集中在六安，师长也宣布鬼子投降了。

连排长也不清楚真假，还劝我们弟兄，有钱的就买一身衣吃一顿饱吧，鬼子若真投降了，就有的吃有的穿，如还要打仗，留着钱也没有用的。

全师部队就接着向合肥淮南一线出发，直奔水家湖。

我当时是全师的尖兵，走在部队的最前面。

当地向导说，水家湖有鬼子，我问他知不知道鬼子投降了，他也说“不知道”。

快到水家湖时，果然有鬼子在城外站岗。等我们小心接近时，站岗的鬼子就把肩上的枪往地上一扳。

大家吓得迅速卧倒。

但这时才发现，鬼子的枪是枪面对我们，刺刀向天。鬼子还把军帽的帽檐转向后方，向我们立正敬礼。

直到这时我们才确信，鬼子是真投降了。

我们不用和他们打仗了。

23年中秋，潜山市关爱抗战老兵团队看望我

鬼子初降时有规矩，无论国共，只要遇上中国军队就缴枪，谁先到就缴给谁。

我们部队从九龙岗再往前过淮河，就遇到了新四军的阻挡。

我所在的连担任主攻。先派了一个班，把枪枝放在小船里，士兵从两边手攀着船舷涉水过河，我们全连伏在河岸后的工事里观察。

过河时一直没动静，但船刚一靠岸，对方机枪声大作。几十秒钟过去，一个班的士兵倒在河边上，全没了。

连长下命令，“再派一个班上去。”

又一个班扶着小木船下水了，几分钟后又全没了，我们全看傻了，国军当时的战术就这么呆板！

两个班打光以后，连长找到团里要增援。团长向师里请示，要求调鬼子的大炮上来打。

下午，鬼子开来了一辆汽车，上面有十几个工兵。他们下车后先测量再挖炮工事，挖好后就回去了。

不久汽车又来了，这次车上运的是鬼子的山炮。

当天晚上，鬼子的大炮开始轰击，震得我们住的屋底上灰尘往下扑扑掉。

没多久，轰击就停了，一片寂静。

第二天部队过河，河对面是一片石榴园，只见树上挂满了人体的碎片。

再往前一点是镇子，只剩一片残垣断壁，一个老妇人在一座破房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守着一具尸体在悲哭，其情景凄惨无比。

部队继续进发，从九龙岗经淮北到北徐州，我们营驻扎在海州。

我和一个战友负责去接管鬼子的一间军用仓库。

仓库有一个小队三十多个鬼子在那看管。

我们二人抵达后，鬼子全队集合，小队长向我们敬礼并递交仓库物资清册，然后全队撤离。

鬼子的物资清册有几大厚本，登记得整齐又清晰，我们看不懂，更不可能去清点。

仓库四周有三个岗棚，我们两个人怎么够用呢？

我就到营部去汇报，要求增加人手。

营长双手一摊，说整个海州就我们一个营，小鬼子吐口吐沫都可以把我们淹死，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听营长这么一说，我和战友也不站岗了，晚上就关在仓库里睡大觉，白天就上街下馆子看戏。

鬼子平常都缩在兵营里，可能是因为给的配给少，饿得不行，一些鬼子就到街上拿手表等一些财物换吃的。

但营部有命令，鬼子的财物都是从中国人身上抢夺的，准许他们穿一身吃一饱回国，一旦发现他们拿财物交换，财物可以没收，人送到警备司令部枪毙。

所以鬼子遇到国军很害怕的，见到我们就立正敬礼，把大拇指竖起伸向我们，然后把小拇指向下指指自己，意思是国军大大的，他们小小的。

有一次我们部队在火车站附近开饭，有一个鬼子兵饿极了，就拿了一个搪瓷碗来向我们乞讨。

我的一个战友看他可怜，就从自己碗里拨了半碗给他，鬼子不断鞠躬作揖致谢。

但我想起当年他们在我家乡烧杀奸淫的罪恶，一把把鬼子的搪瓷碗夺下，使劲砸到铁路上。

鬼子惊恐地低下头，向我深鞠一躬，流着眼泪逃跑了。

一天，我和战友闲逛到鬼子司令部门口，我提出要进去看看。但站岗的鬼子还是不让我们进。

刚一争执，出来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说，院内埋了地雷，怕误伤我们。

我们不信他的话，还要往里闯。

正在这时，院里发出几声巨大爆炸声，烟尘四起，我俩只好离开。

后来听说，是日军的几个高级长官，因不满投降决定，集体自杀了。

我们营在海州驻了大概半个月。

海州当地还有汪精卫的伪军，他们的臂章符号是五路军、六路军。

当地的老百姓和我们关系很好，叫我们“老中央”，但也说如果不是伪军从中周旋，老百姓受的祸害还会更多。

这些伪军都是当地人，各方面消息很灵通。

有一天晚上，我俩看戏回来，有个常打交道的伪军警告我们，今晚鬼子有变，回仓库就不要出去了，时间是晚上12点整。

国军和鬼子有血海深仇，不给吃饱饭，还经常有被捉去杀头的，这些鬼子兵日子很不好过，估计和城外的新四军也建立了联系。

晚上，我们俩把仓库大门堵实，把麻袋垒成掩体，抱着枪就地守着。

刚到午夜12点，突然山炮轰鸣，天崩地裂，仓库被震得摇摇晃晃。

连响三炮后，机枪步枪声刮风一般响成一片，街上脚步声“咚咚”震响，一片杂乱，持续了大概一刻钟。

随后，全城忽然陷入一片死寂，鸦雀无声。

我俩趴在麻袋上，紧张地盯着仓库大门，一动也不敢动。

第二天清晨，营部的紧急集合号急促响起，全城搜索。

我们端着枪，进入鬼子设在地下室的兵营。里面空间很大，灯光昏暗，枪枝弹药均已不见，只留下少许的伤兵，断断续续发出哀号，令人毛骨悚然。

搜索过后，营长立即下命令，全营除一连掩护，另外两个连乘8点的火车撤回北徐州。

听说奉命留守掩护的连队，等大部队一撤，很快就投降新四军了。

我上了火车，随138师回到北徐州，在北徐州至安徽蚌埠一线驻防。

苏北一带不比海州，非常贫困，部队冬天有时吃不上热饭，士兵就敲冰溶水泡剩饭充饥。

国军部队里，指导员每晚上课，讲共产党的部队子弹少，抓住国军士兵就用土活埋，用石灰戗，听了大家害怕得很。

部队内部流行起顺口溜，“八年抗战到如今，还要拿命去拼八路军”。

大家都说“不打了，不打了”。

我在安徽固镇过完1945年的春节，想家的心思也更加强烈了，决定回家。

一天上午，我和三位潜山同乡在北徐州火车站闲逛，看准北徐州到蚌埠的火车进站了。

等火车拉响出站的第三次鸣笛，车轮开始发出“咣咣”的响声时，我们一个箭步，抓住车厢门的把手，跃到了车厢门口。

我的班长也在车站，眼看我们已跃上火车，也不好阻拦。

我向他喊，“班长，我们走了啊。”

班长也无奈地向我们挥挥手，说：“路上小心啊！”

2022年，我在安庆江边凝视当年的长江码头

战时有规定，军人乘坐车船一律免票。我们原打算在蚌埠转车到南京，再从南京坐船到安庆。

在蚌埠下车后，我们到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吃午饭。饭店里军人很多，几个军官在邻桌议论，现在要打仗了，各部队逃兵很多，要加强防范。

我们听了就很紧张，商量后决定不再乘车了，直接从蚌埠步行回家。我们就此从蚌埠经怀远往寿州、六安方向赶。

一路小心谨慎，尽量避开大路，见有人员聚集的村镇或机关驻地，就绕路前进，一路走一路打听前面的路线，但危险依然无处不在。

一天我们见前方有一个镇子，等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当地的老太太，我问她前面镇上有没有驻部队？

也不知她没听懂还是不知道，老妇人不停地摇头，说：“没有，没有。”

我们大着胆子沿大路往前走到了镇子边上，才见有持枪的卫兵在站岗。因为我们都穿着军装，往回转身已不可能，只能硬着头皮进去了。

过门岗时看到卫兵胸前的符号和我们一样，知道也是138师的部队，这是回到本师了！

进了镇子我们就拐进一家饭店吃饭，我悄悄问店老板，有没有出镇的小路可以走？

老板摇头说，所有路口都有当兵的把守，出不去的。

四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咬咬牙，说：“现在各部队逃兵很多，我们只能拼一把，就装成抓逃兵的吧！”

于是我们从店老板那里买了一些米，把干粮袋充满，做成出长差的样子。

再把其中两个人的绑腿解下，把二人从身后反绑起来，由我和另一个战友押着，直奔镇子的另一出口而去。

我们出门时部队正在开饭，当兵的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们，但没有人问话。

出岗位时，我主动和卫兵打了个招呼：“我们抓了两个逃兵，送回部队去。”

卫兵也没说什么，点点头就放行了。出镇很远我们才敢把两个战友松绑，擦了擦周身的汗，长吁了一口气，我们终于闯出来了！

但前方的路依然危机四伏。

一天晚上天已很黑，我们还在路上急行，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住宿的客栈。

不久，碰到一个做完手艺回家的裁缝，腋下夹着一把量衣的尺子。我们请求他指点客栈的路，他看了看我们，答应带我们到客栈去住。

跟着他一路走，进了一个很大的寨子，寨子有高大的围墙，还有持枪的人在放哨。

我们刚一进去就被几个持枪的人围住了，把我们押到一个像是头目的人那里盘问，那个裁缝早已不见了踪影。

开始我们以为是遇到土匪了，那就生死由命，对逃兵的身份也不隐瞒，告诉他们我们只想回家。

他们把我们全身搜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任何财物。当晚我们被关到一间小屋里，没有打骂。

第二天天亮后，两个人进到屋里，喝令我们把身上的军衣军裤和胶鞋都脱下。我想这是要下手了，但没有办法，只好照办。

脱下衣服后，两个人又扔给我们几件老百姓的破衣服和几双破布鞋，把我们带到寨门口，挥挥手叫我们“快走，快走”。

长舒一口气，终于离开了土匪窝。

这时才明白过来，这些人在我们身上虽没搜到财物，但我们身上穿的美式呢子军服和头上戴的船形帽，都是美国援助国军部队的，在当时都是值钱的衣物，他们取了这份财物，就没再要性命了。

后来，我们就一路找老百姓借宿，边走边问，从寿州到六安，经毛坦厂到岳西晓天，翻大驼岭到潜山官庄，走了半个月时间，终于回到了家里。

这是我第二次逃离部队的经历。

我是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到的家，在家呆了半年。

八月的一天，我到桐城青草塥集镇上去买菜籽油，路上遇到保长徐顺丰，我俩相互点头笑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

当时也没在意，我买完菜籽油就往家赶。半路时，路边有一张桌子，见几个人伏在桌上睡觉。

我经过桌边时，那几个人忽然冲过来，把我拦腰抱住，说：“你的签号到了，签号到了！”

我知道这又是被拉壮丁了，但没办法，只好任由他们把我绑到了乡公所，通知家里人来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被押着步行到了安庆。

我此时心态好，随遇而安，听天由命。

在安庆上了一艘兵舰，顺江而下直开到南通，坐小木船上了岸，然后开到张家花园开始新兵集训。

集训大概持续半个月时间，我就被补到国军整编第49师，开到了如皋，此后部队就在如皋至泰州一线驻防。

此时全面内战已开打，苏中一带和解放军的作战就比较频繁了。

说起来，解放军的战术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次，我们团三个营各占了一个镇子，镇子外是解放军。

解放军先在外面冷枪冷炮打了几天，镇子就被封锁了，国军和老百姓都不敢出镇子。

大家白天在工事里往外看，见不到人，只见铁锹上下翻飞，知道是解放军在围着镇子挖战壕。

苏中一带都是松软的黑土，挖起来不费大力气，他们就是靠挖一道又一道的壕沟把国军困起来。

这样僵持了几天，一天晚上，镇外忽然枪声大作，“冲啊，杀啊”的喊叫声铺天盖地

我们在战壕里紧张地向外张望，只见镇外到处都是火把，只听见枪声和冲杀声，仍然看不到人。

我们就向有喊声的地方放枪放炮，因为解放军确实缺少重武器，否则早用大炮轰击了。

我们用的炮是“八二”式迫击炮，要从前炮堂装弹，后面用一个帆布带一拉，炮弹就呈弧形发射出去，这种炮打得不远，杀伤力也不大。

那天晚上由于持续发射，迫击炮的炮膛被打红了，不能再打。

好在我们上到镇子的寨墙上，居高临下，排长就教我们把迫击炮弹的引信拔掉，双手抱紧往石头上猛磕一下，然后迅速向寨墙外面扔下去，“轰”的一声就炸了。

这样坚持到半夜，营长打电话向团里请求增援，团长说另两个营也被围了动不了，要全营坚守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在飞机支援下组织突围。

下半夜解放军攻势更猛，喊话也更近了：“弟兄们快投降吧，我们汪司令也是潜山人啊，都是家乡人啊！”

解放军的情报工作是很灵通的，他们了解我们这个营有不少是从潜山县征来的壮丁，所以他们就这样喊。

但我们当兵的哪敢私下投降呢？

连长叫孙孝敬是个军校毕业生，理论水平很高，上课、讲战术从来不带教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士兵严，最痛恨逃兵，抓到就枪毙。

书呆子连长实战不行，在一多人高的战壕里都要弓着腰走，看我们老兵直着身子走，他就赶紧往下拉，“低一点，低一点，危险，危险！”

我们张义年营长是名老资格了，他有办法。见请援无望，城又不可久守，就亲自挑选了一队精壮士兵，从城内也向城外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外。

然后他带着这队人从地道出去，绕到解放军的背后，命令几名号手齐吹冲锋号，一起向解放军猛冲猛打。

城里的国军听见城外的冲锋号立刻精神大振，大呼“援军到了，援军到了！”

所有火力一齐开火，城外的解放军不明虚实，很快就撤了。

我们也是见到营长带队撤进城里，才知道真正的援军是他们

这场守城战虽然小胜了，但我们伤亡也不小。

和我一起从张家花园补到这个连队的一个潜山战友，那天晚上和我一起上了镇子的寨墙，他就趴在我身边，听见外面喊“汪司令也是潜山人……”

觉得很好奇，就把头伸到两个垛口中间向外张望，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只听“扑”的一声，战友应声向后倒去，一颗子弹正中他的眉心，人当场就没了。

这颗子弹很大可能是解放军的狙击手打的，也有可能就是运气不好，被流弹击中了。

战场上人的命都在一息之间，是很残酷的。

对我来说，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

那时候苏中一带国共战事如火如荼，打仗就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们部队又和解放军打上了，解放军守一个山头，国军向上仰攻。前面的部队打得很艰苦，伤亡很大但攻不上去。

命令很快到了我们这个连，要求上去增援。

上去以前，部队抓紧开饭。因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要吃饱肚子再上战场，意思是打死也要做个饱死的鬼。

我用搪瓷缸打了一碗饭蹲在地上正在吃，突然间“当”的一声，我手中的搪瓷缸被一颗子弹打得飞出去老远，饭洒了一地。

我身边的战友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

从迷信的角度讲，对即将上阵的士兵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吃饭的家伙难保啊。

连长也走过来，默默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意思是说“你好自为之吧”！

我呆了片刻，发现自己并没有负伤，也知道大家的意思，干脆把心一横，走过去把打落在地的瓷缸捡起来，到行军锅里又装了一碗饭，蹲下去又吃了。

人命在天，当兵的死就死吧！

吃完饭马上就跑步出发了，到了火线立即按平常训练的队形散开，各自寻找有利的地形地物向上运动攻击，根本管不了身边“嗖嗖”的子弹。

但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连呼啦啦一展开攻击，山头上的解放军的火力就越来越弱了，等我们攻上山头，发现他们都已撤走了。

大概是解放军也打得精疲力竭了，看到国军有生力军增援，形势不利就撤了，所以我真是很幸运的。

现在回想起来，国共内战时期的苏中情形很复杂的，解放军的渗透工作真的很到位。

苏中是水网地带，我们营驻的镇外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通往镇子唯一的木桥，我所在的班就奉命守这座桥。

当地的老百姓在距桥不远处筑了一座围堰，目的是拦水捕鱼。

我们班长去找茬，要把那座围堰挖开，害得老百姓打拱作楫地说好话求情，还每天送新鲜的鱼给我们吃。

有一天，班长约我到镇外去玩。出城时，当地民团的卫兵告诫我们不要走远，外面共军活动很多。

班长不以为然，出了集镇不远，就被那个围堰捕鱼的老百姓拉到他家里，好烟好茶地招待，客气地挽留我们在他家吃饭。

我坐了一会就催促班长快回，班长也勉强答应了。

那个老百姓见留不住，赶紧往班长手里塞了一条香烟，把我们送出了门，班长和我又乐颠颠地回到城里。

我们进城时，看到有两个当地人，各挎着一个竹篮子，在我们前面也进了城。

回到班里，我安排人站岗值勤正好看见那两个人一左一右，中间夹着穿着长衫的当地保长，三个人肩并肩又出城去了，当时也没多想。

过了没多久，听见外面乱哄哄的，我出去一看，原来是有人把那个保长的尸体从镇外抬回来了！

我当时大为惊诧，就去问镇口站岗的民团兵：“刚才进来的那两个人你们没有检查吗？”

民团兵说：“篮子我们查过了，里面没看见有枪啊！”

我也不能过多问，心里只是后怕，这里共产党真是厉害啊，如果和班长留在那个人家吃饭，恐怕也回不来了。

后来回想，那些站岗的民团是不是解放军的内应，谁知道呢？

好在我在整编49师基层连队的时间并不算长，作为有经验的年轻士兵，我不久就被选调到团里的学兵队集训。

在学兵队集训几个月后，我又被选送到师军士队集训。

当时战事很激烈，国军基层军官的损耗也不小，军士队是为基层军官做储备的。

临行前孙连长还专门请我们几个被选送的人吃饭，席前鼓励我们到了师里要好好干，以后回来都将比他强。

我们也很高兴，主要是集训队里的伙食比连队好，管理也更自由。

也是到了集训队，我才有了第三次的逃亡回家机会。

虽说现在到了南京，但能不能安全回到家，还得两说。

终于熬到天亮，南京港天际边有了一抹亮色，我们赶紧准备登船。

我们中的一人把贴身的军衬衫脱下来给潘先生穿上，再让另一人把船型军帽给潘先生戴上，这样都扮成士兵的样子，随着拥挤的人流混上了开往安庆的客船。

到了船舱里，我们见到两个少校军官，我们立正敬礼，俩人点点头，询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坐船到哪里去？

在师部集训期间得知本师有一个团被共产党部队打散了，于是就说，我们是被打散的整编第49师的兵。

他们知道这个事，但反问说，你们师不是在上海设了招兵所吗？所有打散归队的官兵，一律官升一级，你们怎么不回去呢？

我说，我们已离家多年，这次想先回家看看，然后再返回部队。

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心思，只是例行公事地说：“你们要早点回去啊，不然呆在家里，保甲长会找你们的。”

“请长官放心！”

此后一路上，我们几人就买各种点心，好吃好喝地伺候这两个军官，和他们搞得很熟。

他们中有一位是江西人，这次也是回家看望生病母亲的。

南京往安庆是上行船，开得慢，船到芜湖又住了一晚，第三天傍晚时分，终于见到安庆的振风塔了，心里那个高兴啊，终于到家了。

安庆市振风塔的民国老照片

船刚靠岸，我迫不及待地挤下了船，兴冲冲地往码头上冲。

但不曾想，刚上码头看见一个下士班长带着一班人在盘查旅客。

见我们是不带武器的军人，马上持枪喝住，根本不听我们解释理由，就命令我们往边上排队蹲下，那里已扣留了十几个散兵了。

那时刻，我们真是万念俱灰了，没想到在家门口还是回不了家。

没过一会，同船的少校军官带着几个卫兵也下船了，等他们走到卡口边上，我不顾一切地站起来，大喊：“长官，他们不让我们过去啊！”

另外几个人也趁势站起围了过来。

那位江西的少校见状皱起了眉头，对着那位班长骂道：“他妈的，我带的几个人，怎么不让他们走？”

下士班长立马面露怯色，问：“一共几个人？”

少校把手一挥：“五个。”

我们赶紧簇拥着长官出了卡口，外面挤满了举着客栈招牌的拉生意人，把少校军官一行送上一家客栈的黄包车。

这才如释重负，跟着潘先生去了他家里。

当晚潘先生家人热情地招待我们，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们也才知道，码头拦截我们的兵本来已经征够了壮丁，但为了发财，把壮丁卖掉后，再到港口拦截散兵充数。

当时，国军军队就是这么腐败的。

饭后，我们五个人又一起赶到那位江西少校下榻的客栈里。

我在门房里查到了房号，敲响了门，少校很惊诧，我们同行的老高是江西人，想拜托少校带他一起回去。

少校听闻面露难色，说带他回去当然可以，但自己已带了两个卫兵，一路上吃喝用度，身上的钱就不够了。

我们四人二话不说，把口袋里剩余的钞票全部掏了出来，放到少校的桌上，恳请他帮忙。

少校见状激动地站了起来，拍着自己的胸口说：“我没想到你们安徽人这样仗义，既然这样，这个江西老乡我就负责带回家吧，你们放心！”

临分手前，他还一再叮嘱我们要互相留好通信地址，回去后要经常联系。

我们也一再谢过，把老高留下后才返回潘先生家里，告别后踏上返乡的道路。

走到怀宁高河埠时天已快黑，我们四人也将在此分道而行。

大家都说同路患难一场，今晚再在一起住上一夜，明天就此别过。此时大家已经身无分文，我们找到一家客栈住下，当晚也没有吃饭。

第二天早起后，我们四人把贴身的短裤脱下押到客栈里，与店主约好三日内拿钱来取。

四人互道尊重后，我当天上午回到了家中，结束了我长达五年的国军从军经历。

五年已经物是人非，保长换成了附近的李凤昌，他见我很机灵，就经常派我代替他去办一些难办的公差，比如为军队带民夫、向区公所送摊派等。

这样又过了一年多，到1949年春，迎来了解放。

由于家贫阶级成份好，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我都未受冲击，七十岁以前务农的同时，一直从事生产队的会计、队长等基层工作。

很庆幸命运的眷顾，让我以近百岁的生命历程，亲眼见证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片土地一个世纪以来的风雨沧桑、生命枯荣。

今天，终于有机会把我青年的那段经历记录下来，帮助你们了解过去战争年代的落后和痛苦，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生活。

也算是我留给后世的一点非物质遗产吧。

发稿前，小伙们说很佩服徐老，他上战场时不过十五岁，心里想做什么就勇敢去做。

当逃兵可能被枪毙但也坚持要回家。可回家后，他内心那么厌恶战场，为了家人还是重新返回战场。

徐东旭没有一次是从战场逃跑的，他是个优秀的士兵。传统意义上他不是英雄，他也不想成为英雄，他的经历莫名打动我。

每个走上战场的士兵，都想回家，不需要理由。

电影《燃情岁月》里有段话：

“有些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且遵循它而活，其中有的人活成了疯子，有的活成了传奇。”

徐东旭活成了传奇。

编辑：霞姐 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