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主席和贺子珍分开的事情，水静只是听说过一些，便觉得十分遗憾；而对贺子珍选择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水静却是感到非常惋惜。

在见到贺子珍后，水静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甚至没有忍住向丈夫杨尚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1959年3月，水静终于获得了和毛主席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虽然水静曾经见到过毛主席，但却没有过任何交流，只是远远地看了看。

所以，在此之前，水静对毛主席的认识，也仅限于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并不熟悉。因此，在这次见面的时候，水静并没有深入了解毛主席的情感世界。

那天，水静跟随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丈夫、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来到上海。在晚宴上，水静恰好坐在毛主席座位的邻桌。

于是，水静便不时向毛主席那边瞧一瞧，并在心里想：“毛主席就在旁边，能跟他说说话，那该多好啊！”

水静不经意的动作，被身边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捕捉到了。看到水静这样，陈正人笑了笑，主动带着水静，来到毛主席的面前，对毛主席说：“主席，这是水静，是杨尚奎的夫人……”

听了陈正人的介绍，毛主席客气地与水静握了手，并让水静坐在他的身旁，开始和她聊天。后来，毛主席又问水静是什么地方人。

水静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毛主席便说：“你知道吧，江西、湖南是亲戚，所以湖南人叫江西人为老表……你们江西人行呀！”

提到江西，毛主席想到了江西的一些故事，便说：“晋朝的时候，江西出了个许真君，湖南出了条孽龙。起初，许真君斗不过孽龙，后来孽龙还是被许真君降服了。”

说完后，毛主席看着水静，问：“你知道这个故事吗？”水静回答说：“听说过，南昌西山万寿宫前有口井，当地群众说，孽龙就被锁在那里面。”

见水静说的对，毛主席笑着说：“是吧，还是你们江西人厉害呀！”

这次聊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水静对毛主席的印象更加深刻了，感受到了毛主席一个慈祥、和蔼的长辈形象。

认识了毛主席之后，水静和毛主席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对毛主席的认识也更加全面，逐渐地和接触过毛主席的人有了同样的一个感觉，那就是在毛主席的面前，不会觉得自己卑微和渺小。

水静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毛主席在和人聊天的时候，从来不会在他人面前显露他的伟大，而是把自己拜倒和对方平等的地位，去尊重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毛主席就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亦或是一位普通的老人，让人感觉不到任何拘束。

有一次，丈夫杨尚奎从外面回来，看见水静的时候，眼前突然一亮，就把一个自己不值得向毛主席开口的事情，交给了爱妻。

说起来，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只不过对于工作繁忙的毛主席来说，这件事便显得非常渺小了。然而，这件事情对江西省委创办的那个理论刊物来说，就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了。

那个理论刊物的名字叫做《跃进》。为了取得毛主席的题字，负责这件事情的省委宣传部部长找到省委书记杨尚奎，想要通过他的关系，拿到这个题字。

杨尚奎虽然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但他也不愿意因为这样的小事，麻烦毛主席。因此，在看到爱妻水静的时候，杨尚奎才将这件小事交给了她。

后来，水静在到毛主席的住处和毛主席的秘书谈事情的时候，正好看到毛主席在门口抽烟，一边抽烟一边和身边的卫士说笑，便走上前去，向毛主席提出了给《跃进》题字的请求。

听了水静的话，毛主席开玩笑说：“水静啊，这两个字可不好写。”水静也没有放弃，同样开玩笑说：“主席，您的字写得龙飞凤舞的，在您的笔下还有难写的字吗？”

于是在说说笑笑中，毛主席便将这件事情答应下来。

过了几天，水静便见到了毛主席派来送字的卫士。摊开宣纸后，水静在上面看到了毛主席用毛笔写成两个“跃进”。在其中一个“跃进”的旁边，毛主席还画了两个圆圈，做了标注。

水静知道，毛主席对这两个是比较满意的。随后，卫士又将毛主席写给水静的一封信拿了出来。在这封信上，毛主席写道：“水静同志：遵嘱写了两个字，不知可用否？”

这封信虽然不长，用词也不华丽，甚至用了商量的口吻。然而，从这封信上，水静还是感受到了毛主席平易近人的高尚品质。

这一年，中央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期间，水静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去南昌将贺子珍接到庐山上来。

贺子珍来到南昌的时间是这年5月，水静还参与了安排贺子珍生活的事情。

关于这一时期的贺子珍，水静在后来回忆说：“我稍稍打量她，觉得在这短短四年里，她的变化很大，头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白发，眼角增加了许多皱纹，已苍老多了。往日的风韵已经荡然无存，只有那清秀的轮廓，依然尚存。一阵伤感，陡然在我心头涌起，内心的痛苦，讨厌的疾病，是如此无情地剥蚀了她的容颜，掠夺了她的年华。”

就像水静说的那样，贺子珍在四年来的变化很大，和上次见面已经判若两人。

1954年，水静第一次见到贺子珍。那天，水静正在上海的医院里陪同丈夫杨尚奎看病，贺子珍突然来到病房里，看望他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杨尚奎。

见面后，杨尚奎和贺子珍寒暄了两句后，便将她坐了下来。紧接着，对夫人水静说：“这是贺子珍同志。”

听到“贺子珍”三个字的时候，水静感觉到有些熟悉，似乎在哪儿听说过，只是一时间想不起在哪儿听说过了。

由于是两个老战友之间在问候友情，水静便没有插话。一直默默地在旁边待着，思索着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贺子珍的名字。

过了好一会儿，水静才恍然大悟：“这不是毛主席原来的夫人吗？很早听人说过，她在延安时，就到苏联去了，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在和杨尚奎聊了一会儿后，贺子珍起身告辞。于是，水静便站起来，和杨尚奎一起，将贺子珍送了出去。

回来后，水静的心里很不平静，便看着丈夫杨尚奎说：“这么一个又漂亮又热情的女同志，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多可惜呀！”

听了水静的话，杨尚奎也不愿意多说什么，便简单地“嗯”了一声算是回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赞同与否的表态。

对此，水静在后来说：“在杨尚奎的心里，是不愿意讨论一个命运与毛主席有关的人的。那时候知道贺子珍的人不多，私下议论的也很少，就是那些熟知内情的老同志，也不愿提起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是一种忌讳。”

这次见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贺子珍却给水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水静后来所说：“她（贺子珍）身体苗条，皮肤白净，清秀的瓜子眼上，生着两条细而浓的眉毛，嵌着一对大而黑的眼睛。在齐肩黑发上，扎了一条黑色绸带，发梢内卷，优雅自然，把她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皙细腻。她穿着朴实，却又非常得体。”

可以看出，在水静的心里，这时候的贺子珍时青春靓丽的，至少是风韵犹存的。因为，此时的贺子珍只有45岁。水静不知道，贺子珍为什么不愿意再成个家。

水静这样想，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当时党的高级干部离婚后的女人，有不少都成立了新的家庭。

事实上，贺子珍也是有机会成立新家的。那时候在苏联，得知毛主席已经结婚后，便有不少关心她的人劝说贺子珍也成个家，甚至有人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但贺子珍却予以拒绝了。

后来，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过得并不容易，甚至被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也就失去了成家的机会。那时候，贺子珍便说过：“我一生只爱过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不会有第二次爱情了。”

1946年，在王稼祥的帮助下，贺子珍才走出精神病院，后又带着女儿娇娇和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一起回了国。

在东北生活的那段时间，贺子珍在组织的照顾下，有了新的工作，心情开朗了不少，还参加过组织的舞会。

期间，也有人劝说贺子珍劝说贺子珍成立一个新家，贺子珍也心动过。最终，在娇娇的反对下，这件事情便作罢了。此后，贺子珍彻底放弃了成立新家的念头。

建国后，考虑到贺子珍的身体不好，在见到她的哥哥贺敏学的时候，毛主席也曾提到过让贺子珍再婚的事情。

然而，在听了毛主席的话后，贺敏学表情为难地说：“主席，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

毛主席知道贺敏学说的也是实话，他了解贺子珍，的确是也是这样的，便没有再说话，只是在李敏准备去看望贺子珍的时候，给她的包里塞满了吃的、喝的、用的，以此来表达他对贺子珍的关心。

没有毛主席的贺子珍，好像没有了灵魂，好在还有一个女儿李敏，可以寄托她对毛主席的爱。

然而，李敏毕竟不是毛主席，无法排遣贺子珍心中的苦闷。因此，贺子珍的心情也越来越郁闷，这才被送到江西，希望在和老战友的交往中，给她一些安慰。

那时候，为了给贺子珍宽心，水静经常跟随丈夫杨尚奎到贺子珍的住处去看望。

后来，知道贺子珍喜欢孩子，水静和杨尚奎去看望她的时候，还特意将他们的孩子带上。

每次见到孩子们，贺子珍都十分高兴，还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小糖果，给孩子们吃，临别时还会给孩子手里塞一点，让他们带走吃。

后来，在老战友杨尚奎等人和水静的照料下，贺子珍的情况有了好转，甚至在见到井冈山时期的好姐妹曾志的时候，表现得和常人没多少区别，更是有了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安排水静将贺子珍接到庐山与毛主席见面的事情。

和贺子珍见面的那天，毛主席特意让水静陪着她来到美庐，并在见面结束后，拜托水静说：“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听了毛主席的话，水静知道，这是毛主席对她的信任所托。

后来，随着交往的深入，水静发现，毛主席的内心也有许多无奈，并非像神仙一样没有烦恼。

后来，在提到对毛主席的认识时，水静坦言：“我的荣幸就在于，我认识了一个感情丰富、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毛泽东。这不仅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更使是我感到他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