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草原，我们总会想起北方蒙古高原上广袤的大草原，其实蒙古草原只是欧亚草原的一部分，作为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达我国东北的松辽平原，北以西伯利亚针叶林区的南缘为界，往南可延伸到我国的青藏高原的世界两大温带草原之一，欧亚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游牧文明的孕育之地，这其中处于在枢纽位置的便是中亚草原，这种地缘位置深刻影响了这片土地的发展轨迹。

中亚草原游牧文明的诞生

草原有很多类型，由于远离海洋，深居大陆腹地，中亚草原，甚至于在整个欧亚草原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在温带大陆性气候中（降水量为250~400毫米），以旱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的典型草原，这种草原又被称为干草原。在地理划分上，大致以阿尔泰山为界，以东的蒙古草原被称为“东干草原”，以西的中亚草原和南俄草原属于“西干草原”。

干草原上，由于降水不足，无法孕育出对水量要求更高的森林，但又不至于变成沙石漫漫的荒漠，于是多年生、旱生、丛生的禾草植物便占据了地表植被的绝对优势，特别是一类叫做“针茅”的禾草最为多见。所对应畜养最多的性畜，一般也是对水资源需求相对较少的绵羊。

若降水量进一步降低到200毫米以下，那么草原就会逐渐过渡到荒漠，更加耐旱的山羊和骆驼将成为荒漠草原乃至荒漠的优势物种。在游牧民族眼中，干草原并不是最理想的草场，真正好的草场应该是背靠山林、依托山地带来的丰富水资源形成的草甸草原（降水量达450毫米/年），用内蒙牧民的话，就是“杭盖草原”，这是一种草原向森林过渡的一种植被类型。

草甸草原的形成关键就是比干草原更丰富的降水或者充沛的河流滋润。更多的水意味着更多的物种，相较植物品种单一的干草原，草甸草原能够生长很多对水分条件要求较高的优质牧草，所谓“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就是用来形容草甸草原的。在蒙古草原上，草甸草原的牧草产量高达每亩150公斤，而干草原则为每亩100公斤，至于荒漠草原则更惨，只有20-30公斤。

于是这些能够生产更多牧场的草甸草原就是游牧民族所心之向往的地方，也是游牧势力所要争夺的地方。比如蒙古草原中的呼伦贝尔草原、坝上草原，中亚草原中的七河地区（流入巴尔喀什湖的七条河流滋润的草原，外西北的一部分）。这样的草甸草原能够大规模饲养对水、草条件要求更高的大牲畜，比如牛和马。

特别是马，不仅是游牧民族的主要财富来源，也是游牧民族施展狂飙猛进攻击力的最大依靠。尽管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中东就驯养出了供人类乘骑的牛和驴（驴最早在距今约6000年前在埃及一带被驯化），但最早完成对家马的驯养，则是在中亚草原游牧的北高加索牧民。不过据俄国考古学家发现，最早的家马遗骸都是幼马，说明当时养马的目的还是为了食肉。

后来随着人工的择优繁殖，个头大、体格壮、速度快的马便成了游牧民族迁徙游走的重要牵引畜力。于是高头大马与轻便轮车的结合便诞生了一种所向披靡、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古文明都是先有马拉战车、后有骑兵，因为在马镫后，马匹才大量用于骑乘，古代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最早的马拉战车，就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考古学家认为可能就是从中亚草原传入。

随着马作为战争和交通运输的重要畜力被大量使用后，游牧民族获得了令农耕民族胆寒的速度和机动性，于是便有了游牧民族一波波的侵袭农耕文明的定居地，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个都湮灭在游牧民族狂飙突至的马蹄之下。相比我国最早驯化的狗，马成了我国传统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之首，几乎经历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的所有战争的刀光剑影，目睹了一个个王朝的更迭和兴衰。

中亚草原上游牧势力的更迭

中亚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拥有广袤草场作为后勤补给和“锋利武器”战马的加持后，始终掌握着这片略显干旱土地的归属，并通过建立的草原帝国深刻影响着周遭农耕定居民族的命运。即便中原王朝在汉唐鼎盛时借助丝绸之路将势力延伸到这片草原，但相当程度上也是在吸收了游牧民族的基因和发挥骑兵优势上实现的。

可以说在清朝覆灭准噶尔之前，中原王朝一直无法长期有效控制西域的草原区域，这是因为在气候上，这里无法提供大规模农耕所需要的水源和农业生产所需的积温，即便在一些山谷绿洲可以进行一定的农耕，但在更广大的中亚草原，则始终还是游牧经济占绝对优势。

而且中亚草原所在的“西干草原”由于地形地势上的因素，被赋予了“低地草原”的属性，更容易形成一个游牧体系，而蒙古高原所在的东干草原则由于“高原草原”属性，则更有机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游牧帝国，而两大游牧体系之间的阿尔泰山、天山、塔尔巴哈台等山脉形成的草甸草原自然也就成了争夺的对象。

于是我们便会发现，当来自南俄草原的东欧游牧部族（高加索人种）由于地理优势最先进入中亚草原后，相继建立了康居、乌孙等诸多塞种人游牧王国，成为了整个中亚草原甚至是河西走廊西部（大月氏）最早经营这片土地的土著。以至于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到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覆灭了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和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也形成了如今所谓的“伊朗-印度雅利安人”。

但随着“东干草原”完成内部整合，以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为代表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开始不断翻越阿尔泰山进入中亚草原，展现出了高地草原对低地草原的地缘优势，于是大月氏、乌孙、康居等国或被迫不断南迁或湮灭无踪，中亚草原北部也更多呈现出偏黄种人的黄白混血状态，而显示更多白种人特征的部族则离开中亚草原，退居到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成为了高地民族。

与此同时，令欧洲人恐惧的“黄祸”时代也来了，如手持“上帝之鞭”的匈人帝国领袖阿提拉。

上期回顾：中亚民族识别与划界：苏联应对“中亚联盟”的阳谋，一举稳定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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