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6日，周恩在组织一场特殊的午宴，受邀到场的有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

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原北平和谈代表，所以彼此之间并不陌生。

除此之外，到场的还有一位特殊人物。

张治中见到此人，不禁大吃一惊，问道：

“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

周总理笑了笑，说道：“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张治中说：

“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对手。”

原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道：“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总打败仗。”

从此，熊向晖，这位隐蔽在黑暗中寻光数十年的战士，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

毛主席评价他：“一个人顶几个师”，周恩来赞誉他为龙潭“后三杰”之一。

作为我党穿插在对方的红色特工，随时都有掉脑袋的风险，以至于1947年熊向晖的身份暴露后，他待产的妻子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你的中共特工身份暴露了，家要被抄了！”

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焦虑地望着眼前这封书信，眉头紧锁，来回踱步却无能为力。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回到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去了解前辈的传奇事迹。

1936年底，西安事变虽得到和平解决，但不久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却惨遭调离、软禁。

中共中央深刻意识到，蒋介石所谓的妥协，只不过是缓兵之计。

局势尚不明朗，国共是敌是友，还有待观察。

对此，中共中央未雨绸缪，表示必须把握主动权，以应对国民党随时都有可能对我党发动的进攻。

恰逢“西北王”胡宗南正准备成立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想要选拔和培养一批优秀人才。

周恩来紧紧盯住这次机会，并告知学生领袖蒋南翔，让他从众多大学生中挑选一位秘密党员，参加这次服务团的招新。

即开辟一条我党的隐蔽战线，安排红色特工秘密潜入国民党内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熊向晖后来回忆，针对胡宗南的性格，当时周恩来还提出几点要求：

“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

知识面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一番筛选过后，蒋南翔思虑良久，最终选择了年仅19岁的熊向晖。

熊向晖出身官宦家庭，父亲时任掖县的推事，即县长，后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院长。

而他自己也毕业于清华大学，了解马列，读过孙中山著作，胆识过人，才华横溢，仪表不凡。

最后在党中央的安排下，被隐藏去党籍的熊向晖顺利进入服务团，并随时准备伺机而动。

1938年1月，胡宗南接见青年服务团，想从中挑选出部分青年才俊，培养心腹，为己所用。

熊向晖知道，如果要让胡宗南对自己印象更加深刻，就应该引起他的注意，做到与众不同。

所以在当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立即站起来答“到”，反而坐在那儿，举起右手，喊道：

“我就是！”

胡宗南见状，有些不高兴，语气故意加重道：“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向晖反倒正经起来，端坐身子，顿了顿答道：“参加革命！”

这个回答倒是激起胡宗南的兴趣，在50多位青年豪俊中，胡宗南的答案，倒是独一份：

“参加革命？”

“孙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当然是来参加革命。”

胡宗南有些不可思议，紧接着追问他什么是革命。

熊向晖早就料到胡宗南会这么问，便平静自如地答道：

“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除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熊向晖知道胡宗南“以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自诩”，所以便搬出了这些极具分量的话语。

胡宗南紧追不舍，问他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向晖再次坚定地说：

“积极抗日是真革命，消极抗日是假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那如果有人反对革命怎么办？”

此问题一出，气氛瞬间变得紧张凝重起来，胡宗南很好奇，眼前这个毛头小子又能给出个什么答案。

只听到下一秒，熊向晖铿锵有力地喊道：“杀！”

短短一字，喊得决绝，喊得惊心动魄，胡宗南感触极深，不再追问，他又抬头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年轻人，便随手在点名册上画了画。

事后才知道，当时服务团中众多人中，只有熊向晖被画了四个圈，其他人大多一个，最多的也就三个，足见他给胡宗南留下的印象之深刻。

不出所料，当晚，胡宗南再次召见熊向晖，并询问他一些政治问题，而这些，熊向晖都紧扣“三民主义”中山先生“等，胡宗南对此非常满意。

基本了解熊向晖家庭情况、个人经历后，他开始对这个有胆魄，有见识的热血青年另眼相看，决定好好栽培熊向晖，并一再肯定自己的判断：熊向晖是个“栋梁之材”。

胡宗南把熊向晖送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这使他得练就一身真本领。

毕业后，熊向晖很快就被胡宗南提拔到身边，胡宗南对他非常欣赏，任命其为自己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

熊向晖工作能力强，对胡宗南交代的事情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接连完成了数件重要任务后。

胡宗南对熊向晖地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转变为完全信任，并让他着手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

胡宗南知道熊向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一定对精神思想层面有独到见解，便让他为自己起草讲话稿。

事实证明，也只有熊向晖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他了解胡宗南的脾性，所以起草的稿子不但精炼，还富有激情，极具感染力，这让虚荣自傲的胡宗南颇为满意。

由此，熊向晖顺利打入国民党内部，开启了自己长达十三年的潜伏岁月。

抗日战争时期，尽管胡宗南受蒋介石命令，不断在国共两党之间制造摩擦，但在起初阶段，他还是积极抗日的。

熊向晖一方面潜伏在国民党中间，搜集情报，了解高层态势。

另一方面跟随胡宗南积极抗日，为抗战而努力。

潜伏工作危机四伏，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熊向晖时刻谨记来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对他的嘱托。

“不要急于找党。与党再次取得联系前，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着特殊任务，甘于做‘闲棋冷子’。”

“隐蔽党员身份。要准备参加国民党，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但不要急于求成，要忍耐、有韧性。”

“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要同流而不合污，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最后，董必武语重心长地说：

“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你有了好的开端，但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为加强中共情报工作，党中央特派王石坚同志赴西安主持情报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晖等人进行联络。

闲棋得以苏醒，熊向晖开始将自己获取的情报不断向外传递，并在对党中央的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随着战斗进入反攻阶段，抗战形势渐趋明朗，国民政府对于中共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偏偏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此时的共产党内外动摇，出现一定风险。

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紧急召开官邸会议，决定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分裂政权。

随后，蒋介石密电胡宗南，下令 “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

7月2日，胡宗南确定进攻时间为7月9日。

得知此次阴谋后，熊向晖随即将情报传递给王石坚，并由对方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密电台迅速报告延安。

仅一日，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就得到了这个情报。

但实际上，当时八路军大部分已被调往抗日战场，仅剩一个359旅留守延安，如果胡宗南集结大军进犯，我军根本无法与之对抗。

更何况，其他部队激战前线，无暇西顾，纵使兵力有余，时间上也来不及。

形势严峻，十万火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毛泽东断然决策出奇招，在不动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使蒋介石的阴谋胎死腹中。

具体作战方案如下：

一方面，向外界大量输出情报，制造舆论压力，正面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欲挑起内战的罪行。

另一方面，迅速从其他地区抽掉兵力，以防蒋介石撕破伪装，进攻延安。

7月4日，胡宗南收到朱德明电：

“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

随后，董必武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将电报内容全部递交美、英、苏等国大使馆。

与此同时，又把电报分发给中外记者媒体，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阴谋被彻底公开于众。

迫于内外压力，7月7日，蒋介石不得不罢兵，至此方休。

这次情报工作的及时传递，不但粉碎了蒋介石欲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野心，也保护了延安革命根据地，保卫了党中央。

毛泽东肯定此次情报工作时讲道：

“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

1947年3月1日，熊向晖正和新婚妻子湛筱华在杭州度蜜月，突然一个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找到他。

熊向晖原计划1月底赴美留学，就在这紧要关头，胡宗南却突然下令，命他将出国时间延期3个月，并紧急召他回南京。

以为自己身份暴露，熊向晖在回去的路上就已经想好对策，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直到第二天一早，他推门进入胡宗南办公室后，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但随之而来的事情，更加让他大吃一惊。

胡宗南递给他一个公文包，拆开后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

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另一份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多年的特务直觉在第一刻告诉他，敌人图谋不轨，欲对我党做出不利，随即，胡宗南对他的交代印证了他的猜想。

“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

胡宗南让他根据里面的内容手画一幅草图，中午交给自己参阅，由于涉及到绝对机密，胡宗南一再叮嘱反锁屋门，期间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熊向晖十分明确，情况紧急，必须尽快将事态传达出去。

熊向晖将文件内容速抄下来，当晚，他翻出抄件并将其谨记心底，随即焚烧彻底。

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专机飞往西安，当晚，他避开众人视线，赶赴情报对接人王石坚家中，并详细告知胡宗南将对延安发起猛攻的计划。

除此之外，他还提到胡宗南还会密切关注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报道。

熊向晖回去后，王石坚立即将得到的情报，利用地下室无线秘密电台发到延安总部。

当时，胡宗南为防止消息走漏风声，就是在集结部队时，他的部将和士兵还被蒙在鼓里。

也就是说，一旦消息泄露，熊向晖就是最大嫌疑人。

纵使如此，熊向晖在3月7日再一次找到王石坚，将蒋介石新的密电内容告知：

进攻日期推迟3天，原因是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未撤离，但仍命令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产党主力。

随着发起总攻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熊向晖深知，他每提供一个情报，我党就多一份胜算。

3月8日，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数心腹秘密前往洛川，与提前到达的几名“前进指挥所”高官会面，共同商讨这次进攻的具体方案。

随之而来的，还有南京国民党保密局带来的，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和操作人员，并经过日夜侦测，胡宗南初步判定中共中央在西安的根据地位置。

“擒贼先擒王”，首脑机关暴露，无疑是将最致命的部位显露给敌人。

熊向晖意识到，这个情报极其重要，无论如何也要告知对头人，将情报传递出去。

但此事一旦被胡宗南知晓，那他首要的怀疑对象，种种矛头，都将一并指向自己。

可事态紧急，怎么办？

顾不了这么多！必须传！

他随即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出来，封入信封，上面写着王石坚的代名。

又另写一封交给王石坚朋友，“研究书院”经理潘裕然，并告知他不要拆开，请迅速递交王石坚。

最后将两封“书信”一并装进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专用”的信封中，最后署上潘裕然经理亲收。

熊向晖这一关键情报送到党中央后，我党当即下令静默电台3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部署与联络时，统一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不再用无线电进行传达。

与此同时，炮火轰鸣刺耳，战斗已然打响。

随着接连不断的情报被送往延安指挥所，一个又一个的捷报传来。

其中西北野战军的三战三捷，不但稳定了我党在西北战区的局势，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取了主动权。

由于熊向晖情报支撑，虽然我军兵力与国军相差悬殊，但却能在作战中，尽早把握主动权，出其不意，诱敌深入，然后在运动中予以逐个歼灭。

胡宗南本想“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不曾想，最后自己的兵力却落个伤亡惨重。

反观我党这边，倒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一次次跳过陷阱，又一次次给予重创。

这不正好印证了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留给胡宗南的纸条：

“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周恩来说：熊向晖“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毛泽东也对熊向晖进行了高度评价，夸赞他：

“一个人能顶一个师。”

再回到开头，熊向晖的妻子给他传信后，事态紧急，但三个月后，远在美国的熊向晖得到的消息却是母女平安。

难不成，胡宗南培养心腹十三年，念及旧情？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原来，胡宗南担心事态暴露，如果此时被蒋介石得知，那肯定会怪罪下来。

要知道，中共能一次次从容化解危机，必定与熊向晖送出去的情报脱不了干系。

在胡宗南看来，如果蒋介石知道熊向晖是共党，那岂不是直言自己很蠢，所以直到解放战争结束，熊向晖的身份也没有被公之于众。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也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开篇众人欢笑的场景。

建国后，熊向晖长期从事外事战线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周总理助理等职务。

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他担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为中国迈向国际贡献突出力量。

毫不夸张地说，13年隐晦在黑暗中，风风雨雨，熊向晖都凭借坚定的意志挺了下来，那些个晦暗无光的日子里，是红色信仰支撑他走到今天。

“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在此，我们向前辈致予最高的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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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此间】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