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一个从农田里走出来的国家副总理，他简直就是中国勤劳朴实老百姓的鲜活写照。他这一辈子，起起伏伏，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有时候，他是大家眼里的明星，备受瞩目；可有时候，他也会被人指指点点，遭受非议。但不管外界怎么变，他一直都没变，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为大家做事，这份坚持真的很不容易。

1986年，他在北京因病离世，这可给负责操办后事的人出了个大难题。那时候，陈永贵早就不再是副总理了，所以他的葬礼该怎么搞，大家意见不统一，争论不休。最后还是邓小平一句话，这事儿才算有了定论。

【农民翻身变副总理】

陈永贵，1914年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人生轨迹从农民一路攀升到副总理，真是活得有声有色。这一路的成就，全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头三十年的人生路上，他走得挺不容易，家里人也是各奔东西。

我爸上吊走了之后，我从小就住到别人家帮忙干活，还给地主家看牛。后来好不容易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可又被宪兵队以跟土匪勾结的罪名给抓了，扔到了拘留所，还遭了不少罪，被大家批斗。这一路走来，真是遭了不少难，不过好在最后生活总算是有了点起色，这都是我自己一点一滴努力换来的。

1948年，陈永贵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由于他干活卖力，表现出色，到了1952年，他就被大家推选为省级劳动模范。后来，他还当上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从此把整个人都扑在了为大寨村做贡献上。

后来那些年，他一门心思扑在大寨，埋头苦干，满心想的都是大寨的发展和老百姓的福祉。

从最初的小合作社，一路发展到高级合作社，最后成立了昔阳县头一个人民公社，陈永贵带着大家，先是定下了治理山水十年的大计划，先攻下了白驼沟，接着又连打三场硬仗，拿下了狼窝掌。陈永贵做的这些，大寨的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经过一番持久的奋斗，大寨真的变了个样。到了1958年，陈永贵挑起了大寨党支部书记的大梁，紧接着第二年，他还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站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

陈永贵在大寨干得特别出色，山西省委都看在眼里，还特地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从那以后，陈永贵的名字就成了各大媒体和报纸上的常客。

陈永贵那时候虽说已经小有名气，但还没被中央的大佬们注意到。到了1963年，天灾闹得凶，大寨这个山西的地方一下就在全国出了名，陈永贵也跟着这个机会，走进了全国老百姓的心里。

1963年的大寨，那真是难上加难，又是洪水泛滥，又是冰雹袭击，再加上霜冻，整个村子被搞得一塌糊涂，农田建设也是损失惨重。大家都以为得靠国家帮忙才能度过难关，可谁能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陈永贵站了出来，带着大寨的老百姓自力更生，搞生产，重建村子。愣是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把困难都扛过去了，一点都没给国家添乱。

大寨村不光顾着自己，还给国家贡献了24万斤粮食呢。社员们也都住进了新的石窑房，这在灾情那么重的时候，简直是个奇迹。

大寨在天灾面前交出的漂亮成绩单，迅速吸引了上级领导的眼光。一时间，全省都刮起了向大寨学习的风潮。就因为这事儿，陈永贵还被请到了省农业劳模大会上，去分享他们的经验呢。

台上，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大寨如何在抗击灾害的同时，努力发展农业的事迹。这番话很快就在全省传开了，闹得沸沸扬扬。知名作家赵树理听完之后，对陈永贵大加赞赏，二话不说，直接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强烈推荐起陈永贵来。

后来，陈永贵的故事从陶鲁笳那里传到了毛泽东耳中，接着又从毛泽东那里传遍了邓小平以及整个中央。就这么一级一级地传开，陈永贵在中央出了大名，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评价可高了。

1964年，陈永贵因为在大寨干得非常出色，被选为了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的大会，这样他就走进了中央领导的眼里。

大寨现在发展得咋样？你瞅瞅中央的态度，心里就有数了。

大寨因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认真规划农业，使劲儿搞生产，结果比其他地方都要好得多。这事儿让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大领导都竖起了大拇指，连声称赞。他们不光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表扬大寨，还号召全国都向大寨学习，好好搞农业。

1975年的时候，陈永贵在第四届人大第一次大会上，被选为了咱们国家的国务院副总理。

当年，学大寨的热潮席卷全国，关于农业学习的盛会就在昔阳拉开了帷幕。这次大会由华国锋来带头，会上，陈永贵和邓小平都发表了讲话。

开幕式搞完后，陈永贵就请邓小平去大寨实地看看。一到大寨，陈永贵就带着邓小平到处转，瞧瞧各种庄稼长得咋样，还有作物的生长情况。转完后，陈永贵又把邓小平请到自个儿家里做客。一看陈永贵家里头那简单的摆设，邓小平对他的评价又高了几分。

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开过以后，为了让“学大寨”的精神真正落地生根，推动农业发展，邓小平、陈永贵和华国锋三位领导亲自上阵，带着任务。在他们的推动下，全国上下行动起来，上百万的干部被派到农村去，专门负责整顿和提升农业工作。

这是中国头一回让好几亿农民一起动手，靠人力来搞农田水利这些农村的基础建设。不过，学了学大寨的经验后，农业很快就有了大进步，第二年粮食就收成了大堆大堆的。

【大起大落情义深】

邓小平和陈永贵，他们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工作中建立起的那种互相帮忙、互相打气的深厚感情。在共事的日子里，他们总是彼此照应，互相扶持，感情十分要好。

1974年的时候，江青打算拿小靳庄当新典型，想借此机会打压大寨，不承认大寨的成就，还想搅乱全国学习大寨农业的风气。不过，邓小平很快就识破了她的计谋，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她。

再说，1975年9月的时候，全国正忙着准备第三届全运会。原本江青想在开幕式节目上展示小靳庄的群众体育活动，但后来被邓小平给拿掉了。

邓小平选择采用小靳庄的节目，这实际上是在力挺大寨那种自给自足、努力拼搏的精神，同时也是在挺陈永贵。

学习大寨经验时，我们确实收获颇丰，但过程中也犯了些错误。主要就是照搬照抄，没搞懂精髓，太死板，也没结合实际情况找关键，结果绕了很多圈子。

碰到这些问题，陈永贵根据邓小平在全国首次农业学大寨大会上提到的“得学大寨那股子劲儿”的要求，很快就做了调整，让大家根据自身情况来干。

在邓小平力挺陈永贵推进农业改革，全国范围内兴起“农业学大寨”热潮并取得显著成果之际，他个人的政治道路却遭遇了波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陈永贵心里头明镜似的，知道那时候中央的政治风气咋样，可他就是不跟着大众走。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他直接站出来替邓小平说话，给他撑腰，不满那些对邓小平不公平的事儿。

雨停云散之后，陈永贵心里头是真替邓小平高兴，他大力赞成让邓小平早点回来工作，之后的日子里，他和邓小平在工作上也是配合得相当好。

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陈永贵还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主要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那时候，不光是邓小平，中央的其他领导也都全力支持陈永贵搞农业。

有了中央领导团队的全力支持，陈永贵把农业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些年，中国不仅粮食年年大丰收，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明显加快，大寨的生产效率更是逐年稳步上升。

1978年，农村里头联产承包责任制火了，大家都跟着搞，结果人民公社制度就慢慢没了。之前那股子学大寨的热潮，也跟着散了，没人再提了。

那时候，陈永贵主动把省里、地区和县的领导位子都让了出来。这样一来，大家伙儿觉得他没啥“用处”了。他费了好大劲儿，本来是想给老百姓做点好事的，那个昔阳西水东调的工程，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接着，一大堆批评的声音也跟着来了，大家都开始质疑大寨和陈永贵的一切，好像要把他们之前做的所有事情都推翻。就连那些曾经和大寨、昔阳有点关系的干部，也开始受到排挤，感觉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让陈永贵特别寒心的是，有些人看他好像不行了，就开始拼命往他身上泼脏水，编造些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他。更让人难过的是，做这些事的竟然是他身边原本很亲近或者他很看重的人。

那时候，他是个真心实意为大家做好事的人，但却有苦难言。他性格大度，但遇到那些事儿，心里头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有些记者在大寨风光无限的时候，使劲夸它夸上天；等大寨势头不再，他们又赶紧踩上一脚。有的人甚至说大寨不是靠实干起来的，而是靠国家扶持起来的，连那些本来为百姓谋福祉的项目，也被他们歪曲成是浪费人力财力的坏事。

在那种情境下，邓小平站出来为大寨和陈永贵讲了一句实在话。

1980年6月8号，郭凤莲见到了邓小平，她心里挺不是滋味地说了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无端指责大寨和陈永贵的事儿，觉得陈永贵挺冤枉的。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学习大寨的方向是对的，他还表示，只要有机会，自己还想再去大寨看看。这实际上是他对大寨和陈永贵的一种鼓舞和力挺。站在一旁的陈永贵，尽管没开口说一句话，但他心里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宽慰。

那年9月份，陈永贵不干了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但就算这样，外面的风言风语还是没停。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中共中央觉得，得让山西省委好好梳理一下学大寨那档子事儿里到底有啥问题。

11月23号，中央出了个83号文件，这文件里头的东西，都是邓小平亲力亲为，一个字一个字盯出来的。它对大寨还有学大寨这些事儿，都做了挺实在的评价。说白了，这就是邓小平对大寨新看法的体现。

陈永贵虽然离开了中央，但他心里还是惦记着那份文件。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觉得还能接受。文件里头说了学大寨那事儿，中央和他本人都担了责，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清楚了。

这个文件一出，大家对大寨的议论和指责就慢慢平息了，不再有人公开批评或者恶语相向。

后来，万里副总理亲自去了山西看看情况，他觉得大寨的那个“三深耕作法”还有海绵田的做法都挺不错的，就让大家别再揪着大寨的事儿不放了。这样一来，媒体上对大寨的评价才慢慢变得公平起来。

【人去灯灭惹人念】

尽管陈永贵的仕途历经波折，但他与邓小平的交情始终深厚。每当有人对大寨或陈永贵进行指责时，邓小平总会站出来为其辩护。

陈永贵不干了以后，邓小平就说，陈永贵之前的那些好处都给他留着，不光每个月给他一笔在当时还算可以的生活费，还特地让组织把他和他家人的户口迁到了北京。并且，他还能继续住在北京交道口的那个房子，啥都不变。

陈永贵这人对自己要求挺苛刻，他主动说要搬离交道口的房子。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副总理了，没必要再住副总理级别的房子。经过他多次强烈要求，国管局最后只好给他在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的部长楼22号楼找了个新家。

1983年的时候，已经快七十岁的陈永贵说自己还想找点活干。后来，他就被安排去了北京东郊农场做顾问。在那段时间，他忙前忙后干了不少事儿，还给中央提了些挺棒的建议。对晚年的陈永贵来说，那段日子真是过得挺开心的。

1985年的时候，陈永贵被诊断出已经是肺癌晚期了。邓小平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立马让中央的相关部门给陈永贵找最好的大夫治病。在陈永贵病情很严重的那段时间，邓小平还经常吩咐人去医院探望他。

华国锋知道陈永贵住在北京医院后，立马就在当天去医院看了他。陈永贵以前在政治局的那些老朋友、老同事，也都一个个地赶过去看望他了。

虽然病得很重，但陈永贵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西水东调工程和国家支援的事儿。他非常想回到大寨去，可他的身体情况实在太差，怎么能让那些关心他的人放心让他走呢？大家都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专心治病。

1986年3月26日一早，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离开了人世。但他的葬礼该咋办，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后来，还是按照邓小平的意思，给了他一个副总理级别的追悼会。

陈永贵走后的第三天，八宝山火葬场的一个告别厅里挤满了来吊唁的人，好几百号呢。这里面有陈永贵的亲戚朋友，还有东郊农场的同事们，可就是没见到啥大领导。

当天下午，华国锋急急忙忙坐着车赶了过来，他就是为了亲自来告别陈永贵。

他默默地走进告别室，对着陈永贵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接着，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泪水不停地往下流。然后，他缓缓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就像是在跟这位老伙计做最后的道别。跟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过手后，华国锋没有说话，低着头离开了告别室，上了车。

4月4号那天，陈永贵的家人捧着装有他骨灰的盒子，踏上了回大寨的路。按照陈永贵生前的愿望，他的骨灰要一点点撒在大寨的土地上。除了狼窝掌那地方，剩下的最后一点骨灰，被埋在了他生前自己挑中的虎头山顶上，那地方可以看到大寨和昔阳的景色。

大寨的村民们在那儿给他树了个纪念碑，上面刻着：“他的功劳比虎头还显赫，业绩遍布广袤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