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句题外话，这段时间，其实头条给的流量还不错，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我应该紧抓时事写几篇爆款，赚他一笔，而且我也自认为即便是分析热点也有些自己的思考，不完全是水文，但是内心中还是抑制不住想与大家分享一些规律性东西的冲动，因为我觉得大家花时间看我的东西，至少应该对大家理解世界有哪怕一点点的帮助，以后时事类如果有非常好的点子也会写，但接下来几篇的重点是我国古代经济学名著《盐铁论》。
《盐铁论》篇幅太长，不可能一篇文章讲清楚，所以得出一个专题，为什么要花如此多的笔墨去写《盐铁论》，因为从它身上大家几乎可以看到当前全部经济问题的影子，比如说阿根廷总统米莱的改革呀，比如说国内一些学者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劣的争论呀。
《盐铁论》主要讨论的是经济问题，但是通读全篇后我们又会发现它还囊括了社会治理模式，道德与利益间的取舍，甚至战争与和平等话题，某种意义上说，《盐铁论》是关于汉昭帝以前所有社会问题的大讨论。
就阅读体验来说，《盐铁论》读起来并不枯燥，因为它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的，但也正是因为此，人们在读它时不容易抓住重点，看不懂辩论的双方真正要达到什么目的。
《盐铁论》不容易被读懂的另一个原因辩论的双方都在搞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话方式，既把自己的主张披上道德的外衣，嘴上全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我们今天为《盐铁论》做一个开篇，试着剥去那些华丽辞职，为大家呈现辩论双方的真实目的。
《盐铁论》的第一篇，让我们开始吧。
背景首先还是得介绍一下故事背景，《盐铁论》成书于汉宣帝时期，作者叫桓宽，是一名郎官。
某种意义上讲，《盐铁论》是一篇经过加工修饰的会议纪要，其要记载的会议就是汉昭帝六年由大司马霍光主持召开的“盐铁会议”。
这次“会议”可不得了，当时汉帝国的实际最高权力者大司马霍光几乎是把朝堂和民间所有“能人”都给找来了，虽然以盐铁问题为引，但是参与者几乎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都讨论了一遍，会议过程整整持续了小半年，讨论过程那是相当的激烈。
最后讨论竟然出现了某种失控的倾向，这让会议的发起者大司马霍光不得不叫停了讨论。
“盐铁会议”为什么一定要召开，这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
汉武帝整整折腾了50年，其在任期间对外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对内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再加上汉武帝晚年也迷上了修宫殿，这些哪一项都离不开钱。
为了支撑庞大的政府开支，武帝一朝可谓把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搞钱手段全都用上了，在这一套搞钱组合拳的作用下，上到刘姓诸侯王，中到全国范围内的商贾，下到平民百姓，都被搜刮的死去活来。
汉武帝晚年以罪己诏的方式宣布不再大规模对外用兵了，算是跟自己的过去挥手告别，但是这份《轮胎罪己诏》发布没有2年，汉武帝本人也撒手人寰了，留一个民生凋敝的天下给小皇帝刘弗陵和以霍光为首的五位辅政大臣。
面对已经近乎崩溃的民间经济，从庙堂到民间，整个社会上重新回到文帝景帝时期修养生息的国策的声音很大，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武帝虽然在死前亲自宣布不再对外大规模用兵，但是为了适应他大规模对外用兵而设立的那些搞钱机构依旧在运转，如今既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恢复经济，那么这些机构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就是一个急需讨论的问题，基于此，霍光决定召开这次盐铁会议。
当然，这里面霍光是有私心的，这个咱们接下来细讲，这里不展开。
聪明人的对决来看看盐铁会议的双方“辩手”吧。
其中一方是在朝中位高权重的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在武帝朝可是辅助武帝制定一系列经济的第一人，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武帝的“首席财务官”，武帝一朝那琳琅满目的搞钱手段有一大半都出自桑弘羊之手。
桑弘羊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武帝一朝如此之大的开销，桑弘羊竟然真在没引发大规模起义的情况下给搞定了。
也正是因为能力出众，桑弘羊与霍光一样都被武帝列为小皇帝的辅政大臣。
有一点值得注意，桑弘羊与霍光不是同一派系，所以二者在权力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它直接影响了后续讨论的进程。
辩论的另一派被称为“贤良文学”，但严格意义上讲，“贤良”与“文学”不完全一样。
“贤良”选仕自汉文帝时期就有，由地方指派所谓“品德高尚”的人来到中央做候补官员。
“品德高尚”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没有固定的标准，所有的模糊地带都有权力的运作空间，所以所谓“贤良”大多都是地方有实力家族的子弟。
相比于“贤良”，“文学”的出现较晚，它是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后在宫廷中招募的儒学学生，他们在官办的太学中学习儒家经典，学成后有较大的机会当官。
那么谁又有能力将子弟送到太学去学习儒家经典呢？肯定还是地方上有实力的家族呀。
总之，“贤良”也好，“文学”也罢，都是出自地方有实力的大家族，他们有一个优势就是熟悉儒家经典。
好，以上就是盐铁会议的双方辩手，现在，双方要开始辩论了。
不说人话盐铁会议要讨论的主题在经济领域，但是讨论之初，谁也没有提经济这个问题，而是不约而同地去抢占舆论制高点。
先占领道德高地是中国辩论活动中的惯例，如果道德高地丢了，后面的辩论也基本不用进行了。
“贤良、文学”首先发言：说国家应该以爱民为本，不可与民争利。
儒家已经被汉武帝拔高到一种近似于国教的地位，虽然汉武帝的本意是让儒家变成他的统治工具，但他没想到的是，儒家这面大旗既然已经树起来了，它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就不是汉武帝本人能够控制得了的了。
御史大夫桑弘羊给出回应：匈奴屡次犯边，劫掠边境，屠杀边民，朝廷为了保护边境人民，需要组建军队打击匈奴，打仗需要用钱，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能赚钱，所以很有必要存在。
“贤良文学”们与桑弘羊都说自己干的事是为了国家和百姓，这一轮关于道德制高点的争论，双方不分上下。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当时的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两项经济政策。
盐铁专卖好理解，汉武帝时期开始，盐、铁、酒三种生活必要品由国家专营，其他人不得进入，“均输平准”稍微复杂些，武帝时期，朝廷设立均输官，游走于全国各地，在商品价格低时买入商品，价格高时卖出商品，如此不但能帮助国家赚钱，还能起到平抑物价，防止物价过份波动的作用，当然，这些作用只是理论上成立。
盐铁专卖与均输平准都是帮助国家赚钱的，“贤良文学”以这两项经济政策与民争利为由提出反对，而桑弘羊则以这两项政策能增加国家收入，并能起到保护百姓的作用为理由，为这两项政策辩护。
双方嘴上说的都是“百姓”，内心里打的都是自己的小算盘。
这是中国古代辩论的基本套路，第一轮未分胜负那就进入下一轮：
桑弘羊不是提出打仗了嘛，“贤良文学”们马上发难，说孔子等先贤们认为立国得靠德，不能靠武力，所以不能总是打仗。
桑弘羊则列举出了周武王以及汉高祖刘邦这样的“有德之人”也打仗，并说他们打仗并非争勇斗狠，而是要保境安民。
其实在打仗这个问题上，“贤良文学”们说的就很不在点上，匈奴都过来打你了，你去用道德感化他们？
其实如果要从打仗这个角度去瓦解桑弘羊的理论是很好找理由的，匈奴已经远遁漠北了，漠北远征消耗太大且收效甚微，所以这样的远征不能总搞，这是个十分现实的理由，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理由远比什么“以德服人”要充分一万倍，但是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环境下就是不能这样说，因为儒家讲究的是重义轻利，你从利益角度去分析一个问题，你在格局上就输了。
“以德服人”是“义”，“成本太高”是“利”，所以“以德服人”这个观点尽管很蠢，但是以儒家正统自居的“贤良文学”们也得选“以德服人”。
是不是有点明白当时时代背景下讨论问题时的习惯了，简单说，就是一定要在所谓“根本”问题上做文章，就算你内心要讨论的不是这些“根本”问题，也得把你想讨论的问题往“根本”问题上靠。
在以上两轮交锋后，“贤良文学”们终于图穷匕见，开始和桑弘羊认真讨论经济问题了。
因为“贤良文学”一开始就打出了儒家这面大旗，在之后的讨论中，他们还是得从“根本”问题入手。
但随着话题的展开，一个无比诡异的情况出现了：支持市场经济的一方在反对商业，而支持计划经济的一方却在拼命为商业辩护。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让我们接着看。
本末之争先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盐铁会议双方的利益述求，盐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这两项带有计划经济性质的政策是否还要继续，桑弘羊是正方，认为这两项政策有利于国家，应该继续，而“贤良文学”是反方，其认为这两项政策是与民争利，应该放给民间。
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这两项经济政策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性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桑弘羊支持的是计划经济，而主张将这两项政策放给民间的“贤良文学”们好似是在支持市场经济。
商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载体，但接下来，充满了撕裂感的一幕出现了，“贤良文学”们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反对”商业。
在终于将话题引入到经济领域后，“贤良文学”们依旧是施展自己的“传统手艺”，得先抢占舆论制高点：国民经济活动中，谁是“本”，而谁，又是“末”？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用讨论，从汉帝国建立之初就继承了秦帝国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汉高祖刘邦时规定商人不得乘车，不能穿丝绸做的衣服。
“贤良文学”们为什么要从农业和商业哪个是“本”，哪个是“末”，这个看起来根本就不是问题的问题与桑弘羊展开讨论呢？
因为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一个逻辑漏洞：既国家主导的商业算不算商业？
桑弘羊主持的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两项政策目的都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是为国家赚钱的。
但“贤良文学”们就是要玩一下这个文字游戏，为国家赚钱的商业是不是也是商业？如果是，那么他的重要性是不是要弱于“农”？
这个问题十分不好回答，如果桑弘羊是一个诡辩的高手，他此时应该做的就是来一出“白马非马”氏的诡辩，证明国家主导的商业不能算商业，无论有没有道理，至少能保证道德制高点不丢。
但桑弘羊没有这样做，他的做法是从实际出发，向“贤良文学”们证明商业有多少好处，为百姓带来了多少方便，为国家带来了多少财政收入。
玩儒家那一套毕竟不是桑弘羊的主业，他和汉武帝一样本质上都是法家，“贤良文学”们说的十句话有九句半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忧国忧民，只有半句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桑弘羊虽然也知道为自己的理论找一个高大上的理由，但是毕竟不能把儒家理论应用的如天天研究这些事的“贤良文学”们得心应手，这也是当辩论进入到经济领域后，桑弘羊开始落入下风的原因。
各自的算盘其实从“贤良文学”们抛出农和商谁是主，谁是末，而桑弘羊没能绕开这里面的逻辑陷阱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落入下风了。
“贤良文学”们的文字游戏背后是这样的逻辑：既然你桑弘羊承认了官方主持的商业也是商业，那么你就无法否认它的重要性不如农业。
只要确定了这些官方主持的商业重要性不如农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这些行业伤害农业本身为由，让桑弘羊放弃这些行业。
国家主持的这些商业天生就有计划经济属性，“贤良文学”们主张国家放弃这些行业，那么等于说要让这些行业回归市场。
所以说，支持市场经济的“贤良文学”群体并不是真的反对商业本身，他们反对的只是桑弘羊等人主导的国家经营的商业。
“贤良文学”们这一出逻辑迂回战可谓打得相当漂亮，仓促迎战的桑弘羊确实被打了措手不及。
还记得“贤良文学”们的身份吗？都是有资源，有实力的地方家族。
如果真如“贤良文学”们所期待的那样，桑弘羊等人放弃“与民争利”，让这些行业彻底回归市场，这些行业真的能让天下百姓都受益吗？
看似是在“为民请命”的“贤良文学”们是否真的是在为百姓着想呢？或者说在“贤良、文学”们语境中到底哪些人才有资格被算作“民”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贤良文学”们打死也不会说，但是所有人又都心知肚明。
不得不说，“贤良文学”们从商业与农业的本末之辩这个角度发难的确刁钻，这是桑弘羊没有想到的。
但桑弘羊毕竟是从武帝时期就在朝中摸爬滚打的老臣，他虽然在舆论语境上落了下风，但是很快就稳住了阵脚，一方面他继续跟“贤良文学”们讲道理，说商业虽然是末业但是也有存在的必要，它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
桑弘羊其实也在给“贤良文学”们挖坑，他期待“贤良文学”们顺着他的思路走，说商业活动造成社会不稳，少数商人囤货居奇导致物价飞涨，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如果“贤良文学”们真的这么说，桑弘羊就可以顺势说既然少数商人囤货居奇造成市场混乱，就更应该由国家统一做这件事了。
但很可惜，“贤良文学”们没有按照桑弘羊预想的那样说，他们仍旧围绕着本末之争与桑弘羊打擂台。
眼见这招引蛇出洞不成，桑弘羊决定直奔“贤良文学”们的软肋：你们如此迫切地主张结束盐铁酒等行业的国家专营，真的只是“为民请命”吗？不，你们的动机不纯，你们的私心很重，既然你们自己不想说，那我桑弘羊就帮助你们说。
……
篇幅有限，今天只能给《盐铁论》开个头，下一篇着重讲桑弘羊的反击，阿根廷总统米莱的私有化改革，在桑弘羊反击中可以找到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