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9日，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共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33名中央委员。当时，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有94名，规定采用差额选举制，得票多者当选。

出席“七大”的代表总共有755名，代表全国121万党员，年龄最大的70多岁，年龄最小的才20岁。

“七大”是党的历史上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次会议，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全面走向成熟。

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正式拉开工农武装割据序幕到这次1945年的“七大”，毛主席的为人处事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早年的毛主席卓尔不群，慷慨激昂，意见常常与大多数同志相左，虽然后来总是发现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但这样的性格也让他经历了许多坎坷。

从1935年1月之后的遵义会议开始，毛主席的胸襟越来越宽广，开始更加积极地团结大多数同志一起把事情做好。

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之前，毛主席特地为之前曾经在党的大政方针问题上与自己发生过重大冲突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二人讲了好话，最终二人均当选中央委员。

在第一天的选举中，候选人王稼祥得了204票，没有过半数，所以落选了中央委员。

其实王稼祥落选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虽然从1938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长期被伤病困扰，并没有能够做出多少成绩，而且1944年因为旧伤复发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工作。

对于王稼祥本人而言，他并没有因为落选中央委员感到什么不快或者遗憾，因为中央委员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头衔，这个岗位本就是要更多地为党和人民做工作的，他自觉不能胜任。

很快，毛主席知道了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的消息，作为长期和王稼祥共事的同志，他觉得应该是自己为王稼祥说些公道话的时候了。

6月10日，毛主席在“七大”全体代表大会上讲话，重点提到了王稼祥历史上在党的几次紧要关头发挥的关键作用。

“七大”会场

王稼祥虽然在苏联长期留学，喝过洋墨水，但他来到中央苏区的时间很早，1931年4月第一次反“围剿”之后就出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这时，王稼祥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到苏区的“钦差大臣”，对中央苏区的各种政策，包括军事政策有重要的发言权。

他来到中央苏区的时候，苏区的领导人们围绕毛主席的反“围剿”斗争策略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当时主要有两种策略，一种是“削萝卜”策略，就是绕着敌人兜圈子，遇到强敌不打，遇到弱敌打一下。

毛主席则主张积极作战，带红军的主力钻到敌人队形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这种作战方式在寻常人看来有点危险，因为红军好像是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弄不好容易被敌人四面包抄。

因此，反对毛主席的人认为这种办法是在“钻牛角尖”，是行不通的。但王稼祥和任弼时等“钦差大臣”在认真了解了毛主席的作战策略后选择了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

王稼祥年轻有为，人才难得

王稼祥等中央代表的支持帮助毛主席迅速统一了高层思想，是红军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连续取得大胜的重要保障。

这是王稼祥在关键时刻第一次支持毛主席。

作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稼祥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长期身先士卒，在一线指挥战斗，1933年4月，他在乐安前线被敌人轰炸机的炸弹击中负重伤，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这次伤病给他造成了困扰终身的后遗症。

虽然在军委卫生组的全力抢救下保住了王稼祥的生命，但后来几年里他的伤势一直时好时坏，需要不断地手术打开腹腔排脓。

1937年王稼祥到苏联治病，苏联医生发现他的腹腔里面已再次化脓，且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污物，不禁感叹他在过去4年里能够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1934年10月，由于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虽然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自己也损失过半，中国革命的前途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抵达陕北初期的毛主席

在长征路上人人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王稼祥伤病复发，只能让人抬在担架上转移，那时候毛主席因为患了疟疾，开始一段时间也是被担架抬着走的，所以两人和受伤的张闻天短暂同行。

在宿营地休息时，毛主席与王稼样、张闻天一起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探讨如何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扭转长征初期因李德、博古错误指挥而造成的被动局面。

毛主席的高明见解，让王稼祥和张闻天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让“老毛”站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有希望。

1934年12月，在乌江边的一片桔子林里，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红军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地方？

张闻天默然许久，随后说：老毛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更有办法，我们已经无法领导了，必须让老毛来指挥。

这个论断经过王稼祥传递给彭德怀、刘伯承、左权、耿飚等人，在红军将领中一下子全部传开了，并立即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为一个月之后的遵义会议建立了强大的“民意基础”。

张闻天是红军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

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而王稼祥则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军革委副主席，二人的意见在决策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支持并拥护会议确立的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这是王稼祥在关键时刻第二次支持毛主席。

这件事让毛主席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1937年12月，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史称“十二月会议”。

毛主席这样概括说：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就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这张照片上王稼祥占据C位

当时，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抗日战争的主导权、八路军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

王明的结论与前不久在洛川会议上毛主席确定的“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领导层中间再一次发生了不小的争论。

但因为王明身上的苏联背景和共产国际背景，使得毛主席无法态度明确地反驳他的意见，也使得一部分同志很受他的想法影响。

这一倾向十分危险，如果让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权，党和红军可能会走向自我边缘化的绝路，甚至向国民党投降缴械。

万幸的是，王明回国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由王稼祥接任，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并在9月14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上王稼祥带来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王稼祥（右）与毛主席参加抗大开班仪式

王稼祥的表态，使得毛主席为首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的正确意见压倒了王明的意见，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可以说，如果没有王稼祥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指示，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依然很难解决党内在抗日战略上的分歧。

这是王稼祥在关键时刻第三次支持毛主席。

可以说，在党领导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中有过许多次危急时刻，在这些紧要关头走错一步就可能万劫不复。

但幸运的是毛主席每一次都得到了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也包括王稼祥的多次仗义执言、无私臂助。

这次毛主席罕见地为王稼祥出面“拉票”，使得王稼祥在随后的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中顺利当选为候补委员。

无私无我

当然，这绝非因为毛主席和王稼祥的私交有多深厚，或者过去曾经多次“有恩”于自己。

其实从王稼祥本人的情况而言，他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而且很多时候也犯过比较严重的错误，但毛主席坚信王稼祥是能够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是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