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破译
王子纲同志的报务在红军中是屈指可数的，蔡威同志在机务方面非常钻研，译电、机要宋侃夫搞得比较多。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我们开始建立敌人的情报工作，宋侃夫和蔡威同志集中搞破译。先是敌人用英语符号通报（如长官的名字、地点等），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这对宋侃夫和蔡威的破译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步，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打开，收听记录敌报，然后整理破译。要摸清敌人密码的路子，必须对敌情有所了解，对社会情况、社会知识也要知道一些，对敌人电报的形式、行文规律也要搞清楚。敌人的电报有一定的公文程式，这套程式非常严格，因此熟悉了就可以掌握它的规律。
这样，猜出其中一个字，按其行文规律，可以把全部猜出来。当然，也要懂得敌报的番号、月日的代号，如果这些方面的知识一点都没有，是很难猜译出来的。
另外，对明码本子要非常熟（那时宋侃夫和蔡威可以把明码本子完全背下来，有时接到密电，不用翻本子，直接在电话上念给领导听，向领导汇报）。经过宋侃夫和蔡威的努力，不到两个星期，宋侃夫、蔡威就把敌人的密码全部弄清楚了。虽然有时敌人也更换密码，但因有前面的基础，还是比较容易猜破的，因为敌人的老本子是始终不丢的。西北军委张国焘很长时间不相信宋侃夫他们搞到的情报，当宋侃夫们把敌军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向他汇报时，他总是要问：“可不可靠？”只有当他通过地面侦察得到的情报和宋侃夫们的汇报的相符时，他才相信。经过几次这样的对照，才比较相信宋侃夫和蔡威的情报了。
一天深夜一两点，张国焘只带一个警卫人员突然来到电台，见宋侃夫和王子纲、蔡威还有其他同志正在埋头工作，十分认真，西北军委主席张国焘他很感动，这才比较信任宋侃夫他们了。
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计划，就是根据宋侃夫、蔡威提供的敌情制定的，从而把田打垮，这证明宋侃夫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后来敌人可能怀疑他们的密码被宋侃夫和蔡威破译，因此频繁地改变密码，成了乱码，但宋侃夫、蔡威仍然可以破译。
十、高层的矛盾1932年陕西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军长，通过陕南党的关系，派他的参议武志平同志来红四方面军军，希望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西北军委张国焘对此事又相信又怀疑，杨部是杂牌军，原是西北军，受蒋介石的排挤，因此可以相信；但又认为孙蔚如此举又可能是窥视红四方面军的意图，即红四方面军究竟是向陕西方向发展，还是向四川发展，这又值得怀疑？当然，在当时这样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武志平带来一份详细的川北地图送给红四方面军和西北军委，同时还送给红四方面军一些东西，如药品、电池等。西北军委主席张国焘和武志平谈过话后，事后决定派徐以新去陕南同孙蔚如联络，而派徐以新同志去谈判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电台的电池紧张。徐以新与孙志平谈判的结果是：孙志平供给红四方面军四川的情况，共同反蒋。
徐以新回来后，果然带回来一些电池，更重要的是带回来孙以新送给宋侃夫和蔡威的一本使用过的密码底本，对破译国民党使用密码的规律是有所借鉴的。另外，孙志平还送给徐以新他个人一百块银圆，徐以新竟然接受了，因而引起了同志们的不满，认为徐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身份，为此，张国焘批评了徐以新。
当时形势很好，对孙志平部的工作还可以做的更深一些，但由于张国焘思想很“左”，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没有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这种“左”的倾向，在以后和杨森的关系中也暴露出来。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苏区后，川军的各派军阀出于共同的利害，一致对付红四方面军。刘湘、刘文辉、潘文华、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等各派系的部队，由蒋介石把他们组织起来，在重庆建立蒋的行营，主任是贺国光。
但不管如何，四川军阀派系的矛盾很深。在历史上有过英舰炮轰万县事件，杨森顶了一下，这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因此红四方面军认为杨森还是有点爱国主义思想的。这时杨也很想和红四方面军拉关系，杨的目的十分明确，因为他在万县有一大批枪支弹药，刘湘垂涎欲滴，很想弄到手，他为了保存自己，所以急于和红四方面军搞好关系。不久双方互派了联络员，还赠送了红四方面军不少东西，应该说红四方面军和杨的关系比较深了。四方面军不少领导干部主张联杨抗刘，而西北军委主席张国焘却不同意，他只想暂时利用。当打垮了邓锡侯和李家钰之后，张国焘即主张攻杨。
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内部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参谋主任舒玉璋同志极力反对，他为此竟在陈昌浩的屋子里给张国焘打电话，在电话中大骂张国焘军阀主义，陈昌浩在一旁制止，舒玉璋就与陈昌浩大吵，骂得不可开交。陈昌浩命令警卫员将舒玉璋捆起来，关了禁闭。
据说，舒玉璋后来在涪阳坝被活活打死。宋侃夫、蔡威和舒玉璋同志来往很多，他生性耿直，正派，人很好，黯熟军事参谋业务，他对蒋军内部情况比较熟悉，和宋侃夫谈的很多，这认为宋侃夫的情报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他惨死的消息传出后，宋侃夫他们都十分痛心。
进驻通江以前，在陕南小河口，四方面军领导内部发生了分歧，争执不下。曾中生、李春林、廖承志（那时叫何柳华）、朱光、张琴秋、徐以新、王振华等同志互相串联，对张国焘不满，对脱离鄂豫皖苏区也有意见，对发动群众的政策和干部使用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听说他们要派人把意见上报到中央。
廖承志同志极有文采，速记很好，经常为张国焘抄抄写写，整理西北军委主席张国焘的报告文稿。后廖离开苏区去上海，到上海时被捕，经宋庆龄、何香凝营救出狱。不久又回到通江，又被张国焘逮捕。此时被捕的还有曾中生、李春林、王振华、朱光等同志，张琴秋同志 当时因此时已与陈昌浩同志结婚，幸免于难。李春林、王振华同志从此下落不明，朱光同志由于在监狱中曾利用他写了反中央的口号和绘画，为此，张国焘也把他放了，廖承志同志后也被释放。
在川北苏区当时“左”的东西很多，虽然打土豪、分土地执行的比较坚决，但工商业政策也有很大偏差，知识分子政策更有问题，连小知识分子也要受到怀疑。如原在三十三军工作的大小知识分子，只有张爱萍、杨克明、魏传统等同志留了下来，大部分都被杀掉了。自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以后，从中央的来电上看，对张国焘没有什么责备的言辞。后来，中央可能发现张国焘还没有下最大的决心建立和巩固苏维埃川北根据地时，才有些批评的语言。如电文中就曾有不要三心二意，要决心立下脚跟，发动群众，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等意见，但对张严厉的批评是没有的。
当然，其中也有客观原因，即在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管电台的曾三同志曾来电通知宋侃夫他们，密码（即从宋侃夫上海带进苏区的密码）是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黄平主持制定的，而黄已被捕叛变，这个密码已不可靠，非常机密的情况，不要用此密码。宋侃夫蔡威把这一情况向张国焘汇报后，西北军委张国焘决定基本上不再向中央报告军事情况，只报一些战报，因而中央对川北苏区了解得很少，当然也就没有更多的批评指示。
（本文选自宋侃夫同志回忆录，宋侃夫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被中央派往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学成之后被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和王子纲，蔡威是战友号称红军无线电情报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