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的时候，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发生了。当时负责主管南亚、东南亚外交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向时任外长陈毅提出了一个请求。然而，这一请求竟惹恼了陈毅，令他大发脾气。最终是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面调解，希望耿飚继续留在外交岗位上工作。究竟耿飚提出了何种请求？为何会激怒陈毅？周恩来为何如此重视留住耿飚？

一、新中国外交事业初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这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全面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道路。然而，面对百废待兴的现实，新中国在各个领域都面临着重建的艰巨任务，外交工作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中国在外交事务上一直处于被动和被压迫的地位。大清国时期曾被列强按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成立后虽有了主权独立，但由于国力孱弱，外交实力有限。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以主权国家的地位重新走向世界舞台。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外交部，陆续接收了旧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内外的使领馆产权。但由于长期战乱，熟悉外交工作的人才实在太少。外交部的骨干主要是从各地区和部门调拨而来的干部，包括一些像耿飚这样转业的老革命军人。

耿飚原任八路军第一29军军长，曾率部参加了历史性的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1950年，中央下决心任命他为驻瑞典王国首席全权大使。这不仅是耿飚职务的重大转变，更是中国外交队伍建设的一个生动注脚。二、耿飚出使瑞典等北欧三国

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即将出访的耿飚，为他讲解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和方针，并就如何做好驻外大使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周恩来强调，外交工作代表国家利益，因此从事外交事务需要格外谨慎，遇到重大问题都必须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决不可自作主张。同时，周恩来叮嘱耿飚多做调查研究，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外交工作水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前往驻地之前，耿飚还参加了外交部为首批驻外大使举办的专门学习班，系统学习了国际形势、外交礼仪以及驻在国的国情等相关知识。毛泽东主席也专门接见了这批将军出身的外交官，勉励他们发挥在军中养成的优良作风，勤于调查研究，为祖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力量。

1950年7月，耿飚率领使馆工作人员乘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前往驻在瑞典。这是耿飚第一次出国，一路上历经波折。原本计划7月中旬就能抵达斯德哥尔摩，但由于瑞典夏季法定休假的习俗，国王和政府官员普遍外出度假，只能先在莫斯科临时驻留近两个月。耿飚意识到，外交工作的开展需要对当地国情有充分的了解，对于这次经历给予了高度重视，立即派遣工作人员先赴瑞典实地勘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950年9月，耿飚一行终于抵达斯德哥尔摩，正式开启了驻瑞典使馆的运作。作为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任大使，耿飚肩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他严格遵循领导指示，秉持谨小慎微的作风，处理各项工作始终坚持请示报告制度，并高度重视调查研究。

三、耿飚调任巴基斯坦大使驻瑞典期间，耿飚勤勉尽责，为发展新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贡献了力量。1954年，中央决定将他调任为驻巴基斯坦特命全权大使。这不仅是对耿飚工作的肯定，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巴基斯坦这一国家的高度重视。

1955年4月，耿飚移驾伊斯兰堡，正式开始了为期6年的驻巴基斯坦大使任期。与之前在瑞典的情况不同，巴基斯坦拥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底蕴，社会风俗习惯与中国有较大差异。面对新的环境，耿飚再次体现出了老革命家的优良作风。到任不久，耿飚便率领使馆工作人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实地走访各地，详细了解巴基斯坦的国情民情。在此基础上，他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工作方针和具体措施，为促进中巴传统友谊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耿飚的推动下，中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深化。他积极参与了巴基斯坦独立日庆祝活动、南亚地区和平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1959年，时任总理周恩来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就阐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了重要讲话，耿飚作为随行人员见证了这一里程碑式时刻。在任期间，耿飚注重密切同巴政要和人民的联系，维护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每当巴基斯坦发生重大事件，他都会及时表示慰问。1957年，巴基斯坦爆发严重内乱，耿飚多次就事态向中央汇报，并坚持驻守使馆，确保中方国民的人身安全。事后巴方高度赞赏了他的坚韧表现。

四、耿飚向陈毅提出人事调动请求1960年，耿飚已在巴基斯坦任职6年，他向时任外交部长陈毅提出希望调离驻外岗位的请求。这一请求在当时确实出乎意料，也令陈毅大为光火。

作为老同志、老战友，耿飚和陈毅两人自延安时期便已结下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一同为祖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力量。陈毅作为元老级外交家，对耿飚这位军人出身的后起之秀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续扎根外交岗位。然而，1960年春节前夕，陈毅收到了耿飚请调离驻外大使职务的报告。报告中，耿飚首先高度肯定了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并对自己在驻外期间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持有谦逊态度。但同时，他也坦言由于工作环境和习惯的转变，自己已感到身心俱疲，希望能够回到老战场上重新服役，或者到国内其他岗位工作。

这一报告一经传达，便立即在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陈毅对此勃然大怒，他认为耿飚的请求完全是一种投机倒把行为，认为耿飚背离了军人的坚韧作风，缺乏责任心。于是，陈毅当即下令，要求耿飚撤回请求，继续坚守巴基斯坦使馆工作岗位。然而，按照制度，对于中央正职干部的职务调整需要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最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不得不亲自介入调解。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对耿飚一直器重有加。他细致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做出了慎重分析。

一方面，周恩来认为陈毅对耿飚的责备过于严厉。耿飚长期坚持在外工作确实付出了很大代价，身心疲惫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周恩来高度肯定了耿飚为促进中巴友谊所做出的贡献，并希望他能继续发挥革命老同志的传统作风，在重要使馆任职一段时间，为国家培养更多接班人。五、耿飚继续从事外交工作面对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期望，耿飚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继续留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一职。他没有任何怨言和退缩，而是全身心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1960年，巴基斯坦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民主政治遭到中断。作为中巴两国友谊的见证者和促进者，耿飚继续保持同巴基斯坦新政权的密切联系，努力维护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并在军政府实施紧急状态期间为确保在巴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贡献了力量。

1962年，随着中印边境冲突的爆发，印巴关系骤然紧张，巴基斯坦对印度采取了断绝外交关系等一系列强硬措施。作为驻巴大使，耿飚通过不懈努力，坚持了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公正立场，赢得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巩固了两国的战略互信。1966年，耿飚自巴基斯坦调回国内，受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南亚、东南亚地区事务。在新的岗位上，他继续发扬了老革命家的优良作风，为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1975年，随着中巴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耿飚代表中方出席了巴基斯坦领导人阿里·布托访华的欢迎仪式。在巴方庆祝建国25周年大会上，他重温了自己曾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经历，并衷心祝愿巴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不断向好。直到1979年退休，耿飚一直活跃在外交领域的重要岗位。虽然工作环境由军旅变为外交，但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战士的风骨和做人做事的坚韧品格，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人树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