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越接近皇帝，即意味着越接近于荣华富贵。但要接近皇帝又谈何容易，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在明清两代，自宫者屡见不鲜，他们之所以如此，即是为了进入皇宫当宦官。

这种现象并不是零星出现，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化十五年二月，两千名自宫者涌向礼部请求入宫；天启元年，更有两万名自宫者在礼部喧哗，要求进宫为宦官。

但一个人要下自宫的决心谈何容易，这对身体和意志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古人也说：今使人断一指以易王侯，虽有悍者不愿为之吗，而彼奴则为之。其求太监能忍若此，则其谋富贵何所不为。

最后一句话“则谋富贵何所不为”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一个人为了谋求富贵，竟然可以自宫；第二，自宫者如果如愿当上了宦官，他在捞钱上也是不择手段的。

太监的恶行，在历史有太多的记载，我也就用不着在此复述。这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可以连自己都可以阉割的人，在收割别人的时候，当然更不会手软。

太监做事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让皇帝满意，以全天下数万万民众而侍奉一人；太监做事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皇帝的话是毋庸置疑的，以皇帝的对错定义天下人的对错。

皇宫是世界最变态的地方，这里面只有一个男人，和上万的女人，以及上万不男不女的宦官。但整个国家都在这种变态格局下运行。在明代，皇帝最信任的就是太监，无论是军队、财政、还是政治，权力都掌握在太监手里。因为太监上没有子女，没有强大的背景，他们是皇帝最忠实的奴才。甚至明朝灭亡之时，唯一陪在末代皇帝身边的只是一名太监。

如果说生理上的阉割已是如此的恐怖，那精神上的阉割又何尝不是如此！

乾隆六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旗人张广泗在给乾隆上疏的时候上书时自称为“臣”，乾隆对于此称谓极为重视，就下旨说：张广泗所请之事为私事，应该自称奴才，不应该称臣。

原来，在清朝统治之下，旗人在私下场合是可以自称为“奴才”，在处理公事的时候就应当自称为“臣”。而如果是汉族的官员，无论什么场合都只能自称“臣”。也就是说，“奴才”这个称呼是皇帝给旗人的一个特权。这就是所谓的：欲称奴才而不得。

鲁迅在《灯下漫笔》说：

那些可以自称为“奴才”的旗人，则是自鸣得意，因为他们是皇帝家奴，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种特权，是一种无上的荣耀。而这种奴化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甚至即便是统治者自身都无法避免。不然，慈禧太后也不会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而这种奴才化的思维，其本质就是人格太监化，进行自我精神阉割，夹着尾巴做人，卑躬屈膝，趋炎附势，为腐败提供了无尽的养分。

他们为何愿意自我精神阉割？这与宦官们的肉体阉割其实一个道理，因为这种阉割可以带来无尽的荣华富贵，可以人上为人，成一人之奴，而奴天下人，这账他们会算。因为他们之所以如此自我精神阉割，为的就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贪腐也成了必然之举。

明朝最终的灭亡，究其根本原因，不在李自成，不在努尔哈赤，而在自身的腐败。朱元璋算是反贪最狠的人了，动辄杀几万人，但腐败很快就死灰复燃，究其根本，奴化思想不出，等级制度尚存，腐败是去不掉的。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主子，有了主子，就有一批围着主子转的人，他们或阉割了身体，或阉割了精神。而更让人唏嘘的是，这种阉割是自愿的，是前赴后继的。

最后，用鲁迅的话结束：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