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祭灶，“年歇”来到。打从我记事起，就跟着大人们把春节叫做“年歇”。顾名思义，这是人们在一年的辛苦劳作后，趁着过年好好歇一歇的日子。无论风雨阴晴，春秋冬夏，总有干不完的活儿，于是就在过年之前，争分夺秒把那些脏活累活干完，就盼着过年能痛痛快快地休息几天。一年到头也就这几天能彻底放松，自然而然就把春节称为“年歇”了。

可如今，我总感觉自己的“年歇”还没开始，已是正月十几了。自从参加工作，便身不由己，现在更是越过节越忙，忙到初二都没法回娘家团圆。这其中的心酸与遗憾，让我再也找不到过年时该有的兴奋与期盼，反倒越发怀念那个天天盼着过年的小小少年。

小时候的年味，总是格外浓郁。印象最深的，当属“二十三，祭灶官”。倒不是因为祭拜的仪式有多神圣，也不是因为祭拜后能吃到一口芝麻糖，而是那时村里有个叫李彬的孤苦老人。他平日里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靠换针换线勉强维持生计。别人家祭灶神时，口中大多念叨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祈求灶神到天庭面见玉帝时，替一家老小多多美言，归来时带回新一年的富足口粮，同时保佑家人平安幸福。可李彬生活清苦，实在拿不出供品，只能念叨着“一碗凉水，一棵葱，打发您老上天宫，到了天官禀一声，我李彬过的太不行”。这话在当时一度被传为笑话。

现在想来，不过是他生不逢时罢了。要是放在如今国富民强的时代，他大可以在敬老院安享晚年，又何至于用一碗凉水、一棵葱来祭灶呢？其实，祭灶在贫苦年代，不过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渴望罢了。如今，现代化的整体厨房锃光瓦亮，再寻不到灶神的画像。年轻人在这天，也只是买把芝麻糖尝尝，应应景儿而已。

“二十八，贴花花”。到了这一天，大人们总会兴致勃勃地跑到县城，买回几副威风凛凛、身穿盔甲、手持兵器的门神，用以镇宅护院，再买上几副对联。父亲还会顺便捎回几张红纸，打算自己写对联。平日里严厉无比的父亲，在写对联的时候，总会给我们讲些趣事。他说，以前有人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就把白萝卜切成两段，蘸上黑墨，啪啪啪，在红纸上印出几个大圆饼，称“自创对联”。另一个人更绝，把屎壳郎丢进墨汁里，然后捞出后放纸上，再用碗扣住。屎壳郎在里面想出出不来出，急得直转圈圈。最后掀开碗让众人观看，屎壳郎留下的痕迹被他美其名曰“梅花篆字儿”。我们听了，笑得前仰后合，那大概是一年中，和父亲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光了。

贴对联的时候，母亲会把面粉倒入锅中，加水加热打成糨糊。贴之前，她总会反复叮嘱：“清水长流”要贴在水井上，“槽头兴旺”贴在牲口槽边，“五谷丰登”贴在粮囤上，“小心灯火”贴在厨房，“身体健康”贴在床头，“日行千里”贴在车上，“跟共产党走”贴在大门口…… 每个对联都要贴要对地方，可千万别像老马，把“六畜兴旺”贴在床头，现在人都不在了，这事还常被人提起。母亲常说：“看看，不识字、没文化可不行，净闹笑话。你们几个都要好好学，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们。”说到这儿，她赶紧吐吐舌头，自责不该在这大过年的时候说这些，看着母亲滑稽的样子，我们忍不住又笑了起来。“跟共产党走”这几个字，一直都是父亲亲手贴，看着他庄重严肃的神情，我知道，这副对联，在他心里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如今，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不再自己写对联，都是买现成的，可每年门口，他还是会贴上自己手写的“跟共产党走”。我问他：“您到底写了多少呀？怎么总也贴不完？” 父亲说：“我写了 50 多张，我都有50多年党龄了，跟着党走了50多年，以后就算我不在了，过年的时候你们也要接着贴。不管是不是党员，都要永远跟党走。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再看看现在，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过年，我们又多了一份使命和传承。

三十儿，“褪皮儿”。在儿时的农村，没有澡堂，整个冬天大家都很少洗澡。孩子们还总爱凑在一起比谁的脖子黑，还把黑脖子戏称为 “马车轴”。可到了三十儿晚上，吃过香喷喷的饺子后，就必须洗头、洗脚。因为初一可是新年新一天的开始，得从头到脚都干干净净。“褪皮儿”，就是把身上的脏污洗去，把旧衣服换下来，迎接崭新的开始。这一晚，母亲会把做好的新鞋分给我们，再把我们偷偷试了多次的新上衣从柜子里拿出来。虽说没有新裤子，但一件新上衣就足够让我们欣喜若狂。不管布料好坏，心灵手巧的母亲总能把它做成我们喜欢的样子，款式新颖别致，再配上几朵精致的绣花，穿上就舍不得脱下来。可又怕弄脏了，只能小心翼翼地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摸着枕边的新鞋和新衣裳，满心只盼着天快点亮，好让小伙伴们都瞧瞧我的漂亮新衣服。

拜年，是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儿。天还没亮，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就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穿上新衣新鞋，也不管鞋子是大是小，能把脚塞进去就行，根本影响不了我兴奋的心情。匆匆洗把脸，姐妹五人先给爷爷奶奶的遗像磕头，再分别给父母磕头拜年。那时候，父母没有红包，可我们觉得给父母磕头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奶奶在世的时候，父母也会跪下给奶奶拜年。然后，我们就时不时打开门，望着黑漆漆的天空，焦急地盼着天亮。天刚蒙蒙亮，大娘和婶婶家的姐姐们就跑来喊我们一起去给街坊邻居拜年。

走在街上，家家门口贴着红红的春联，院子里散落着红红的鞭炮纸屑，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的火药味，一下子就让人兴奋起来。大街小巷，拜年的人成群结队，一张张充满童真的笑脸，可爱又纯真。遇上和我同龄的叔叔们，他们总爱逗我：“给叔磕个头吧？” 我就回他们一句：“你头发还不白，不给你磕头，等你头发、胡子全白了，我再给你磕。”这话一出口，总能惹得众人哈哈大笑，他们便推推搡搡地从我们身边走过，留下一片嬉笑打闹声。

去别人家拜年，那可是真真切切地趴在地上磕头，都是叔婶、大爷大娘、爷爷奶奶、老爷老奶辈儿的。不管同姓还是不同姓，只要去拜年，都会边喊（按照辈分，喊出称呼）边磕头。因为每到一家，人家多少都会给我们抓点零食，几个花生、几个红枣、一把玉米花、一个核桃…… 小小的口袋，跑半条街就装满了。我们就赶紧跑回家，把零食掏出来藏好，也顾不上被新鞋箍得生疼的双脚，又一蹦一跳地跑去追大部队。去给人家磕头拜年，他们有的宠溺地、有的不太热情地递给我们每人几个吃的，我们才不在乎呢，只要口袋能鼓起来就行。大过年的，头都磕了，总得给点儿不是？那时核桃很少见，谁家要是给核桃，我们转一圈回来还会跑去再磕一次头，再满心欢喜地领点儿吃的。小时候的拜年，就单纯为了那点儿零食，却能让我们那么开心、那么快乐，那么难以忘怀。

现在回老家过年，宽阔整洁的街上，拜年的人寥寥无几，同一个村的人甚至相望不相识。哥哥说，拜年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一个家族的凝聚力，是搭建人与人亲密关系的桥梁。要是大家都互不来往，亲情也会渐渐淡漠。每年过年，哥嫂都会带着家中老老少少四十多口人，去给同姓的长辈拜年，去给异姓的邻里拜年。一句“新年好”，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亲切无比，大家握手寒暄，互相打听着“这是谁家小子，这是谁家闺女”…… 自此相识，不再陌生。看着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却还领着一群孩子疯跑的闺女，看着在烟花面前兴奋欢呼的孩子们，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给他们一份可以炫耀的青春，一份可以难忘的童趣，一份甜甜的回忆，这样想来，我过不过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作者简介：董亚芬，延津县僧固乡人，文学爱好者，延津化肥厂销售科员工，有多篇作品发于网络，如散文《我大爷——真大爷！》《又是麦黄时》《下辈子再不遇见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