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公社招人修水利，于是我跟父母便去大队报名了，等到了地方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是来修水库的，当时没有大车也没有挖机，全靠人力挖，每天都需要挑100担泥土，虽然很累，但大家都很开心，甚至到任务结束都不愿意走。

非常的高兴，在我五岁的时候，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当时举国欢庆，人们都非常高兴。

50年代后，开始施行公社，然后就有了生产队，父母因此也跟大家一样，加入生产队中挣工分，当时工分就是钱，可以换来粮食。

乡下的生活基本每天都一样，除了节日需要祭祖外，其他时候都在耕田种地，全国焕发着生机，大家都在努力干活，期待着以后的好日子。

当时物资匮乏，什么东西不是需要工分，就是需要票才能换，因此家中连一块好布都没有，连上厕所都得用破抹布，并且还是共用的，每次用完就得洗。

家里很穷，父母就生了我一个，爷爷中年时去参军了，接着就再也没回来了，当时奶奶非常伤心，在将父亲养大后，也抑郁而终，之后父亲自力更生，住在空荡的房子内，每天下地干活。

后来在村民的介绍下，娶了同村一个姑娘，之后便有了我，我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不少负担，母亲一段时间不能下地干活，家里又有三张嘴要吃饭，父亲因此累得不行。

好在有惊无险，虽然天天喝稀饭，但也将我养大，长大后，我念完了初中便没有再上学了，而是在生产队帮父亲一起干活。

1962年，我刚好成年的那一年，公社发出了通告，说是要招一批人去修水利，没有工资，但管饱。

一些家里还算过得去的，听到没有工资，便打了退堂鼓，而一些连吃不饱饭的村民则没有讲究这么多，直接去报名了，我和父母也在其中，反正觉得乡下也没有亲人了。

拖家带口的，着实吓着了登记员，不过我恰好成年，倒也合规矩，于是我们就成为了行军的一员。

出发当天，我们头一次坐上了火车，不过是那种闷罐车，当时人挤人的坐在一起，大家都很期待，将这次任务当成了一次旅行。

许多第一次坐火车的人感觉到了不适，在车上口吐芬芳，幸好一旁准备好了桶，想来就是应付这个问题的。

最终辗转多次，我来到了一个山沟沟的地方，还未到，就听到了远处传来叮叮当当热火朝天的声音，翻过一座山后，密密麻麻全是人，都在井然有序的干活。

怀着震撼的心情，我们一家来到了住宿区先安顿好住处，这里都是一些简易的房屋，不能说是房屋，更像是宿舍，住的地方有了，很快就来人给我们分配了工作，母亲被安排去了后勤，负责洗衣物和做饭这些，而我和父亲则是被带到了施工区，这边一排人，全在铲土。

我被安排去了铲土，而父亲则是要去挑担子，每铲满两斗就需要挑到指定的地点，远处还有一排炉子，好像是在烧红砖。

来到已经是中午，因此我们先吃了一顿饭，这里粮食很充足，并且不用钱，我们大队来的人，全都放开了吃，我也好久没有这么过瘾的吃饭了，往常都是喝稀饭，这里则是馒头、米饭和各种蔬菜，虽然肉还是比较少，但吃饱的感觉可不一样

吃完饭后休息了一会，接着开工的铃声就响起了，这里的铃声是一个人拿着榔头在敲一个金属罩子，发出当当当的声音。

大队长告诉我们，来到这里也是有工分的，每天十工分，大概换算过来是4毛钱左右，等这次项目结束后，可以回村里大队领取，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十分惊喜，原本想着管饭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还可以挣工分。

下午开始干活，大家铆足了劲，热火朝天的干，周边还有广播传来军歌，领导考虑得真周到。

在劳动中，太阳渐渐落山，虽然身上已经湿透，但心情依旧亢奋，“当当当…”下午劳动的时间已经结束，大家扛着工具有说有笑的一起返回营地，在这里我认识了许多五湖四海来的民工，有些跟我们一样是跟随大队来的，有的则是民兵。

晚饭结束后，看着大家搬着小凳子都往空地上聚集，我感到好奇，一问之下才知道，晚上并不用劳动，并且还有娱乐节目，一般都会放电影，或是宣传队表演节目。

兴奋的我赶紧拉着父母一起去瞧瞧，等所有人都集合得差不多时，几个领导干部走上台，对大家表示了慰问，并且称赞了个别队伍出色的工作表现，接着寒暄了几句后，就拉开了幕布，开始给我们放黑白电影看。

这里的生活简直比起村里好太多了，虽然村里过节，大队偶尔也会请人来放，但一年下来手指也数得过来，相较于这里，有吃有睡，干完活后还有娱乐节目消遣，简直是梦寐以求的生活。

就这样，我们一家子不知不觉，已经在工地上劳动三年了，我也到了21岁，期间还和后勤部一个姑娘好了，周边人都起哄，让我们在营地结婚，而领导在看到大家这么热情后，也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晚上的时候举行了联欢晚会，也就是相亲大会，营地里还有很多单身男女，这些人都有机会参加，如果真的喜欢，上面也不建议将他们凑合在一起，这样也能增加营地的幸福度。

很快，我和后勤的小月便被大家推上了舞台，最后在营地举办了一次简单的婚礼仪式，小月的父母也在营地，他们对此也很开心，可惜的是，我们双方的家乡离得比较远。

一眨眼，又过了两年，我们来到工地已经五年了，这天，领导在台上宣布，我们的工作已经到了尾声，感谢大家的努力付出，接着告诉大家，各队长会安排大家陆续回家，当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时，有人欢喜有人忧，一些离家几年的民工终于可以回家了，而像我们这种一家子都来的，则不舍这里的生活，因为实在比家乡好太多了，可无奈我们只能服从命令。

两个月后，也轮到了我们队出发了，小月也跟着我一起走，在和朋友们告别后，我们再次坐上了闷罐车。

回到家乡，乡亲们都好奇的问我们，修水库的工作怎么样，辛不辛苦什么的，我们也没隐瞒，将事情说了出来，这下大家都后悔了，当初怎么没有一起去。

第二天，我和父母便去了大队领工分，五年下来赚了不少钱，最终我们一家人决定，用这笔钱，到镇上去租个店铺卖包子，母亲和小月在营地学了不少手艺，光是包子都包了不下上万个。

1970年，我们在镇上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位置，开始支摊，母亲和小月负责做包子，我和父亲负责卖，为了多拉一些客户，我还负责跑腿，去给人送上门。

开了一段时间后，生意异常的好，我们定价便宜，并且馅也足，主打的就是薄利多销，虽然每天累死累活的，但一个月下来的收入，也比在生产队赚得多。

生活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90年代，我们的包子铺也成了老字号，熟客都习惯买我们家包子，而当初的包子铺也被我们盘了下来，再也不需要租。

如今孩子们都到城市里去生活了，而我和老伴依旧在巷子中卖包子，再做两年，我和老伴便决定退休了，到城里去帮孩子带孙子，如今生活虽然算不上富裕，但省着点，过得也算如意，只要不生大病，一家人依旧很幸福。

编辑：82年的南瓜

本故事纯属虚构，为了提升观感，图片仅供参考，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理性阅读