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朝，有一个十分令人值得深思的反差现象，即明朝猖獗泛滥的倭寇之乱，到了清朝之后似乎就立马销声匿迹了。

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沿海几乎没有倭寇为乱的相关记载，明朝时成群结队袭扰东南的日本浪人难觅踪影。

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是否在于清朝统治整体上相对于明朝更为成功？还是说背后有其他鲜为人知的因素？

说起倭寇的形象，人们第一印象就在脑海中浮现出挥舞锋利长刀的日本武士，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掠。

从历史上看，自元朝末年开始，倭寇就成为沿海诸省的一大祸患，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倭寇之乱愈演愈烈，往往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小队倭寇就能轻易击穿明朝脆弱的防线。

例如在1555年，明实录记载了一伙百余人左右的倭寇先在浙江沿海骚扰，尔后接连击败人数远比自己多的官军，横扫江南，一路打到了南京城下，最后还是由崇明岛士民组成的“沙兵”才艰难消灭这股贼寇，堪称明朝建国以来少见的奇耻大辱。

倭寇之所以如此肆虐，首要原因当然离不开日本国内的动荡局势。

自1336年开始，日本国内南北分裂，进入所谓南北朝时代，其中南朝政权的领主、武士为了能够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开始将目光盯上了中国富庶的东南沿海，派出船只穿越大海前来劫掠。

随着明朝完成统一，训练有素的明军对倭寇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其中在永乐17年发生的望海埚之战之中，辽东数千倭寇被官军痛歼，使得倭寇的劫掠陷入了低潮。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467年日本爆发应仁之乱，从此战国时代拉开序幕，整个日本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政权互相攻伐作战，众多西南地区的领主重操旧业，派遣武士继续前往中国沿海展开抢掠活动。

与此同时，明朝在海禁上面采取的空前严厉措施也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

明朝刚建立就采取了片板不得下海的举措，中外贸易的合法渠道只局限在小规模的朝贡上面，根本无法满足商贩与沿海民众的需求，到了嘉靖初年又关闭了宁波市舶司、摧毁了民间走私基地。

由此使得众多沿海失去了生机的商民、渔民铤而走险加入到了倭寇的行当里面，双方狼狈为奸共同为患。

正如嘉靖一朝的名臣徐阶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由日本人组成的“真倭”不过十分之三的比例，大部分是由沿海民众组成的“假倭”。

明白了明代倭寇猖獗的原因，自然也就不难搞懂清朝倭寇销声匿迹的原委。

公元1603年，随着德川家康建立幕府，确立起了为期200多年的江户时代，日本趋于稳定下来。

特别是自1623年起，日本颁布了极为严格的锁国政策，不但严厉限制任何往来日本经商的外国船只，更关键的是禁止日本国内一切人出海贸易，违者除以死刑，这一举措从根源上阻断了那些浪人武士前往中国劫掠的路径，迫使这些“真倭”只能规规矩矩地留在国内。

再看清朝方面，清初郑氏政权长期在台湾割据袭击沿海，满清则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迁界禁海措施，将沿海数十公里的居民迁徙到内地，在沿海建立大片无人区，断绝了郑氏政权的补给，并且建立了专门的水师警备海面，自损八百、杀敌一千，成功起到了重挫敌人的作用，闽浙海面上的“假倭”势力自此一蹶不振。

此外，清朝也懂得堵不如疏的道理，当台湾平定后，清朝适时地宣布开放海禁，创立了闽、粤、浙、苏四处海关，开放范围远多于明朝隆庆开关，令沿海民众得以有了喘息之机。

不过倭寇的消失并不等同于海患的灭绝，清朝前期海面的平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朝相对高效的边防体制与富有战力的官军。

当清军与明军一样走上了腐化堕落之路时，海患阴影也就卷土重来。

在电影加勒比海盗里面，一位脸上涂着浓脂、目光凶狠凌厉的东方女海盗给众多影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了解，这位女海盗正是清朝嘉庆年间大名鼎鼎、横扫华南的郑一嫂。

前面提到，沿海倭寇当中华人数量占到了多数，随着清朝人口暴涨，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而沿海民众多处于山地丘陵之间，耕地资源根本不足以养活自己，于是不少人选择违反朝廷禁令出海从事海盗营生。

恰好乾隆后期，越南西山政权与南方阮氏家族之间爆发内战，他们以重金诱惑华南附近海盗前来充当打手、袭击敌人，按照军功进行赏赐。

于是原先七零八落的海盗武装，经历了数十年越南内战的洗礼后有了质的改变，武器、训练水平远远超过了清朝官军水准。

西山政权覆灭后，这批失去了雇主的海盗转而将目标对准了华南沿海，驾驶着高大战船、使用精良火炮的海盗们将腐朽不堪的清朝水师打得狼狈不堪，其中又以郑一领导的红旗帮海盗最为强大，人数达到万人，在沿海占岛为王，巅峰期拥有260艘船只、1315尊大炮、两千余件各式兵器，堪称华南海上霸主。

郑一本人死后，他的妻子石氏继承了原有势力，也就是加勒比海盗里面的郑一嫂，她于1810年同清朝两广总督谈判招安，当上了三品诰命夫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海盗里面的大部分人员都被予以遣散，如果清朝方面有足够胆略将这批海盗改造为正规水师，以此为契机同西方列强进行海上军备竞赛，重视海上军事力量建设，那么或许30年后的鸦片战争结局能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