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廖汉生1911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南桑植的一个农民家庭。在贺龙的带领下，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我军一代名将。红军岁月里，担任过红六师政委；抗日战场上，担任过代旅长、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担任过军政治委员；建国之后，廖汉生又担任过三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
父子两代人与贺龙的情缘
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谈及与贺龙关系时说：“我跟贺龙的关系更长，更深。我跟贺龙是家乡人；我父亲就跟着贺龙，死在贺龙军中；我的前妻是贺龙跟我父亲做的媒，是他二姐的女儿，八九岁就定了亲；我多年在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一直到她牺牲；我参加革命是贺龙的影响和带领，入党是贺龙和关向应作介绍人；我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
廖汉生出生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父亲廖兰湘按照乡间流行的“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的口号，给他起名“汉生”。1986年，桑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给廖汉生来函称，根据查证他的民族成分不是汉族，应定为土家族。这下，廖汉生的“汉生”之名，是地地道道的“名不副实”了。
廖兰湘是一位进步人士。1915年，林伯渠奉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命在长沙组织反袁机关，任湖南支部党务科长，与廖兰湘是好友。1916年，贺龙在湘西桑植树起“讨袁护国”的义旗，拉起一支民军，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廖兰湘认定贺龙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毅然投笔从戎，来到贺龙的桑植独立营里担任书记官，被百姓称为“廖师爷”。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家附近的平坝子经过，廖汉生和村里的孩子们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士兵身后背着几支像唱戏里的令箭似的牌子。廖汉生告诉小伙伴：这个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里就代表长官到了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它敬礼呢。
廖汉生讲得津津有味，并未留意到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已经来到他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子？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呀！”在那个年代，老百姓都怕兵，听说要“过兵”都惟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呢。廖汉生一看问话的像是个当官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这位长官就是贺龙，他夸奖了廖汉生几句，敢看“过兵”的男孩子也在贺龙的脑子里留下了印象。当听说这个孩子是廖兰湘的儿子后，贺龙把自己二姐贺戊姐的女儿肖艮艮介绍给廖汉生，廖汉生就有了一段“娃娃亲”。1928年，两人完婚，贺龙成了廖汉生的舅舅。
廖汉生10岁时，父亲廖兰湘不幸病逝。此后，贺龙以及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给廖汉生很大的照顾，先后送他到桑植高小、常德省立二师附小去读书。贺龙是廖汉生童年时崇拜的英雄，并一直在贺龙的呵护下就学成长，这为他以后参加贺龙的红军部队打下了基础。1927年，廖汉生积极参加农民运动，与进步同学一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打倒土豪劣绅。1928年3月，廖汉生参加贺龙等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贺龙建立了以桑鹤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廖汉生被派到桑植县长瑞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组织成立农会和苏维埃政权，并被推选为桑植县苏维埃代表。不久，廖汉生被派到贺英（贺民英）游击队工作。这支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它“贺大姐的队伍”。
在贺龙革命生涯中极其困难的时期，家庭中曾有人严厉指责贺龙：“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现在你当共产党、红脑壳，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找真理找了大半辈子，今天总算找到了。我跟着共产党走定了！”这一幕、一席话在廖汉生心里留下深深的印痕，他更加仰慕贺龙，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
带领红6师担任红军2、6军团长征前后卫
1933年5月，廖汉生被任命为湖北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副大队长，7月调任红3军军部书记员。在贺龙、关向应介绍下，廖汉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廖汉生任红2军团第6师副政委，1935年3月担任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廖汉生任红2军团第6师政委。1936年春节，红2、6军团攻占贵州瓮安县。第6师在瓮安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吃完午饭，又向贵阳前进。走到距贵阳30公里左右的扎左一带，发现前进道路上敌人构筑了堡垒封锁线。郭鹏（师长）、廖汉生沉着指挥，避开大道与堡垒，在悬崖深涧之间探路而行，一举攻克修文县城。随后，红军逼近贵阳。国民党军一边向贵阳收缩，一边在乌江北岸布防。贺龙把攻占乌江上游鸭池河渡口的任务交给了6师。郭鹏和廖汉生派侦察队化装成国民党部队，闯进守江的国民党军阵地，夺下渡口，渡过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打开了黔西北大门。
1936年4月上旬，红2、6军团来到云南的普渡河边，计划从这里过河后经元谋北渡金沙江，直上四川。由于这是一年前的中央红军北上路线，国民党军早已防备在先。先头第4师强渡普渡河后受到国民党军的反扑。红6军团准备过河时，与侧面围上来的滇军接火，从湖南、贵州尾随来的国民党军也紧追不舍，红2、6军团陷入被动境地。9日凌晨，6师连夜行军到达甸尾、可郎一带，军团首长派人飞马跑来向郭鹏、廖汉生传达贺龙命令：第6师立即原路返回，赶到六甲，阻击国民党军追兵。郭鹏、廖汉生当即决定，全师后卫变前卫回师六甲。接近中午时，前卫第18团果然在六甲与国民党军先头部队遭遇。敌人没想到红军会突然杀一个回马枪，措手不及，第18团以迅雷之势消灭敌军，抢占了山头有利地形，郭鹏、廖汉生带第16、第17团赶到，展开了阻击战。这是第6师长征中打得最残酷的一仗。敌人一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6师伤亡200余人，郭鹏和第18团政委杨秀山、参谋长陈刚也英勇负伤。但是，全师指战员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战场鼓动和灵活机动的战术，血战竟日，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之后，又在第5师增援下将国民党军击溃，保障全军安全转移。天黑后，廖汉生带领苦战一天的部队，追赶主力部队。
7月初，红2、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2、6军团和红32军合编，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团结北上，相继进入草地。进草地前，贺炳炎接替郭鹏担任了第6师师长。绵延数百公里的水草地预计要走十几天，实际走了一个多月。第6师从甘孜出发时筹集不到足够的粮食，每人只携带了一天半食量的青稞粉子就匆匆踏入草地。走了17天后，6师来到素有“草地上海”美称的阿坝。这里已经无粮可筹，宿营地周围的野菜已被采光，留下的只是前面部队无法掩埋的尸体。在这个死亡之海，第6师一天就饿死了十几个人。这种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廖汉生根据在湘鄂边山区游击生活的经验，动员大家原地挖野菜，捡马骨，寻找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来吃，激励全师指战员坚决贯彻“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作为后卫，第6师担负着收容前面部队掉队人员的任务。6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有红二方面军的，也有红四方面军的，甚至还有红一方面军的。正是依靠团结的力量和顽强的意志，廖汉生和贺炳炎带领全师胜利走出了草地。
奇袭雁门关，冀中三战三捷，廖汉生的亚六团打出威名
1937年5月，廖汉生作为红2军团6师代表，出席了党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切实贯彻到军政整训工作中。9月，随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廖汉生任八路军120师第716团政委，先后两任团长为贺炳炎、黄新廷，他们共同指挥了这支英雄的部队。在廖汉生一生的战斗历程中，抗战初期在宁武县城的所见所闻令他终身难忘。10月初，120师东渡黄河后，收复被日军侵占的山西宁武县城。走进城内，廖汉生不禁惊呆了：街头、院内、屋里、菜窖下、水井中，到处是被日军残杀的百姓尸体，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肢体残缺。廖汉生带领战士们掩埋罹难同胞，同时用血淋淋的事实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究竟要干什么？我们怎样为死难同胞报仇？
不久进行的雁门关伏击战中，716团的战士们用胜利做了回答。10月18日，在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的率领下，716团官兵冒着敌人数架飞机助战的危急情势，迎着敌人刺刀冲上，呼喊着“为宁武百姓报仇”的口号，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两天后，716团再次伏击日军车队，毙敌200多人，击毁敌人军车10辆，一度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这给在忻口鏖战的国民党友军以有力的支援，受到八路军总部和国民政府的褒奖。雁门关伏击战，作为抗战初期120师有代表意义的一仗载入了我军史册。雁门关之战首战告捷，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海内外报纸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战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日军后继部队在雁门关竖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此地殉国67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1938年11月，黄新廷、廖汉生奉命率716团开赴晋察冀根据地。在滑石片战斗中，716团以一团之力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创下当时歼敌最好记录。1939年初，黄新廷、廖汉生率716团开赴冀中。到达当天，日军7000余人对他们发起围攻。黄新廷、廖汉生避敌所长，采取近战歼敌的办法，白天防守，夜晚反攻，歼灭日军300余人，日军大队长汤田四凯被击毙，兄弟部队还乘势收复了任丘县城。九天内三战三捷，亚六团（716团的代号）的名声在冀中大平原上不翼而飞。4月，廖汉生担任120师独立第2旅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齐会歼灭战，还担任代理旅长率部参加了陈庄歼灭战。1940年，重任716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晋西北夏季反“扫荡”战役和百团大战。
1941年初，廖汉生奉命到延安学习，先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学院学习。一年后，他又作为党的七大代表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和工作达三年之久。1944年秋，中共中央决定由第359旅主力和3个干部大队组成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向华南作战略跃进。贺炳炎任第五大队队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11月9日，廖汉生同贺炳炎率第五大队从延安出发，12月底，来到鲁山县境。这时，日军发现南下第一支队行动意图，沿公路设防堵截。走在队伍后面的第五大队恰好与日军机动部队相遇，贺炳炎、廖汉生率部边打边走，连夜涉过沙河，天亮时赶上大部队。南下第一支队通过鲁山县境后，进入黄淮平原，渡过澄河、淮河，越过平汉铁路，一路向南挺进。1945年3月，第五大队抵达襄南地区。贺炳炎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担任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从此，廖汉生正式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中。1946年4月，廖汉生调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奉叶剑英同志指示返回延安。
鏖战西北战场，不当兵团政委
解放战争初期，廖汉生担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1946年11月任晋绥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开赴陕甘宁边区，执行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7年，贺炳炎任西北野战军1纵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这两位老战友又开始了亲密合作，共同指挥了保卫延安的战斗，参与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川、西府、陇东、宜瓦、荔北等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工作。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委。
1949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各野战军下辖兵团，兵团下辖军。因为作战任务繁重，直到1949年6月间，一野才在礼泉召开全体前委委员会议，确定野战军所属部队的改编事宜。一野原有6个军，从华北军区调来的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已经整编完毕，一野原有的6个军再编成两个兵团。就兵团如何组成及干部如何配备问题，彭德怀叫前委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由于大家对这个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会场上一时气氛沉闷，无人发言。
这时，第1军政委廖汉生站起来提议：“这个问题好办。1军、2军、7军组成第1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3军、4军、6军组成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廖汉生的提议，既考虑了各人军旅生涯中任职的因素，又考虑了各人的才能，比较恰当。但是，廖汉生的这个提议却把他本人排除在外了。后来有人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
◆1954年1月，时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在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汇报西北工作。
1949年8月26日，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1军解放兰州。9月5日，第1军进占西宁，青海全省解放。9月26日和10月1日，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青海军区相继宣告成立。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代行人民政府的职权，并负责筹备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廖汉生被任命为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兼省军管会主任，主持全省军政工作，事实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第一任省长。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赵寿山任主席，张仲良、廖汉生、喜饶嘉措、马朴任副主席。此后，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即行撤销，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52年，廖汉生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4年，43岁的廖汉生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一届国防部副部长共有七人：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国防部副部长中唯一的一位中将。廖汉生以中将之职能与大将、上将共同担任这一职务，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
军事学院毕业即当院长
1955年2月，廖汉生来到南京军事学院，成为该院战役系的一名学员。11月29日，南京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举行授衔授勋典礼，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战役系的52个学员也被分别授衔，其中上将5人、中将22人、少将24人，战役系因此而被称为“将官系”。
1957年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院址设在北京。但由于健康原因，刘伯承仍留在南京，未能到职。战役系学员毕业分配期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来到军事学院战役系，征求学员们的意见。同廖汉生谈话时，廖主动要求去新疆工作。萧华告诉他：“你不能去新疆，要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一怔，急忙推辞：“不行不行，我第一次住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就当院长，哪里有这样的事，再说让我一个中将去接德高望重的刘帅的位置，也不合适。”后来，萧华再次找廖汉生谈话：“军委已经决定了，要你当院长，不要顾虑太多。”就这样，廖汉生毕业后直接就任母校院长。同时，军委任命张震任副院长，钟期光任政治委员。
钟期光上将（左）、廖汉生中将（中）、张震中将（右）在一起。
1959年10月，廖汉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他带领部队取得了抵御河北、天津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斗争的胜利，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积极推动部队开展大比武，全军区涌现出“爱民模范谢臣”“英雄八连”等一批被国防部命名的英雄集体和个人。他关心部队文化工作，演出了《长征组歌》等一批优秀作品。
1967年1月，廖汉生失去了自由。“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等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一时间都扣在他的头上。他被带到北京军区大院关押起来，从此身陷囹圄。1972年7月1日，廖汉生的子女给毛主席写信说，父亲自从1967年1月8日被隔离审查，至今已经五年多了。“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毛泽东做出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立即落实廖汉生等人的事情。7月间，廖汉生被专案组人员从石家庄关押地带回北京。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布：“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有错误；第二条，解除监护。”
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75年1月，廖汉生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主持日常工作。1980年1月11日，廖汉生调任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81年，廖汉生步入古稀之年，他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提出退下来的要求。1983年，因为新的工作需要，他结束了几十年南征北战、东奔西跑的生活，定居北京，但他并没有退出工作。这年5月，中共中央宣布廖汉生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干就是5年。1983年6月，廖汉生作为沈阳军区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活到老，学到老。当了副委员长以后，廖汉生虚心好学的习惯依然保持。他恳切地对彭真委员长说：“过去在延安中央党校，你是我的老师；在人大，你仍然是我的老师。”在副委员长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10年。1988年3月，廖汉生继续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廖汉生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7年和2002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先后出席了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
家乡一直是廖汉生沉重的心结。1935年11月19日廖汉生率领红6师出发长征时，他很想抽空回去看望近在咫尺的亲人，但作为师政委，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廖汉生顾不上回家告别，忙着给部队进行思想动员，检查突围准备。廖汉生的母亲和妻子肖艮艮听到消息，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赶来为他送行。抗日战争中期，却传来妻子肖艮艮被人打死的噩耗。后来，贺龙的妻子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白林。1943年10月9日，廖汉生与白林在延安结婚。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全国解放之际，廖汉生又得知前妻肖艮艮并没有死，而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卖到外乡给别人做了老婆。贺龙派人把她接出来，送到西北的青海与工作在那里的廖汉生见了一面。两人相见，千言万语却难以开口，成为一场家庭悲剧。
全国解放后，许多长征老战士纷纷回到家乡，拜访久别的乡亲，寻找离散的骨肉，祭奠亡故的亲人。然而，廖汉生却很多年没有回去。红2、6军团长征出发前，根据地的群众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廖汉生曾在地方上打游击多年，6师有不少战士的亲属都是他的熟人。他们纷纷找到师部，对廖汉生说：“汉生，我的儿子交给你了，你要照顾好他呀！”“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你要带他活着回来呀！”
面对群众情真意切的托付，廖汉生承诺说：“放心吧，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亲人在！”然而，残酷的战争岂是一句诺言所能决定的？长征出发前廖汉生对来队的乡亲们许下的一句承诺，使他从此背上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压在心头几十年。在艰苦的长征中，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同志先后牺牲了，有些人连怎样牺牲的、牺牲在什么地方也很难说得清楚。当年参加长征的数千名桑植籍指战员，能够活到全国解放的寥寥无几。1955年授衔时，桑植籍的高级将领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直到阔别故土44年后的1979年，廖汉生才第一次回到桑植老家。回到家乡时，廖汉生仍然自称道：“我是一个山里伢。”这充分显示了廖汉生的质朴本色。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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