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12月26日，是中国农历巳年的十一月十九，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

当年的韶山冲还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曾当过兵，识字不多，但由于精明能干，克勤克俭，亦农亦商，终于成为一个在乡间有资格发行小额钱票的“小财东”。由于在一次打官司中败诉，毛顺生愿意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也可以帮他记账。所以，毛泽东8岁时就被送进了附近的私塾。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时说：

“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对于在私塾里的学习经历，毛主席后来形象地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他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哲学问题时说：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他认为在私塾里读国学经典对他的最大益处，是让他识字。

事实上，从毛主席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远不只是起到识字的作用，这些书对幼年的毛泽东来说也许很枯燥，但由于熟读熟记，所以在以后用起来就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了。这显然有助于他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古为今用”。

由于“四书五经”比较艰深，成年人理解起来也比较吃力，更别说刚入学的孩童了。于是，在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儿童启蒙用书——“蒙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

据记载，毛泽东在初入私塾时，先读的就是这类“蒙学”教材。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传达的自然观、伦理观、道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识字、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幼年时读过的“蒙学”，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毛主席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中的“泥丸”出现在毛主席的七律《长征》诗中：“乌蒙磅礴走泥丸。”而“吴刚伐月中之桂”的神话典故，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对《增广贤文》毛主席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毛主席的文章著述，或常出现于他的口头谈话中。

总之，毛主席对“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读枯燥难懂的儒家经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这六年，使他学会了阅读、写文章，给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1911年，毛泽东“立志出乡关”，到湖南省的大都会长沙“见世面，经风雨”。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后，于1913年春，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在一师刻苦求学，直到1918年夏季毕业。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中国古典经籍，即在潜心研究“国学”。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当然，从毛泽东自身来说，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此时也便于钻研。

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吸引去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古老的国学，仍认为要“略通国学大要”。

1917年8月23日，在致老师兼挚友黎锦熙先生的一封长信中，毛泽东说：

“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便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

显然，在青年毛泽东的眼里，“西学”和“国学”是同等重要的，但国学应为基础。

其实，在毛泽东求学的那个时代，并非西方学说和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国学在经历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在清末民初，便有复兴之势，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此时年方十四岁的毛泽东，还未走出韶山，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创办了《国粹学报》，在其二十七期，邓实发表了《国学精论》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刊印以后，一纸风行海内外，成为广大莘莘学子的必读之书。因此，国学又被称为“国故”“国粹”“国故学”，西方学者则称之为“汉学”。

在如此浓厚的研究国学的氛围中，毛泽东下定“略通国学大要”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了。

虽然青年毛泽东主张“略通国学大要”，但他对国学中所包含的糟粕是他有着清醒认识，并深恶痛绝的。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主张大力“推陷廓清”，这其实是当毛主席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主张对包括国学在内容的旧思想、旧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地继承”的思想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