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作为城市防御系统中的第一道防线，巴比伦的外城墙成为历代统治者重点建设的项目。巴比伦外城墙不仅仅是保护城市的防御设施，它还是巴比伦统治者长期努力与奉献的象征。建造城墙所采用的技术、基础材料和浇筑方法，都是当时最先进的。除此之外，历代统治者对城墙的不断加固，使得巴比伦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随着现代对巴比伦遗址的发掘，外城墙的发现带来了丰富的考古数据，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争议。古代历史学家关于巴比伦外城墙的记载与考古发掘结果存在差异，关于外城墙建设的问题探讨，已成为巴比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通过比对历史文献与考古数据，从建设规模、使用的材料与技术以及建设时间线等三个方面，探讨巴比伦外城墙的具体情况。

城墙的坚固程度显而易见。在纳波尼都统治时期，巴比伦的外城墙在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加固下，成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防线，城门由坚固的青铜打造，城市外围的护城河也通过幼发拉底河供水，进一步加强了防御。得益于这些坚固的防御设施，新巴比伦帝国从未被攻破，城市也大体上免受战争的破坏，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商业与经济的繁荣。

巴比伦外城墙的意义显而易见，且在许多古典文献中都有提及。赫罗多德、克提修斯和贝罗修斯等历史学家都有相关记载。赫罗多德在《历史》中详细记载了巴比伦外城墙的长度、高度、厚度、形状以及分布情况，还描述了建造所用的材料和技术。

曾担任波斯王宫御医的克提修斯在其著作《波斯记》中，结合自己在巴比伦的经历以及波斯官方的记录，描述了巴比伦的城墙。贝罗修斯，作为一位巴比伦祭司，在其《巴比伦记》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巴比伦的起源、历史和城市，包括城墙的描述。不幸的是，这部作品已经遗失，只在后来的文献中留存了部分片段。

在希腊化时期，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也有关于巴比伦城墙的记载。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在《地理学》中描述了巴比伦外城墙的长度、宽度、高度和厚度，这些数据与赫罗多德和克提修斯的记载略有不同。罗马历史学家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在《亚历山大大帝历史》中也记载了经过改建后的巴比伦城墙，和斯特拉博的记载相符。希腊历史学家菲洛斯特拉图斯在《泰阿那的阿波罗纽斯传》一书中，描述了阿波罗纽斯访问时看到的巴比伦外城墙。

近年来，随着巴比伦遗址的发掘，部分外城墙已经被揭示，多个考古报告也提到了这一发现。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尔德威自1887年开始对巴比伦进行挖掘，并于1911年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巴比伦遗址的报告，其中首次提到巴比伦的外城墙。后来，维特基维奇和平格尔等人的报告，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金在《古巴比伦历史》中的著作，也都涉及到了巴比伦外城墙。

伦纳德·金的《古巴比伦历史》首次将考古数据与古代历史学家的记载进行了对比，但他的重点在于外城墙的建筑结构和防御特点。他忽略了巴比伦的天文学记录和罗马历史学家关于建筑材料和技术的记载。因此，本文将集中讨论巴比伦外城墙，分析古代历史学家的记载、考古报告和现代学者的观点，探讨城墙的规模、建设时间线、以及材料和技术。

巴比伦外城墙的建设规模

古代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关于巴比伦外城墙的记载，但他们的描述往往存在矛盾和不一致。赫罗多德在《历史》中详细记录了城墙的尺寸，根据赫罗多德的描述，城墙顶部的两端建有小房间，在城墙中央，足够宽敞的空间可供四匹马拉的战车通过。克提修斯在《波斯记》中描述的城墙则要小得多，他记录的总周长约合40英里。

这两者的记载主要存在两个矛盾。首先，赫罗多德描述的城墙所围绕的城市形状不同。赫罗多德描述巴比伦为一个正方形城市，而克提修斯则描述它为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城市。通过比较两位历史学家的数据和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克提修斯的记载更接近真实情况，原因有二点：

历史背景： 赫罗多德坚持记录他所听到的一切，这也引发了对他使用的来源真实性的质疑。现代学者对于赫罗多德是否亲自访问过巴比伦也存在争议。然而，克提修斯曾担任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的御医，他的《波斯记》基于波斯官方记录和他自己在巴比伦的经历，因此提供了更可靠的视角。

与希腊化及罗马历史学家的比较： 斯特拉博在《地理学》中记录巴比伦城墙长约71.2公里，宽约9.92米，足以容纳战车。罗马历史学家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在《亚历山大大帝历史》中描述的改建后的城墙为67.5公里长，9.92米宽，23米高。这些描述与克提修斯的数据显示非常接近，而赫罗多德的描述则有很大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