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汉人不愿意自称“奴才”，满人也不喜欢自称“奴才”。

我们先聊聊“奴才”和“臣”这两个自称在清朝的状况。

其实，“臣”字最初也是“奴才”的意思。

“臣”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形象就是一个竖立的眼睛。

《尚书·费誓》中所说的“马牛其风，臣安通逃”，这里的“臣”就是男奴的意思，而“妾”则指女奴。

夏商时代的奴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战俘，所以当时的“臣”也含有战俘的意思。

但是，随着之后官僚集团的发展，“臣”逐渐从被征服者转变为辅佐统治者、完成对底层管理的职业，奴隶的性质反而消失了。

明代万历年间，东北努尔哈赤崛起之后，后金的政治制度虽然说是另起炉灶，实际上是地方部落与明朝制度的大杂烩。

天命时期的女真人与大汗之间的自称非常直接，就是“我”。

至于投降女真人的汉人，这时候才会自称“臣”。

到了皇太极时期，满清完成了早期的封建化，开始学习明朝，满人汉人的大臣自称一律使用“臣”，崇德、顺治两朝都是如此。

可是到了康熙朝，情况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直到清朝顺治朝为止，中国古代的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靠的是“题本”，也就是地方官给朝廷上的公文。

这个东西先是交给负责收题本的衙门，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

但是康熙皇帝不乐意了，大臣们上班干活就是皇帝大家一起开会讨论，不如让地方官和自己悄悄说话，于是“奏折”出现了。

奏折的意义在于，把过去要公开的许多国家大事，全部变成了地方官和皇帝的私房话。

在《康熙王朝》中，这种“私房话”被描绘成康熙治理有方、调节大臣关系的好办法。

说好听点，这叫加强了君主集权；实际上，这是彻头彻尾的家国不分，把国家当作自己一个人的私产，其实就是开历史倒车。

康熙年间，能够和皇帝用密折交流的大臣并不多，而能够和康熙用奏折告状的，大多是在康熙身边长大，从小在宫廷里待着的旗人。

这些人不属于科举考上来的，能够被派出去捞钱，全是靠给皇家干粗活，说难听点，就是“老爱家的家奴”。

所以这个时期，他们在奏折里对康熙的自称就是“奴才”。

这两个字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盛行的。

康熙眼看着这么多人围着他叫自己“奴才”，大清第一巴图鲁就越听越开心。

这个称呼，正合他意！上面的人一喜欢，底下的人自然也就开始跟风。

结果康熙五十年后，除了个别的大臣和皇子之外，旗人出身的大臣们基本上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地自称“奴才”了。

这才有了所谓的满汉分别称“臣”和“奴才”的现象。

“老爱家的”特点就是儿子看不惯老爹。

雍正登基后，对于父亲这种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国家的政治机器绑定在一起的行为不太感冒，所以在雍正朝，雍正不仅不希望汉人自称“奴才”，对于满人自称“奴才”这件事也不怎么喜欢。

清世宗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改革上，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就没怎么太矫枉过正。

可是乾隆一上来，情况又反转了。

“我爷爷爱用的东西，能有错吗？我看这两个字词也好，意也好。”

也就是在乾隆朝，“奴才”这个称呼开始被制度化了，写在正式公文中。

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全部要自称“臣”，因为这是地方和朝廷的公文，给朝臣们看的；但是只要是写在奏折里的东西，如果是以私人名义写的，那满人出身的大臣就得用“奴才”，汉人必须用“臣”，分的清清楚楚。

按照《清高宗实录》的记载，有一回满人大臣天保和汉人大臣马尔龙一起联名上折的时候，马尔龙就跟在满人大臣后面一起用了“奴才”，乾隆立马就翻脸了，“狗东西你也配！”

这就相当于乾隆用自称的方式，把满汉分割开了。

不仅如此，一年之后的乾隆三十九年，乾隆更是要求武将们无论是满还是汉，全部要自称“奴才”，很明显这是为了防止八旗勋贵和武将搞事情，得拿脚踩严实了。

对于这种行为，其实满洲八旗自己也不太愿意。

入关的时候，大家一起陪你们家打天下，打完了我们就全成奴才了？

你皇帝有牛的时候，可你早晚也有不行的一天。

果然，就在光绪年间，旗人大臣们对于自称“奴才”的行为越来越反感，大家都开始用“臣”来自称。

到了宣统二年，大清也要快完了，身为满人的海军大臣载洵上奏，请求正式废除“奴才”这个称呼。

就这样，在距离大清“进棺材板”也就不到一年的时候，“奴才”这个称呼提前几个月寿终正寝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喜欢就一键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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