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红军打长沙 红八军四师师长卢匿才 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托洛茨基当过苏联红军总司令等话，在这次战役中以故意拖延向长沙进攻被枪毙了，王耀南牵扯到这一案件当中，坚决不搞无中生有事情，王耀南扩红不力，从团长贬到班长。
毕占云率部到会昌后，他对我说，朱德军长命你在会昌县城边赣江支流的湘水上架桥。我们和连干部一起到现场侦察，得知城南湘水河面宽100多公尺，水深2公尺，流速每秒1．2公尺，沙石河底。这是我第一次指挥架大桥，没有经验。我想以前在小河里架桥，不就是在水里放几块大石头或用竹子、杉杆做桥脚，上面铺上石板、木板就成桥了吗?
于是我们便把部队打土豪得到的大衣柜、桌子、板凳等家具拾来，放在水里，并在上面铺门板当桥，由于桌子和凳子的腿太细，人往门板上一站，有的桌子腿就断了。加上河底是碎沙石，水流急，柜子放在水里阻力很大，水一冲就歪了，桌子、门板等都冲跑了。毕占云叫会水的同志下河打捞。正巧朱军长过来了，他看了一下说：这样搞怎么行呢?说着就把毕占云和我们几个干部叫到跟前，要我们依靠群众，找当地党组织和老乡想办法。
当地党组织知道红军战士要架桥之后，就为我们请来了一些木匠．并找到三只船。船工和木匠告诉我们说：水深的地方用船当桥脚，水浅的地方打桩搭架铺木板。分工后，一部分战士和船工一起在深水处下锚，用木杆把船连起来。大部分人锯木头．做木桩。张秀福当过木匠，有一些经验。他告诉大家，把桩头砍成三角尖头效果最好。在张秀福的带领下，大家边锯边砍，很快就把木桩打好了。大家又在桩顶绑上木杆，铺上门板。为了防滑，门板上还铺了些稻草。就这样边学边干，终于把桥架好了。朱军长带领部队过桥时还表扬了我，以后我们又多次执行过类似的任务。
红军第四军在福建作战，我已是连长。当时部队干部对应该发扬军事民主还是执行军事独裁争论得比较激烈，大部分军事干部都认为应该发扬军事民主。因为打不打仗，打哪个地方，怎么打？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我同意毕占云的意见．不应该盲目服从上级命令。这个问题军首长们也经常议论，有时也来听听营连长这些普通干部意见。陈毅同志和朱军长就亲自到基层连队．听营连长的意见，鼓励我们说心里话。我对陈毅同志说，应该让我们说话，对朱军长我也说过．我们是代表全体战士说话，朱军长认为我讲得好。好几次作战都是经过民主讨论后，红军指战员们才打了胜仗，并缴获敌人很多武器和物资。
6月在福建龙岩我被提升为副营长。部队坚持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被有些领导批为流寇思想。我认为不妥。打的赢不打，那是不革命是傻子，打不赢硬打，那不叫革命那是疯子。红军早就有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少我打的游击战术思想。这么多部队在山里等地方党组织接济，吃了上顿没下顿，不是个办法。红军指战员有能力选择小城镇的弱敌打，打下小城镇可以从敌军手里夺取军用品，从商会那里筹集粮饷，可以捉到一些土豪，没收浮财，至少可以打打牙祭嘛。
1930年王耀南入党后不久，营长毕占云和党代表敬懋修找到我说：王耀南你的工作有调动，马上去司令部报到。我一到司令部就碰到了杨明，他也刚到，从秋收起义前后我们就曾在一起工作，是老搭档了。前段时间我们不在一个连，一见面格外高兴。我俩正在互相问长问短的时候．作战科聂鹤亭科长和一位参谋来了。聂科长跟我很熟悉，打过招呼后他对那位参谋说：这就是王耀南，是搞爆破的。那个叫杨明．点子多，有办法。
接着对我和杨明说：军部决定成立工兵连，要你俩负责。司令部已经调来一些有技术、有专长的同志。随即简单地介绍了已经调到司令部的周璟、李景富等几个同志的情况。最后，聂科长带着询问的口气说：。你们看还有哪些同志适合到工兵连？我和杨明互相看了一下说：搞爆破的除了我俩以外．还有李成民、张正、刘振明、宋法生、张明成、陈亦民、刘五法、张树生、刘湘等，李成凯、吴文海是铁匠，张秀福是木匠，杨五宝是篾匠，张文汉、张林是电工……我们俩一气点了30多个人。这些同志原来都是我们爆破队的，一起从安源出来的，有些人从小就和我们在一块做工，所以对他们的情况都很熟悉。聂科长和那位参谋一边听，一边记，并且还不时地插话问．问得很细。我和杨明也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一一作了说明，还特意说了吴文海、张树生、刘湘当过爆破队的小队长。
他们听完后说：你们提到的这些同志已经调来不少了。并让我继续注意物色有一定技术和专长的人，像矿工、木匠、铁匠、水手、泥瓦匠等。之后杨明和我找到周璟、李景富同志一起研究成立工兵连的具体筹备工作。
上旬，红军到了福建长汀。红四军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同志任军团总指挥．毛泽东同志任军团政治委员。有一天，军团部的通信员叫我和杨明到指挥部去，说是朱总指挥找我们。大家赶紧跟随通信员一起到了朱总指挥的办公室。朱总指挥的办公室很简朴，除了墙上挂的地图外，只有一张桌子、几个椅子和一张床。
当时朱总指挥正在看文件。他见我们来了，便放下文件，和我们交谈起来。朱总平易近人．待人和蔼，我们见到朱总指挥感到很亲切。朱总指挥首先说：我找你们来谈谈组建工兵连的问题。工兵在历史上就有，一干多年前就有。工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很重要。你们过去爆破、架桥，起的就是工兵的作用。他还问了工兵连的准备工作和人员调配等情况，并讲了些鼓励我们的话。朱总指挥为了使我能够理解他的话，重要的地方，还重复一遍。几天后，人调齐了，红一军团总部工兵连在长汀正式成立。我当连长，杨明任指导员，周璟为付连长，李景富、吴文海、李成凯分别扭任一、二、三排排长。
工兵连在战时归参谋长朱云卿指挥，在平时由供给部部长宋裕和代管。上级为了照顾我们，给工兵连调来了三匹骡子，用来驮炸药、工具等。工兵连全体人员不足百人，只有十几条枪，其余都是十字镐、铝子、斧头、铁锤等工具。
工兵连成立之后，朱总指挥亲自到连队看望工兵连，端午节还和工兵连一起过节打牙祭。工兵连是特种兵，职权高于步兵，行使营级职权。工兵连成立不久后便扩充为工兵队，行使团级职权。我任队长、杨明任政委、杨戴奎任副队长兼参谋长。全队不满100人。按上级要求应该编成爆破队、水手连、指挥连。
我认为工兵应能执行工兵职责，工兵战士必须有一定的特长，且能指挥步兵去执行工兵保障任务。工兵连组建时．所有的战士都是在全军范围内抽调的，必须是有特长的战士和班长。秋收起义建立爆破队时，大部分队员都是爆破工。所以我认为无法在短时间内扩红500人。
工兵连参加了文家市郊区九龙寺的爆破后不久，红军传达了(中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决议》提出猛烈扩大红军更是目前重要的任务，特别是苏维埃区域。上级决定让我扩红3000人，组建总队．但我的工兵队没能扩红满编，因此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
7月中．我带领工兵队全体指战员奉命打南昌。当我们行军到上高时遇到了红八军特派员．说湖南省委命令你们去湖南打长沙，让工兵队不要去南昌。特派员还说．长沙离武汉近．打完长沙要去武汉会师，你们工兵的作用很大。
我考虑特派员的意见也对。我也淮备去湖南解决扩红问题。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没有一支大的工兵部队不行。我这才认识到红军工兵队扩编的重要性。克服长江、汉水这样的障碍，即便有三四千工兵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武昌城池坚固，在汉口外国人修了很多坚固的楼房，攻打起来也需要大量的工兵。我按命令去长沙。
红八军有我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朋友左叶。他告诉我说，有人耍搞李良他们几个人。我说，让他们几个人来工兵队．有我呢谁也别想动咱们兄弟？左叶千恩万谢，让他们拜我为大哥。李良他们当即跪下来给我磕响头。我说，红军不兴这一套，你们都会武功，我们工兵队侦察时用得着。后来果真地方上来要他们，我把地方上的人赶走了。杨政委劝我，要我把他们几个交给政府。
我说有没有问题战场上见，不官是谁，上阵杀白匪的都是好汉，不敢冲锋的都是混蛋。政委知道我的脾气，也不好说什么．再说目前扩红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萍(乡)酸(陵)、浏(阳)数县，甚至整个湘赣边界几乎家家会做鞭炮。做鞭炮的作坊村村有、镇镇有，而且有上百年的历史。我有秋收起义做土炸弹的经验，所以在行军途中我们已经征得数百斤黑火药。我带全体干部长沙外围侦察，回来后结合混入城内侦察人员提供的情况，经过汇总和参谋长研究后，我向彭德怀总指挥作T汇报。彭总指挥了解了工兵队用爆破的方法突破城门后很满意。他说：你们的任务不是去炸城门，浏阳河都没有过怎么炸城门，你们赶紧去架桥才是真的。
这时红三军团已经拿下朔梨，膝代远政委带领机关干部收集到几十条船。我命令工兵队马上架桥。彭总说：我的命令就是一个字：快。为了快，我调了工兵队十几个战土，组织红五军的步兵先在岸边把每三至五条船用杉木和绳子捆在一起绑好后，可以很快地固定到大绳上。我带着几个战士，乘船固定大绳。把两条大绳的两头分别固定在河两岸，然后把船绑在这两条绳子上，上好锚，再用杉扦绳索固定好船，铺上木板。彭总亲自督阵。
红一师李实行师长、红三师郭炳生师长分别在两岸坐镇，桥很快就架起来了。红三军团顺利渡过浏阳河扑向长沙。在长沙近郊七里巷、乌梅岭遇见敌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等部阻击。由于敌人火力很猛，我军正面攻不下来，彭总命何长工顺浏阳河下杉木港迂回到敌后进攻。何长工同志要求把工兵队加强给他，彭总同意了。
红八军组织了200多人的敢死队，沿河收集了几十条船，但没有水手划船。何长工让工兵队的水手划船。我说，我们划船可以，但打完仗这200人归我。
何长工同意了，并让我当敢死队队长。敢死队共有300多人。我命令担任前卫的战士们在几条船的船头上都架上机枪，向岸上敌人开火。其余各船用步枪消灭残敌。部队很快到达杉木港。爆破手向敌人甩土手榴弹，吓得敌人龟缩在防御工事里，很快主力就上来了。夺取了敌人的阵地后何军长组织火力向七里巷、乌梅岭的敌人猛烈射击。敌人在我军两面夹击之下，彻底崩溃了，残敌逃往猴子石方向。
长沙战役结束后，红一、三军团台在一起组建红一方面军。不久湖南省委待派员找我谈话。我认为自己心里没有鬼，又是产业工人出身．没什么好伯的，谁想到特派员翻出了29年我在红军第四军当付营长毕占云营长拥护军事民主错误的陈年老账。毕占云受了很重的处分，陈毅等同志也做了深刻的检查。
古田会议后不久，我因此下放特务营一连去当排长。这次又让我下去当班长。后来杨明因为袒护我，被降为连政治指导员，杨戴奎被任命为工兵队长
8月下旬，部队奉命再打长沙．因为工兵连连长无合适人选，我又放任命为连长。工兵队也只有这一个连队。
第二次攻打长沙，情况与第一次大不相同。第一次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予袭击，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这次攻打长沙，敌人有了五六天时间的准备时间。驻守长沙的敌军戒备森严．修了许多工事，并在工事外围设置了
铁丝网和鹿砦等障碍物。长沙守敌已猛增至如多个团，约3万多人。
其部署是第十九师守狮子石、雨花亭、石马铺、两腿冲；
第十六师防守乌梅岭、杨家山．二学院；
第十五师防守湖绩渡、黑石头、捞刀河；
新编31师分别集结于黄土岭和湘江西岸炭塘地区；
第七十七师和新编第五师分别集结于捞刀河以南和韭菜园地区；
另一部兵力集结捞刀河附近和湘江西岸长沙段担任警戒，敌还在南起猴子石北至捞刀河的数十里范围内，修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巨型鹿岩，第二道是密市的竹钉，第三记是高压电网。防线内构筑了坚固的碉堡群。井有飞机、兵舰助战。
我带领工兵连随三军团攻长沙城。攻城前，朱云卿参谋长命令工兵连在浏阳门外选定的突破口上炸开铁丝网、鹿砦，为部队扫清道路。接受命令后，我带部队马上准备路树，把炸药装填到竹筒里，并安上雷管、导火索。一切工作准备好以后，工兵连的几个爆破组分别到各突破口上去爆破铁丝网。指导员杨明亲自带领那个爆破组上去时．由于他们不知道敌人在铁过网上通了电．并且缺乏对付电铁丝网的知识，杨明刚一接触铁丝网就不能动了。别的战士一看不好，赶紧上去拉他，也遭到了电击。
其他几个突破口上，也牺牲了好几个战士。步兵连队伤亡更大。我一看急了，马上组织人再去爆破，又有几个人牺牲了。大家想了很多办法，仍然不能接近铁丝网。这时张文汉对我说： 连长，那可能是电阿？我上去看看。因为他是电工，懂得电学知识。我说：好，一定要当心。并让张林和他一起上去查看。我还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参谋长。
张文汉他们到了铁丝网跟前，仔细查看了铁丝网。之后，张文汉找了块干木板垫在脚下，又用一股租铁丝插枉地下湿上中，然后把铁丝的另一头甩到铁丝网上，把电流引到地下。接着，副连长周碾带着一个爆破组上去，把炸药挂在铁丝网上，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我也带领张林到另一个突破口上去爆破。
后来，由于主力撤出战斗．工兵连在我的带领下也只好跟着退了出来。在这次战斗中，工兵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杨明等六个同志是工兵连建连以来最早牺牲的工兵战士，我也在这次战斗中挂了几处彩。
红八军四师师长卢匿才 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托洛茨基当过苏联红军总司令等话，在这次战役中以故意拖延向长沙进攻被枪毙了。有人说卢讲这些话时杨明在场知情不报。但没有证据，因为且他已经牺牲了。有人想让我指证杨明等同志参与了反革命的行为，这样可以让我立功。
杨明等，这个等字是指谁．我不知道？也不愿意去猜，况且那时我已被降职，不可能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与会人。哪里知道这竞成了我替反革命分子说话的罪状，因为我在长沙战役的英勇表现，当时没有为难我。
初工兵连在福建建宁执行任务时．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聂鹤亭代表军团总部正式给工兵连提了军旗。军旗二寸半的白布边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连部。当时军旗是红色的．三面墜着旗穗，以旗穗的颜色来区别不同的兵种。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含挑夫连队)的旗稿，其颜色分别为红、黄、蓝、白、黑。连队的旗穗是白色的，象征着我们是工兵。
备注1；卢匿才，出生年月已不可考，他是上海工人出身，是我党的早期党员，曾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他接任红四师师长后，率部参加了攻克平江、岳阳和长沙等战斗。对于二打长沙，当时我军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卢匿才持反对意见。他反对的理由是：一方面敌强我弱，且敌人武器装备精良、城防工事坚固。另一方面我军缺乏攻城重武器，强行攻城会造成大量无畏的牺牲。他认为应该在运动战中寻机歼灭敌人。行刑队的几名刀斧手得令后，将卢匿才捆绑起来押至路旁稻田砍杀处决。后来红军围攻长沙半个月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敌军援军源源不断赶来，我军不得已撤退。1945年，卢匿才被平反昭雪，被追认为烈士
备注2：聂鹤亭，安徽省阜南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6年被补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备注3，毕占云，原名毕瑞祥。四川省广安县人（今华蓥市永兴镇乐山寨）。中国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授予中将军衔[1]，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备注4，左叶，后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农业部顾问，没有参加授衔
备注5，敬懋修（？—1929），四川人。1926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校期间加入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随部上井冈山。历任红4军连党代表、特务营党代表。1929年初，随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历任第2纵队第4支队党代表、上杭赤卫总队党代表。同年9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备注6.，宋裕和(1902-1970)，又名友训，汝城县延寿乡寿水村人，出生于贫苦农家。抗日战争中，他历任新四军军部军需处副处长、供给部长、后勤部长。他冲破日、伪、顽军设置的重重经济封锁，力辟财源，保证了军需供给。解放战争期间，他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员，出色地组织领导了淮海战役中庞大的后勤、支前工作。后调任华东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上海的资财接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营房部部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