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源自真实案件改编，部分内容为虚构，当事人系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须知。

1986年，四川宣汉县小学老师彭时体怀着对未来的信任，用10元入股当地信用社，期待每年分红。

然而当他翻出已泛黄的社员证，27年后去查询分红时，却被告知只有10元本金和8.91元利息。

老人感慨万千：当年的10元能买近百斤大米，而如今的利息却不够买一碗面。几十年光阴换来的，仅是一份几乎原地踏步的回报，这样的信任值得被辜负吗？

一、一场微不足道的“投资”

1986年，四川省宣汉县花池乡，一个宁静的小山村中，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每一个角落。

那一年，乡信用社到各家各户宣传股金政策，呼吁村民入股，说这是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大好机会。信用社的宣传员背着宣传包，挨家挨户解释政策，手里拿着几本社员证样本，话语里透着真诚和热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为花池乡小学语文老师的彭时体，怀着对未来的信任，拿出了他的10元钱。

对于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的彭时体来说，10元并非一笔可以轻易忽略的支出。这是一位乡村教师多年勤俭持家的结果。虽然这笔钱不算多，但在1986年，它的购买力却远超今日。10元可以买到几十斤大米，可以支撑一家人好几天的生活费用。

“老彭，买几股信用社的股金嘛，这可是大好事！一年有分红，坐着就能赚钱。”推荐他买股的朋友语气热切，半开玩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老师，头脑灵光，哪能看不出这里面的道理呢？

彭时体听了后，并没有马上做决定。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平时习惯算清每一笔账。那天晚上，他拿出纸笔算了很久。

他的工资除了用来买米面、支付孩子的学费，还得留些应急钱，10元在他的预算里并非小数目。然而他又想到这是朋友推荐的机会，自己也是村里“有文化的人”，总不能连这点魄力都没有。

几天后，信用社的宣传员到学校找他，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那天宣传员拿出一本崭新的社员证，庄重地递给他，彭时体接过社员证，翻开一看，上面印着自己的名字，还有分红栏位。

这份社员证不仅仅是一本证件，更像是一份属于他的“未来收益凭证”。

他锁上社员证，将这件事暂时放下，重新投入到日常繁忙的教学工作中。对于他而言，教育孩子、改作业、备课，是每天的重心，那10元股金仿佛只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小投资。

可谁能料到，这份当时看来微不足道的“投资”，竟在未来的27年间，成为他心中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或许，在那个时代，像彭时体这样抱着朴素信念投入改革大潮的普通人还有很多。他们对未来的金融制度没有深刻的理解，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股金”与“股份”之间存在的法律与利益上的模糊地带。

对于彭时体来说，当年的股金就是一份信任，是朋友的承诺，也是信用社宣传中反复强调的“分红”二字。

然而，这份信任在接下来的27年里悄无声息地沉寂了。

二、27年后的“分红风波”

2013年，彭时体已经是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人。一次偶然的谈话却重新把这段尘封的记忆唤醒。

那天，他的儿子彭华在村里听人闲聊时得知，乡信用社正在办理当年股金的退还事宜，许多人都带着社员证去信用社咨询，并领取本金和利息。这一消息让彭华立即想到了父亲那10元钱的投资。

“爸，你还记得1986年买的信用社股金吗？”彭华回家后问父亲。

啊？彭时体愣了一下，皱着眉想了半天才恍然记起，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当年还发了个社员证呢。不过后来就再没消息了，也没听说过分红的事。

尽管父亲显得并不在意，但彭华却觉得应该弄个明白。

他翻箱倒柜，终于在父亲的一个旧铁皮箱里找到了那本泛黄的社员证。

带着这本社员证，彭华决定去信用社一探究竟。走进信用社，柜台前挤满了人，不少人和他一样是来咨询股金退还的事。

轮到他时，工作人员接过证件看了一眼，迅速翻出记录后对他说：本金是10元，可以退还；另外，按照利息计算，27年的利息有5元，一共是15元。

彭华听到这个数字，顿时愣住了。

彭华感到一阵无法抑制的愤怒。他从小在农村长大，深知1986年的10元钱意味着什么。

那时候10元可以买几十斤大米，可以让一家人过上好几天的好日子。而现在，信用社27年的回报竟然只有区区5元，这与父亲当年怀着信任购买股金时的期待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怎么可能？27年，才加了5块钱？你们当年说的分红呢？那本社员证上不是写了分红栏吗？彭华质问道。

工作人员的回答很简单：当时的股金本质上是“存款化股金”，只能按照存款利率来算利息，并没有分红的权利。

无论彭华如何争论，对方的态度都没有丝毫改变。拿着这“15元”的结果，他回到家，把事情告诉了父亲。

听完后，彭时体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彭华觉得无法咽下这口气，联系了记者，希望把父亲的遭遇曝光出去。

三、媒体的关注

记者随彭时体和彭华一同来到信用社，他们希望从工作人员那里获得更明确的解释。然而，这一次的结果却让父子俩既愤怒又无奈。

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面对记者的镜头时态度更加谨慎。对于“5元利息”的质疑，他们表示可以重新计算。

工作人员翻阅历史资料后说：按年利率3.3%重新计算，27年的利息是8.91元，加上本金10元，一共18.91元。这是最终结果，绝对没有问题。

听到这个数字，彭华不禁笑了，如果1986年的10块钱存在银行，哪怕利息微薄，也绝对不止这个数吧！更别提你们当时承诺的是分红，而不是存款！

记者追问工作人员：当年是否向股民明确说明了这笔股金的性质？分红是如何约定的？

工作人员的回答依旧简单：根据当时的政策，信用社股金实质上是“存款化股金”，并不享有真正的股份权益。这是政策决定的，并非我们可以更改。

这样的解释显然无法让彭时体和彭华满意。彭时体坐在信用社大厅的椅子上，双手握着那本陈旧的社员证，久久没有说话。

这时，记者提出要采访信用社负责人，希望进一步了解事件背景。信用社负责人面对镜头时显得有些拘谨，他坦言：当年的‘存款化股金’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信用社当时为了吸纳资金，向村民宣传“分红”概念，但实际上，这些股金并不享有股份分红权，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信用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亏损，直到近些年才实现盈利，所以股金只能按政策处理。

负责人继续说道：我们理解股东们的不满，但这是政策遗留问题。像彭先生这样的情况，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案例，我们只能尽力按照政策解决。

这番话听起来理性而克制，却难以消解彭时体心中的愤怒。他深知政策问题可能不是信用社工作人员的责任，但他仍然无法接受那本空白的社员证和这27年的漫长等待，最终被一句“政策遗留问题”轻描淡写地解释掉。

四、未兑现的公平

尽管彭时体和儿子彭华对信用社的处理方式充满不满，但现实最终让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

彭时体拒绝领取那笔18.91元的本金和利息。他将那本陈旧的社员证放回了柜子深处，轻声对儿子说：“这笔钱，我不要了。当做纪念吧”

彭华仍然有些不甘心。他试图劝父亲去更高的部门投诉，但看到父亲眼中的倦意，他终究没有坚持。

爸，这事就这么算了？

彭时体沉默了许久，才轻轻叹了一口气：“华子，谁都没说过生活是公平的。人老了，经历多了，才明白，有些事情你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有结果。咱们争了这么久，他们说的每句话都有理有据，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可是——”彭华还想再说什么，却被父亲摆手打断。

不是他们一个人的错，也不是我们一个人的错。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事情，是政策设计的问题。我们没法去改变，只能记住。

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探讨。一些金融历史学者认为，这件事情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金融制度的不成熟，尤其是对普通群众的金融教育和政策透明度存在极大的不足。

当时的信用社为了吸纳资金，采用了许多模糊的宣传手段，甚至将“股金”包装成“分红”的概念吸引群众投资，但实际上却并未赋予股东分红的权利。这种“存款化股金”的操作在政策允许下延续多年，直到今天，才因物价飞涨和时间沉淀暴露出深层矛盾。

然而正如彭时体自己所说，“历史遗留问题”，并不是普通人可以解决的。

最终彭时体选择用一份沉默来面对这场风波。他没有领取那笔“分红”，也没有继续上诉，而是用这本社员证，作为他对那个时代、对自己信任的一个记录。

参考资料：

男子1986年10元"入股"信用社 27后年获利8.91元

2013年10月14日 来源：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