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年）无疑是大明王朝的多事之秋。前有英宗皇帝兵败土木堡被俘，后有瓦剌蒙古人围困京师数月。不仅财政支出相当紧张，连人员流动都会被乱局所限制。以至于全国上下皆人心惶惶，许多先前被刻意掩盖的问题纷纷浮出水面。例如在岭南的珠三角地区，就有以黄萧养集团为首的大规模起义。这些叛军的出现绝非一时兴起，背后有相当复杂且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后来的失败同样牵涉甚大，对本地区的历史进程造成数百年影响。

作为古代大一统帝国的天涯海角，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流域始终处于某种尴尬境地。既不能像长江中下游那般大量产粮，又可以为中央财政提供客观的贸易收入，而且是有效管制南方腹地的理想桥头堡。简而言之，就是如同鸡肋般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

明朝建立后，上述情况受朱元璋个人偏好严重的政策影响，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突出。一方面是海禁管制削弱贸易收入，另一方面又为官员、军户和流放人口提供理想的栖身之所。结果自然是人地矛盾陡然上升，大量尚不具备耕作条件的沙田被提早开垦出来，许多经济价值不高的小型矿藏被集中开采。从而引发环境骤变和人口内卷，进一步加剧区域内的螺旋式萧条。但只要没出现重大纰漏，就不会引起京师朝堂的任何侧目。

黄‍懋松

作为典型边缘人口的黄萧养正是成长于这么一个相当特殊的环境。其原名懋松，为佛山地区的编户齐民，因父亲黄大纲佃种地主沙田耕作的沙田产出有限，无力交租税，将他送给南海县紫洞乡庄步村萧姓的农民为养子。从小就被送去别人家寄养。成年后，大悟和尚教他习武、学医。因生于黄家长于萧家，故自取名为黄萧养，以示不忘本。成年后因牵涉进地皮纠纷而伤人入狱，索性加盟水上食盐走私团伙，并且再次因暴力拘捕遭官府羁押。由于早年学过医术，在珠三角一代的走私群体中颇有名气，遂联络监狱内的170名同道中人一起跑路。当时恰逢南方各地兵灾不断，英宗皇帝多次讨伐云南麓川土司，顺带激起不同规模的苗人、瑶人叛乱。以至于珠三角沿线的驻军大量外调，形成相当广袤的防务真空区。

正统十三年（1448年）秋季，黄萧养逃会佛山老家，顺带拉起一支万人规模的起义队伍。有的人本为走私食盐的海盗，也有人是偷偷挖掘金银的矿盗，更有失去土地后四处乞讨的流民，全都是苦于经济盘剥的破产者。由于黄萧养早就名声在外，又在越狱过程中抢到一批水师船只和官军武器，很快就吸引到更多人来慕名投奔。他们继续组织队伍训练，同时赶制更多船只、武器，经过长达半年多准备，终于决定向省城广州发起全面进攻。

正统十四年（1449年）8月，起义军分乘300艘大小船只出动。由于准备充分且熟悉本地情况，很快就将兵力薄弱的明朝官军击败。甚至打造攻城车和云梯，对企图依托各城据守官军实施逐个击破。黄萧养还不忘沿途招揽更多人加盟，最后成功将部下规模扩张至100000左右。

相比之下，明朝官军的处境就非常被动。首先是本省军队被派往广西弹压土司叛变，继而是临省机动力量赶往北京勤王，根本没功夫搭理广州危局。只要由世袭安乡伯的张安出面，率领东拼西凑出的5000人前往阻击。他们的舰队拥有200多艘大船，还配有不少火器，至少从账面上看不弱于来自下游的乌合之众。奈何世袭武官往往专业技能不强，还沾染上酗酒等毛病，在具体指挥方面毫无章法。等到双方在戙船澳相遇，早已因宿醉不省人事，稀里糊涂的掉进水里淹死。

不久，都指挥佥事王清率部由茂名赶往广州增援，企图从珠江下游包抄义军船队。岂料才航行至沙角尾，就被投靠黄萧养的渔民欺骗至浅水区搁浅，本人尚未接战就沦为俘虏。随后被押解到广州城下劝降，因指挥守军的千户钱惠不从而遭就地正法。九月十八日遇到义军船300余艘接战，这位总兵官正在“醉卧舟中”，官军却已大败，到了沙角尾，官军溃散，张安溺水死，王清被生俘、“面缚至城外，使呼城中开门”。当时守城的千户钱惠“立城上，戟手骂清又被移他所，呼如前”。钱惠“援弓、射之”。王清结果被杀。原先义军兵器不足，“至是得火枪等器，其势遂大。”好在省城的护墙较为坚固，还有类似于卫城的据点在高处纵览全局，让平日里习惯于水上突袭的义军非常难受。先前被派往广西的官军，已经奉命从前线返回本地应战。但将领徐瑄非常害怕步王清后尘，始终在半路上磨磨蹭蹭，坐看广州继续在围困中饱受煎熬。

广州示意图

另一方面，黄萧养也积极调整策略，在围攻广州的同时准备抢占更多地盘。他还自封东阳王，将属下的头面人物封侯拜相，似有进一步笼络意味。奈何集团成员多来自珠三角沿海，原先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与居住内陆的宗族土豪们缺乏共同语言。加之经常为征粮事宜触动对方利益，就在无形中让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彼时的广州城内同样物资匮乏，真正能参与作战士兵数量有限。多亏城外义军忙着和各类地主武装火拼，才无法将精力集中于攻城本身。

十一月，义军造吕公车、云梯攻城，40余日不解，又分兵“转掠乡村”。广东官吏奏报，北京兵部只好敕调广西、江西官军来援。

广西当局也自顾不暇，只好把以前调援广西的广东军徐瑄部队调回应付，可是这位“懦弱患风难事事”的徐瑄磨磨蹭蹭，行动缓慢，有意避战。只有江西方面调了董兴来，十二月正式任命“都督同知董兴充左副总兵官，调遣江西两广官军往广东剿贼。”

在义军围困下的广州先是缺饷，再是缺粮，跟着柴也缺了。当时广州久被围，官军出战总是败阵，于是“禁民出入，樵采绝，而乡民避贼来者拒不纳，多为贼所苦。”

远在北方的京师同样遭瓦剌蒙古人围困。朝中群臣别无他法，只能匆匆祭出景泰帝来稳住局面，并从外省调集重兵勤王。对于遥远的广州危局则采取缓和态度，率先派升任广州巡抚的杨信民前往诏安。之所以会考虑到这种方法，不仅是因为手中无兵可用，也在于认定黄萧养本人却有归降意愿。而且杨信民早有广东地方经验，在民间积累到一定威望，自然被派去充当救火队员。

杨诚

“杨信民，名诚，以字行，浙江新昌人。乡举入国学。宣德时，除工科给事中。”事实上，杨信民在抵达广州后确有平息叛乱的可能。他在危困之中到任，运用他往日的声望，一改先前的全面对抗态度，施行一套软的手法，怀柔招抚。主动打开城门招揽义军士兵，希望同这些父老乡亲们搞好关系。为此还不惜违背资源管制措施，用府库里的财物赠予对方。最后成功与黄萧养建立对话机制，还保证不会搞秋后算账等龌龊行径。杨信民首先“开城门，发仓廪，刻木契给民出入，避贼者悉收保，民若更生。”另外对黄萧养实行劝降。“多方招抚，降者日至。”派人到黄萧养义军营约期对话，信民轻车出城，“隔濠与语，贼党望见欢曰：果杨公也，争罗拜，有泣下者，贼以大鱼献，信民受之不疑。”

这一手颇能收效，黄萧养也抱过归顺朝廷的幻想，本来是官逼民反，只要有生路就不会冒死犯难，何况围城久攻不下，而同时肇庆方面友军吴长能策应攻肇庆失败，牺牲千多人，黄萧养渔民出身，所部以水军为主，要颠覆明朝争天下是力所不逮的。他被杨信民诱降而动摇是可以理解的。可惜，杨信民​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突然暴死，“萧养且降，而都督董兴大军至。贼忽中变。夜有大星陨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卒。时景泰元年三月乙卯也。军民聚哭，城中皆缟素。贼闻之，亦泣曰：‘杨公死，吾属无归路矣。’”还有很大几率是遭下毒谋害。即将完成的大和解遂无疾而终。

正统十四年（1449年）12月，当杨信民在广州忙于诏安之际，明朝已任命主管京营操练董兴南下。彼时，北京保卫战以瓦剌蒙古人撤退收场，让朝廷腾出手来重拳出击。大批机动部队在江西整装待发，只用4个月不到时间便火速抵达珠三角战场。

相比于此前的几位地方将领，董兴在大规模平叛方面颇有心得，先前刚刚在福建搞定邓茂七义军。现今又如法炮制，准备以精锐的火器部队与骑兵压阵，直接对缺乏陆战经验的黄萧养本部突击。当年4月11日，双方在大洲头遭遇，很快就呈现出一边倒局面。由于长期围困无果，当时的义军内部已心生间隙，基本按原先的小团体分开驻扎。而且即战力多为水贼盗匪，缺乏大规模正面会战经历，故而对突如其来的官军猝不及防。混战中，黄萧养被一发流矢命中落水。虽没有立刻咽气，却被蜂拥而至的官军擒获，押解至北京枭首示众。战争经过见董兴等二次奏报，记述颇详：景泰元年（1450年）五月奏报：“萧养中流矢死，函首诣京师，枭于市，其余伪总兵五府都元帅庆国公曾贡等百余人“俱伏诛。”这是围攻广州义军的失败，但余众在乡间还继续抵抗。六月又奏报，记述更详细：萧养族党屯聚三山及大良堡等处拒守，四月十五，官军进攻三山，义军600余艘接战，官军分兵五哨，旁两哨为左右翼，进抄其后，中三哨直冲贼船，生擒八人，杀溺死者甚众，焚船百余艘，吕公车七辆。十六日至五斗口及北水堡。十八日抵潘村冲鹤金斗。前后遇敌拒战，生擒20余人，斩首300余级，焚船300余艘。

倒是许多地方记载却认定他当场毙命，明显与强调歌功颂德的王朝史官有明显差异。但起义军的崩溃已无可避免，先后被水陆并进的官军屠戮掉10000人主力，余部皆四散而逃。黄萧养的父亲、儿子亦无法幸免，要么被当场阵斩，又或是遭俘虏后处决。

然而，明朝官军的行动不过是刚刚开始。在解除省城广州的围困后，又马不停蹄地杀往佛山等地，誓要将可能参与其中的余党都清除干净。尤其是在临近黄萧养家乡的冲鹤堡、大良堡和三山，依然有数万义军残部及其家眷据守。其中仅在三山一处据点，就有停泊着600多艘大小舰船，背靠营地和攻城车做输死相拼。4月15日，董兴首先拿这里开刀，用数百战舰分5队同步夹击。官军从上游顺流而下，不断释放火器、火船袭击，成功将目标全部焚毁。次日又在冲鹤堡火烧义军船只300艘，将该据点彻底拔除。

最后，轮到地形最利于防守者的大良堡。因其地形倚山濒海，陡峭处还有立栅和烽火台拒守，只能对峙到4月23日才最终下手。最后的义军残部自知没有退路，在激战中表现格外凶狠，一度用雨点般的密集矢石压制住官军气势。甚至搬出缴获来的金属火铳助阵，让水陆两头的官军都叫苦不迭。直至弹药箭矢耗尽，才被身披重甲的明军突入营寨，又经过前后十次反复争夺才败下阵来。许多人因不愿被俘而选择跳水自尽，以至于偌大的据点最后仅30多人遭俘虏。“未几，兴平贼，所过村聚多杀掠。民仰天号曰：‘杨公在，岂使吾曹至是！’”

即便如此，仍旧有首领黄公庞等人突围成功，向南逃往瑶人聚居区躲避。后来还重高举起义旗，与官军周旋17年才被平息。可见这次起义的规模之大、影响力之深远，足以冠绝明朝的整个岭南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福建的邓茂七起义促成英宗允许用白银流通，这场珠三角的黄萧养起义同样有起到正面效果。由于沿海盐场瘫痪和大批编户齐民流亡，明朝只能稍稍降低对岭南地区的经济索取，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铁面无情。一些人稍后返回故地耕作，亦没有被新到任的县官多加刁难。同时，地方当局为平抑财政亏空，开始对海禁政策产生质疑。因而在数十年后率先搞局部解禁，重新对广大南洋地区敞开贸易之门。

更为讽刺的是，由于明军在镇压起义时的血腥屠戮，原先据有珠三角水域的本地海贼的确人口凋零。但空缺很快被来自潮汕和闽南的其他同行占据，反而将南海之滨的走私贸易做大做强。在黄萧养死后不到百年时间里，他曾经奋战过的地方已遍布香山贼与漳州巨盗，还吸引来林凤、林道乾等享有海外声誉的国际集团。这不得不说是对明朝国策的一种深刻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